倏忽又到周四，公號要更新了。
本想接上周話題，來聊聊商鞅變法，尤其是那本奇葩的《商君書》。但這一周「貴體」一直有恙，咳嗽，無力，像是發燒但又體溫正常。用我的話說，已處於「臨界狀態」——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再發展一步就要成「敵我矛盾」了。所以還是算了，留待以後，狀態好了，興致高的時候再說。
只要醒著，就會找些東西來看，有些看過就過了，有些會轉發到朋友圈裡。有的僅僅是轉發，有的則會加些評語。有時發好，意猶未盡，就再寫一點，然後就放到一個統一文稿裡——微信集。前幾天看了一下，這個微信集居然有23萬字了。乾脆，就偷個懶，摘幾段平時滴裡搭拉寫的東西吧。
1】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期間，有記者問朱老總：「對孫立人將軍怎麼看」。
當時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國共和談一旦破裂，共產黨必敗無疑，所以有些問題是帶有明顯的挑釁性和示威性的，把孫立人抬出來也有這目的，因為當時孫立人的新一軍正在東北戰場上高歌猛進。
朱老總淡然一笑：孫立人將軍確實打得好，不過那是在緬甸，一個封閉的環境裡，比較簡單，又有美國人支持，但在國內複雜的環境中就不一定嘍。
朱老總這話其實適合所有的國軍名將，打簡單的仗還行，遇到複雜的戰場形勢，就兩回事了。原因何在？
在他們一直是在簡單的戰場上作戰，包括抗戰時期的「22次大會戰」，全是一個模式～日軍進攻，國軍守；即使像崑崙關戰役，日軍守，國軍攻的戰役，都極少。而反觀共軍，不僅在土地革命戰爭期間，需要在極其艱難條件和複雜環境下絞盡腦汁，去尋找勝機。抗戰期間更是如此，雖然受自身條件限制，無法進行大的戰役，但大大小小戰鬥超過一萬次，戰鬥的條件、敵我雙方的形勢、需要採取的戰略戰術，五花八門。
所以，常凱申後來將孫立人調離東北戰場，去臺灣訓練新兵，有些軍迷大感惋惜，要不是把孫立人調走，林根本沒機會，但孫的後人卻如此評價：這一調動實質上是保全了他的一世英名。
「你們打仗不按操典來」，黃維這句話，非常經典地反映了解放戰爭期間國軍將領們的煩惱。戰爭的經驗是靠戰場磨鍊出來的，這就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要像某些公知說的，八路軍八年遊而不擊，哪來的經驗？
2】中國最早出現有茶葉記載的是浮梁，載於《漢書》，「僮僕浮梁買茶」。其他的關於茶葉的，有的是傳說，有的是後人附會的，還有一半是改革開放，取消茶葉統購統銷政策後商家們編造的，比如，關於……
還有文中說到瓷器，也讓我想到，中國，China。到底是因為西方人把瓷器叫China，然後使它成了中國的名字；還是因為中國叫China，然後把瓷器也叫成了這個名字？
大家都信誓旦旦，說是因為瓷器在英語裡叫China，所以把中國也叫做了China。這實際上是以訛傳訛，然後人云亦云。
正確的順序是，因為波斯帝國稱中國為秦：Chin，然後Chin就成為西方對中國的一致叫法。傳入英語世界，加了一個a的尾綴。因為早期只有中國有瓷器，所以瓷器被稱為「中國的器皿」，久而久之，略語，瓷器和中國就混在一起了。
3】「平等是一種理想，你不必要求那一定得是事實。」「可如果那永遠也不能是事實，你不覺得這很滑稽嗎？你不覺得這理想的宣傳者們有點兒什麼可疑的動機嗎？」這是史鐵生《無虛筆記》裡的一段對話。
西方最成功之處就在它們成功地切分了行為體系和敘事體系。一邊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行為邏輯，一邊是平等的敘事體系。
敘事體系和信仰體系、價值主張體系實質上是同一回事。在這方面，託克維爾有過非常精闢的論述：如果你的信仰主張體系是由具體的政治目標承載的，它就很容易崩塌；如果你的信仰主張體系是高度抽象的，不和任何具體東西掛鈎的，它就不容易崩塌。那個永遠健康就曾說，我們過去一直講要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現在看，哪兒有這樣的社會啊。所以，西方人不講「建立人人平等的社會」，只是講人人「生而平等」。
4】什麼叫國家資本主義？我看了很多說法，發現，毛澤東說得最精煉、準確、到位：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兩頭都由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哪兩頭？原材料一頭，銷售一頭。原材料和銷售都由國家控制、掌握，中間的生產部門是資本主義式的。
還有比這更精煉和精闢的嗎？
有多少國有控股企業，有沒有國家產業政策，都不是衡量國家資本主義的標準。事實上，國家資本主義也只適合個別階段採用。除了我國建國後頭幾年，還有不少國家在戰爭年代裡，也會採用國家資本主義政策。
5】今天的西方還有公知嗎？沒有了。
為啥？是因為它們的社會已完美無缺了？不是。
是因為教育普及，尤其是中高等教育普及，使全社會的文化知識程度達到了相當高度，不再需要那麼一批人來嘰哩喳啦來做啟蒙了，因為一般意義上的正確的話人人都會說了，人們更需要的是專業的人士，來解讀專業的問題，而不是江郎才盡的畫家、能寫同桌的你，會講幾個歷史段子的人，來談論他們對公共事務的「高見」。
一句話，公知這個群體只有在兩種社會背景下才會大量湧現。一種是全民文化程度很低，能稍許知道點事，講出些道道的人很少。一種是社會正處在大變革時期。當這2種社會背景同時存在時，公知就會大量湧現，並成為全社會最引人關注的明星。所以，對歐洲來說，馬克斯·韋伯，對美國來說，威廉·詹姆斯，就是最後的2個大公知了。
中國也一樣。一方面，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社會大變革；一方面，雖然建國後在普及教育方面成績卓著，但經歷了十年特殊時期，很多人雖然拿到了高學歷，實際的文化水平，尤其是認知水平真不敢恭維，由此，各種公知便如雨後春筍湧現出來。
但中國的公知現象也有它的特殊性。公知的可貴之處在於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和社會良知服務於社會，像馬克斯·韋伯，專注於社會學領域，威廉·詹姆斯專注於哲學領域，他們分別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去啟發民眾，特別是詹姆斯，「上帝檢驗真理的標準就是看它能否引導我們前進」，啟發民眾要用實用主義和進步主義的眼光去要求社會，看待社會，對社會的進步要有寬容不偏激的態度。
但是，中國的公知，其本身的專業水平就令人懷疑。你想想，一個50後或者60後，從小學到中學能讀多少書？進了大學又遇上反思潮，囫圇吞棗地學了一些西方皮毛，能有多少思辨能力？如果TA又偏偏喜歡跳出自己的專業領域，去充當公共事務的評判員，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那就只能影響到同樣是知之不多的50後、60後、頂多有部分70後了。
更何況，有些公知的動機本就可疑。記得有陣子，朝核問題以及朝美談判成為大家關注的熱點問題，有個公知（粉絲不少）在那段時間裡基本上都在寫這話題。朝要棄核了，TA說兔子輸了。朝說不棄核了，他說兔子輸了。朝美要談了，他說兔子在使壞。朝美談崩了，他說兔子在使壞。那麼，到底兔子是希望朝擁核還是希望它不擁核？希望他們談成還是不希望他們談成呢？你總要有一個判斷點的吧？像這種翻來翻去都有理的評論，居然有那麼多人點讚，偶也是醉了。
更有知識，更有識見的年輕一代成長起來了，公知的時代也就結束了。
6】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時代，戰鬥力最爆表的都是年輕人。
一個國家，是否容易發生內戰，跟它的人口結構也有關係～年輕人多，老年人少，就容易發生內戰；老年人多，年輕人少，就不容易發生內戰。其所謂「戰爭指數」～年輕人/老年人。
美國的戰爭指數早就低於2了，搞不出大花頭了。洗洗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