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選擇跨國婚姻和移民時，女性常常需要重塑她們的家庭關係和責任。文章通過對越南新娘的訪談，分析了跨國新娘對女兒責任和義務的不同觀點和看法。研究發現，對越南新娘「貼補娘家」的行為大致可以做出三種解釋：一是出於「補償」的心理，即由於不能繼續在父母身邊照顧他們而感到愧疚，因此希望通過金錢來補償娘家；二是出於「身份地位」的考慮，認為「貼補娘家」不僅可以顯示自己的經濟能力，同時也是提高自己在娘家地位的一種方式；三是出於「面子」的考慮，把「寄錢回娘家」與面子問題相提並論。研究表明，女性的跨國婚姻和移民是一個性別化的過程，越南新娘「貼補娘家」的行為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性別化觀念如何影響了她們對於家庭關係和責任的重塑。
一、研究背景
越南毗鄰中國，在歷史、文化、社會、政治等各方面都與中國有很深的淵源。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影響，越南社會主要以父居制為主；同時，受東南亞社會母居制文化的影響，一些地區則是實行比較靈活的雙居制[1](PP587-630)。不論是哪種居制，都強調孩子對父母的孝道，女兒和兒子一樣都需要照顧和扶養父母[2](PP285-304)。越南的經濟社會發展借鑑了很多中國的經驗，在1975年取得完全獨立和統一之後，為了消除長期戰爭和經濟危機帶來的破壞性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並全面實行 Doi Moi（即改革開放）的政策[3](PP365-392)。改革開放對越南的經濟和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外商投資顯著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越南對外開放水平也越來越高。與此同時，隨著貧富差異和城鄉差異不斷增大，越南的農村流動人口和跨國流動人口急劇增長。跨國婚姻移民潮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主要以越南女性外嫁到韓國、日本、臺灣等亞洲發達國家和地區為主。據相關數據顯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始，已有約3萬人嫁到韓國[6](PP1-6)，近10萬越南新娘嫁到臺灣[4](PP93-116)[5](PP393-426)。
中越之間的跨國婚姻有著悠久的歷史，但由於兩國政治關係的惡化，中越邊境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一度被封鎖，跨國婚姻也幾近中斷。90年代初期，隨著兩國外交關係的正常化以及改革開放的深化，邊境重新開放，跨國流動呈現出井噴的態勢，跨國婚姻流動也隨之顯著增長[5]。有數據顯示，滯留在中國的越南新娘總數超過6.5萬人，僅廣西壯族自治區內的越南新娘就有4萬人以上[7](PP19-22, P27)。中越跨國婚姻的增長也吸引了民眾和媒體的注意力，在中國關於越南新娘的報導也越來越多，但主要還是以負面新聞為主。如一篇在網上廣為流傳的文章標題醒目地寫著：「中國男人去越南一個月，驚呼越南女人娶不得」，作者強烈建議中國男人不要娶越南女人①。根據作者圖文並茂的描述，越南女人不是理想伴侶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她們太過於看顧娘家了。因此，如果丈夫不給錢讓其貼補娘家，這些越南新娘可能就會逃婚。作者對越南新娘「貼補娘家」行為的否定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回應了傳統對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界定。傳統家庭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男尊女卑，女性在親屬系統中往往享有較低的地位[8]。婚前，女兒往往要幫助母親照顧家庭日常；婚後，她們就成了「潑出去的水」或變成丈夫家庭中的一員。嫁出去的女兒應該只對夫家死心塌地，而不應該經常念著娘家。但在現代社會中，女兒的家庭責任和義務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性別角色的定位。對女兒孝道的期待在增長，同時要求出嫁女兒忠於夫家的壓力並未消逝，女性的負擔事實上在加重。特別是對於很多資源有限的女性，她們往往掙扎於夫家和娘家的雙重壓力之下，不論傾向哪一邊都會受到詬病，但她們的聲音和生存狀況往往缺失於主流敘事和想像中。
誠如畢然所說，「『越南新娘』作為一個特殊的邊緣群體，我們還很少聽到發自她們自身的聲音。她們的社會融入、生存生計、情感體驗、身份認同、公民權利等等，對於公眾而言，都是謎一般的問題。僅有的一些故事中，她們只是作為完全被動的客體而呈現，敘事角度也完全是從男性中心出發，或純粹服務於商業目的，或僅僅滿足於獵奇的心理」[9](P45)。本文雖然著重於探討越南新娘對「貼補娘家」行為的看法和解釋，但更重要的目的是去了解受訪者對跨國婚姻和作為移民的感受和體驗。研究通過對越南新娘「貼補娘家」行為和解釋的分析來展現在一個跨境的場域裡，性別化觀念如何影響她們理解和履行作為女兒的角色和責任。
二、理論框架及相關研究疏理
流動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對許多女性而言，流動是一種資本，它不僅與其他形式的資本如經濟資本相聯繫，甚至可以相互轉換。在移民流動過程中，女性對自我、工作、婚姻家庭、性/性別關係產生新的認識[10](PP314-331)。跨國流動是如何影響女性對自身角色和家庭責任的看法，流動又是如何被性別化等問題，卻經常在研究中被忽視[11][12]。許多學者指出，性別理論不僅能夠幫助理解女性的移民，甚至移民本身就是一個性別化的現象[13][14][15][16](PP9-25)[17](PP23-60)[18](PP71-97)[19]。女性移民被置身於性別化的政治經濟結構和全球化的父權制體系中[20]，「性別滲透到實踐、身份以及機構的方方面面」[21](PP107-120)。
在傳統的性別期待中，女性被要求成為「孝順女兒」「賢妻良母」，她們的主要生活場域被界定在家庭內部[22][23]。許多研究揭示，女性跨國流動作為全球經濟重組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充滿各種矛盾，特別是強調女性家庭角色和責任的傳統性別觀念往往與移民行為相衝突。即使流動為女性在家庭關係和性別分工上帶來了一些改變，越來越多女性走出家庭，參與經濟建設，但性別化觀念的影響和束縛始終都在[11][12][24](PP89-105)[25](PP1801-1815)。如對菲律賓女性勞動移民的研究表明，儘管很多移民女性承擔起養家的責任，成為家庭的實際供養者，但男性並沒有相應地轉變角色和觀念，分擔日常看顧家庭的責任，大部分的家務仍由家庭內部的其他女性成員承擔[26](PP124-144)[27][28]。
在婚姻市場上，對女性性別角色的定位和期待也在發揮著作用。雖然成年女性在結婚之後就會移居到丈夫的家庭，但她們仍然被期待在經濟和情感上照顧自己的娘家，以回饋父母對她們的養育和教育之恩[29]。一些家庭也因此藉由女兒的婚姻來索取經濟利益。迎合於父母對女兒孝道的期待以及女兒強烈的回報父母的願望,跨國婚姻被建構成實現代際聯繫和交換的一個有效途徑[7]。通過跨國婚姻和移民，一些女性的經濟情況得到較大的改善，匯錢回家能夠增加她們在娘家的地位和權力[30]，但她們不得不常常面對來自社會的批評和質疑，移民女性往往被負面看待。女性婚姻移民常常被汙以「拐賣」或「女性的商品化」之名；或是被貼上「民族之恥」或「不孝之女」的標籤，被指責沒有很好地履行對於家庭的職責和國家的忠誠[7][24][30]。
雖然移民女性能夠通過經濟上回饋家庭、親戚、社區的方式來減少或對抗汙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這些女性在經濟和精神上的壓力，特別是對於那些經濟能力有限或是得不到丈夫支持的女性。因此，Bélanger， D.和Linh， T. G.認為，婚姻移民女性經濟能力的提高使其在娘家能夠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權力，但她們所獲得的新權力並不會很容易（或很快）地破壞現有的性別觀念[30]。Lapanun， P.甚至認為，跨國婚姻對改變女性的性別角色和關係並沒有產生很大的作用。甚至於，它將移民女性固有的性別角色和責任拓展到跨國環境裡。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女性作為「孝順女兒」和「賢妻良母」的性別化角色和義務[31]。
三、研究發現與分析
1.訪談對象的基本情況
在選擇跨國婚姻和移民時，女性常常需要重塑她們的家庭關係和責任[26]。作為女兒，受訪的越南新娘也表達了對於孝道的不同觀點和想法。在她們的表述中，我發現「貼補娘家」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主題。儘管訪談對象的觀點有彼此交叉的地方，她們的觀點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類：（1）出於「補償」的心理，7位受訪者（如AP、SX、FF、YY等）提及由於不能繼續在父母身邊照顧他們而感到愧疚，因此希望通過寄錢回家來補償娘家。（2）出於「身份地位」的考慮，9位受訪者（如AY、XM、SM等）認為「貼補娘家」不僅可以顯示自己的經濟能力，同時也是提高自己在娘家地位的一個很好的方式。（3）出於「面子」的考慮，6位受訪者（如FL、MN和BX等）把「寄錢回家」與面子問題相提並論。在下面的分析中，可以發現，跨國婚姻和流動影響著女性履行家庭角色和責任的觀念和行為，而這些觀念和行為的背後則是性別化觀念潛移默化的作用以及在新的社會背景下的變形。
2.「補償」：對女兒孝道要求的增加
我不想做一個不孝的女兒，嫁了就走了，什麼也沒留給父母。每一個人都應該孝順父母。所以我覺得現在的丈夫很好，每次我回越南那邊的時候，他總是讓我帶一些錢回去給父母……雖然我們不是很有錢，也不能留很多錢給我的父母，但是多少都是一點心意（AX）。
男女平等的意思就是說女兒也應該照顧自己的父母。結婚之後，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樣總待在父母身邊了。所以我希望能夠通過錢來做一些補償。通過寄錢回家，我也想讓他們知道我在中國生活得很好，他們就不會那麼擔心我了（YY）。
……我認為父母收聘禮很應該，這也是對父母養育之恩的回報。結婚的時候，老公家給了5000塊（人民幣）的禮金，我把所有的錢都留給了家裡。我沒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來回報父母。家裡的兄弟姐妹很多，我父親不是一個有責任心的人，爺爺奶奶年紀很大了還很辛苦地工作……我希望他們能夠過得好一點（LY）。
一個好丈夫就應該支持自己的老婆寄錢回娘家。如果他對自己的嶽父母像自己的親生父母一樣，他的老婆自然也會對家公家婆親。很多越南新娘向老公要錢通常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她們在越南的父母。如果父母在越南過著苦日子，即使她們在中國過上了好日子又怎麼能安心呢？（SX）
SM來自於一個農村家庭，有6個兄弟姐妹。上世紀80年代末，家裡在商量之後決定搬到新興開發的邊境地區尋找機會。家裡7個子女全部離家，父母則選擇留守以便於看顧家務以及年幼的孫輩。SM和幾個兄弟姐妹的創業慢慢取得成功，他們在邊境的兩頭都開設了店面。每一個人，包括女兒，都會寄錢回家給父母並共同分擔贍養父母的責任。SM一直持續地給父母寄錢，即使是在她結婚之後。她希望通過錢來彌補自己因長期離家而未能照顧父母的愧疚。她認為自己的父母平等地對待每一個孩子，所以她也應該對父母盡孝道。
中國和越南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並且把男女平等視為一項重要的基本國策。然而，儘管男女平等的宣傳已經深入人心，但現實並不完全盡如人意。一方面，女兒需要像兒子一樣承擔同樣的家庭責任和孝道，因為男女已經平等了；另一方面，與男性相比，女性仍缺乏足夠的途徑和資源去履行相應的義務。因此，一些越南新娘常常不得不藉助於她們的婚姻（如收取聘禮）來解決這一難題。LY也同樣來自一個農村家庭，家裡也是7個孩子。但在她的村子裡，幾乎所有的村民都是種田為生，除此之後，當地人也沒有相應的信息或意識去尋找其他掙錢的機會。作為家中的老大，LY不得不承擔起幫助父母養家的責任，特別是在她17歲時母親過世之後。儘管LY很辛苦地工作著，家裡還是一如既往的貧困。後來，一位嫁到中國的鄰居問她願不願意嫁給中國人，LY知道夫家會給5000人民幣的禮金後就同意了，並把所有的錢都留給了家裡。她並不認為這是為了錢而出賣自己，相反，她覺得這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實現孝道的方式。
3.「身份地位」：家庭中女兒地位的提升
我很樂意去支持父母和兄弟姐妹。錢是我自己掙的，當我要匯錢給父母的時候，誰又能說三道四。我的（越南）家人很尊重我，當家裡有什麼大事的時候，都會打電話來問我的意見（XM）。
你知道在農村，很多人還是很封建的，認為「女兒不如兒子」。我就是想證明，我不僅不是賠錢貨，還會比一個兒子做得更好。我希望能成為父母的驕傲（AY）。
不管我結沒結婚，我永遠是父母的女兒。我們之間的聯繫永遠不會改變或中斷。即使父母沒有開口問我要過錢，我也想匯錢給他們花。我們也匯錢給他（丈夫）的父母。對我們而言，雙方的父母同樣重要（FC)。
我是家中最大的孩子，也沒有兄弟。對我來說，承擔家庭責任是件天經地義的事情。我還小的時候，父親就過世了。從那以後，我就覺得自己是家中的半個家長。結婚之前我就告訴過老公，我是要一直養家的（BX）。
AY，23歲，來自一個單親家庭，十來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母親不得不獨自撫養兩個女兒，那時的家庭經濟狀況十分拮据。為了照顧寡母和幼妹，2007年高中畢業後，AY不再繼續她的學業。在一個鄰居的介紹下，她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中越邊貿區的一個小飯店做服務員。之後，她常常匯錢回家以供家用和妹妹的教育開支。AY一直在邊貿區工作，其間也換過幾次工作，並遇上了她現在的丈夫。2010年，夫妻倆決定在友誼關附近開一家越南美食餐廳。由於跨境旅遊的興起，她們的生意也越來越好，夫妻倆也忙得焦頭爛額。於是AY就把媽媽和妹妹一起接來幫忙店裡的生意。據AY說，在老家，由於沒有生出個兒子，她媽媽一直被村裡的人歧視。通過匯錢回家並扶養家人，AY想讓周圍的人知道，她就像一個兒子那樣能幹和可靠。
學者Angeles，L. C.和Sunanta， S.曾討論，隨著女性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的提高，匯款已經成為女兒孝道的新組成部分[32](PP549-574)。多位受訪的越南新娘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匯款不僅是她們與父母的聯繫紐帶（「我們之間的聯繫永遠不會改變或中斷」），也顯示出女兒家庭地位的變化（「我不是一個賠錢貨」「我會比一個兒子做得更好」「雙方的父母同樣重要」）。同時，通過對家庭經濟有所貢獻，女兒在家庭中的地位有了實質性的提高（「他們經常打電話來問我的意見」）。許多學者也注意到，在匯錢回家方面，外出打工的女兒往往要比兒子更靠得住[31][32][33](PP148-162)[34]。一些受訪者，如BX和AY，由於是喪父無兒家庭中的長女，她們在孝道方面顯示出更強烈的意願。對她們而言，養家不僅意味著做一個孝順的女兒，也凸顯出她們在家庭中特殊的地位（「我覺得自己就是這個家中的半個家長」）。
4.「面子」：羞恥與成功
你不需要特地去說你的婚姻有多幸福或是你的老公對你有多好。只要你經常匯錢回家，在村子裡起一幢漂亮的房子，沒有人會再懷疑你的婚姻狀況了（SM）。
在越南，大家都愛建自己家的房子。一棟好房子就是實力和財力的象徵……父母不僅能住得舒舒服服的，同時也很有面子……在建了新房子之後，村裡的人常常對我媽說，「你的女兒真孝順啊」或是「你真有福氣」（MG）。
如果過得不好，你當然不想讓別人知道。所以很多人即使在外面碰到很多問題和困難，她們也只會告訴父母好的消息。有時回到家裡，周圍的人都會詢問在外面的情況，她們也只會分享一些精彩的故事。越南人和中國人一樣都非常愛面子，雖然我越南的娘家離得並不遠，但我很少回去，因為我在中國的生活過得並不怎麼樣。只有那些有錢的才愛經常回娘家，因為她們能買很多東西回去給父母，也有錢去招待親戚和鄰居（SL）。
如果你去我們那裡，就會知道為什麼父母們都希望她們的女兒嫁到國外去。（社區裡）建有漂亮房子的家庭基本上都有女兒嫁到國外。那些家庭在當地也很受羨慕。當然，也會有一些沒有那麼幸運的外嫁新娘，她們沒法在經濟上幫助娘家。周圍的人就會議論，「她嫁得不好」或是「她被拐賣去做妓女了」。她們的父母在當地也會很沒有面子（MN）。
FL和丈夫在邊貿區開了一個生意頗佳的髮廊，店裡所僱的14位員工均來自於她的家鄉越南太原省。在員工的眼裡，FL是一個成功的典範，因為她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在家鄉，由於為親戚和鄉親提供了很多就業信息和機會，FL的名聲很好。她還資助娘家建了一所大房子，也經常回娘家探親。相比之下，SL雖然有時也會回越南，但極少回娘家，現在的丈夫和女兒也從沒去過她越南的娘家。SL自己說她不好意思回去，因為結婚的時候都沒告訴家裡，也從未寄過錢回去。MN通過商業婚介嫁到了上海，但由於對夫家非常不滿意，沒到三個月就逃婚了，也覺得沒臉回家。在她家鄉，許多家庭由於嫁到國外（如韓國、日本或臺灣）的女兒匯錢回家，過上了富裕的生活並建起了漂亮的房子。「這也是我逃婚之後不願回家的原因」，MN說，「我不希望我的父母在社區裡沒面子」。在當地，人們會稱讚那些寄錢回家的外嫁女兒，對那些無法做到的女兒則是議論紛紛，認為她們是被騙了或是被拐賣了，儘管這並不全然是事實。正如MN所說，重要的不是你嫁到哪個國家，而是你是否能匯錢回家，這也是周圍的人判斷一個跨國婚姻好與壞的標準。
研究者們發現，一些經濟性的指標，如現代的房子、昂貴的消費品以及現金，常常被用來衡量一個外嫁新娘是否成功[26][27][32]。因此，女兒的孝道也有了新的評判標準：孝順父母就意味著要在經濟上「照顧」他們[32]。這一變化也與農村地區快速的市場化趨勢相關。相應地，女性經濟能力的提高以及她們對娘家的慷慨也被認為是一件極有面子的事情。「向上的經濟流動和購買能力的增強不僅使女性找到履行她們孝道的可行之路，也讓社區對女性嫁給外國人持支持態度。這一支持又導致更多跨國婚姻的出現」[32]。跨國婚姻因此也成了一場有得有失的遊戲：一方面，女性被鼓勵選擇外國配偶以追求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們又不得不為娘家提供更多的經濟支持。當她們無法做到的時候，就會被貼上「失敗者」或「受害者」的標籤，有時甚至成為家庭的恥辱[28]。
四、討論
1.移民女性作為孝道的主體
女性的移民流動往往會導致她們無法兼顧家庭中的日常看護和照顧工作，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女兒孝道模式[26][28][31][32][33]。同樣，越南新娘的跨國流動和婚姻使其在某種程度上能夠重新履行、規避或是協商她們的家庭責任。這是移民女兒和父母之間對孝道的重新建立和詮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對女兒的責任和義務的界定也有了新的變化和發展。
如AY、SM和XM通過跨國流動，經濟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這使其能夠在經濟上持續地較好地扶持娘家。即使在婚後她們也一直匯錢回家，因為「這是我自己掙的錢」。她們不僅對自己的經濟能力引以為傲，也在娘家享有特定的地位。她們不再是「潑出去的水」，而是這個家裡永遠的一分子。這種新的孝道表達方式也受到父母的歡迎，特別是那些無兒戶。同時，在外嫁女兒匯款的幫助下，家中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能夠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相應地，娘家勢力的增強也會幫助提高女兒在夫家的地位。與 Bélanger，D.和Linh，T. G.的觀察相似，「女性的經濟貢獻使移民家庭內部的權力和性別關係得以重組，特別是移民女性能夠積極參與到家庭決策過程中」[30]。
2.性別化的流動
越南新娘跨境流動源自於她們對更好的生活、更多的發展機會以及財富積累的強烈期待。這樣的期待也迎合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自由主義思潮中的某些特質[35](PP229-244)。但是，學者Tsing，A.指出，當代資本主義的特質之一就是它的多樣性[36](PP148-176)。這種多樣性源自於不同階層、種族、民族、國家、性別和宗教的女性和男性對權力及不平等關係的博弈。一方面，跨國婚姻流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和重塑女性家庭內部的權力和性別關係；另一方面，移民女性對於娘家強烈的責任感和匯錢回家的持續努力也會複製出性別的不平等和女兒的從屬地位 [30](PP59-70)[32]。而越南新娘「補貼娘家」的行為恰好反映出她們的跨國婚姻和流動是如何被性別化的。
雖然她們遠離父母並從自立性的生產活動，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們就能夠擺脫傳統性別觀念的束縛。「當女性的收入能力增強，她們也被賦予新的家庭責任：從對家庭體力上的照顧轉化成經濟上的養家者」[26]。Parreñas， R. S.也發現，女性新形態下的家庭責任實際上是對傳統性別觀念的重建和加強[37]。「通過移民，女性能夠脫離身位地位強加在她們身上的一些性別束縛。但是她們往往會把所獲得的財富匯回家中以履行自己的家庭責任和義務來保持自己在家中的地位。這也使得女性在無形中維持並保護了原有的性別和階層等級……這些等級制度實際上使一個根植於男權的民族得以持續下去。」[38]
3.流動與救贖
雖然流動已不再是社會精英階層的專利，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卻有能力去生產和加強優勢人群與邊緣人群之間的距離，並摧毀希望和夢想，使生活充滿更多的不確定因素[28]。訪談中，由於身為越南新娘而受到歧視和冷遇是一個反覆出現的話題。一些受訪者，如SL、MN和LS，由於窘迫的經濟狀況、無法匯錢回家及逃婚，她們常被視為「失敗者」。此外，流動也常常導致女性「被放逐」情況的出現。當然，一些女性能夠通過婚姻流動實現夢想，但是當她們變成「失敗者」的時候，就很難重回家中並被社區所接納[5]。如MN，從上海逃婚之後，她覺得無臉回家就選擇繼續待在中國。正如她所說：「能掙到一些錢後我才會回家。」這種情況很符合Constable，N.對香港女性移民家政工人的觀察：
許多人都在不停地尋找著在收入和工作生活上更好的目的地……繼續流動不僅能夠解決她們的經濟困境，使她們從「失敗者」變成經濟上的「成功者」，還能使她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免於流言和恥辱。通過重新進入我稱之為「救贖般的流動圈」，女性希望向自己和別人證明自己是有價值的人，並通過匯錢回家來彌補原來的失敗與失望[28]。
五、結語
在全球化時代，流動能力與民族的現代化及個人的成功息息相關[10]。移民對性別身份的重塑有著深遠的影響，但對這一課題的探討仍未深入。在移民的過程中，跨國婚姻使女性能夠履行、規避和重新協商對於家庭責任的性別化期待。跨國婚姻和移民不僅影響了移民輸出國和輸入國的社會結構，同時也影響著家庭內部的性別關係和權力。地理上的接壤、相對低風險低投入的跨境流動，以及中越邊貿和旅遊的快速發展使許多越南女性能夠獨立地在邊境不斷流動。而跨國婚姻和流動如何影響和重塑這些女性的身份和生活值得更多的關注和探討。
性別觀念和行為模式是可以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演變的。越南新娘對「貼補娘家」行為和重要性的解釋在某種程度上也表明，雖然跨國流動帶來了新的機會和生活，但她們仍然不能擺脫傳統社會觀念對女性家庭領域方面責任的強調。而這種強調只是從原來體力上的照顧轉變成經濟上的照顧。從她們的講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性別化的觀念同樣可以被「現代化」，而不是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而消亡[39](PP93-106)。越南新娘「貼補娘家」的行為也不是特殊而獨立的案例，它更像是一面鏡子，折射出社會變化、時代變遷以及女性在其中的生存狀況和掙扎。
注釋：略
[參考文獻] 略
作者簡介：1.黃鵬麗（1976-），女，香港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管理學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會性別、跨國婚姻與流動。2.何式凝（1959-），女，香港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性與社會性別、酷兒理論。
本文選自《婦女研究論叢》2016年第1期第107-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