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我們千百年來堅信的真理。當惡發生的時候，我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讓罪犯趕緊死掉，不要廢話。
可是，僅僅一殺了之，就能夠從根本上杜絕罪惡的發生嗎？答案是否定的。新的罪犯層出不窮，犯罪的原因不被重視，惡的根源無人探討。
9.5分神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填補了這個空缺。這部劇的存在，不僅讓臺劇在多年的低迷之後打了一個漂亮的翻身仗，也成為了犯罪類型劇的裡程碑。
以往我們看與犯罪相關的影視劇，套路都是：案件發生，警方破案，抓捕罪犯，皆大歡喜。對於受害者家庭、施害者家庭、罪犯本身乃至制度的探討，都是缺失的。
《我們與惡的距離》，則從多個角度出發，還原了案件的方方面面，讓我們得以窺見罪惡的全貌，也讓我們看到自己與惡的距離。
故事的開始，殺人犯李曉明，在電影院隨機掃射，導致9死21傷。
這件事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加上媒體發酵、群眾的恐慌，讓輿論代替了司法。李曉明的辯護律師王赦，也慘遭民眾暴力，被當眾潑糞。
王赦常常為罪犯辯護。這並不是因為他邪惡，而是因為，他想要了解罪惡發生的土壤。他想要搞清楚李曉明作案的動機，想要靠社會輿論逼李曉明的家人出面解釋，想要通過善後和預防，來避免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
但是民眾是不理解的。他們的邏輯很簡單，殺了人就要馬上處死，不用聽他背後的故事。如果王赦想要證明他精神有問題，那就是在幫他逃避死罪。
王赦的妻子和嶽父嶽母，也難以承受民眾的謾罵。妻子懷著二胎離家出走，嶽父對他惡語相向。他們都希望王赦能換一份工作，老老實實賺點錢，不要再為了自己心中的正義，招來麻煩了。
王赦作為主線，串聯起了幾個家庭。首先是賈靜雯夫婦。
賈靜雯飾演的宋喬安是新聞行業收視率最高的某臺主管，她丈夫劉昭國也是新聞工作者，是某報社的負責人。他們的兒子在李曉明槍殺案中遇害，之後幾年內，宋喬安一直走不出喪子之痛，每天晚上要靠喝酒才能睡著。夫妻感情也越來越冷漠，劉昭國甚至出現了精神出軌。
他們倆的女兒也因為宋喬安的長期忽視，出現了叛逆、早戀、性格暴躁等問題。女兒甚至辱罵宋喬安：「你心裡只有哥哥，你當時為什麼不和哥哥一起死掉。」
作為受害者家庭，他們從原先其樂融融的一家四口，變成了四分五裂的一盤散沙。丈夫出軌，妻子抑鬱，女兒叛逆。三個人一見面就是吵架，水火不容。
加害者家庭過得更慘。他們在家被群眾砸了之後，搬家出走，隱姓埋名，走到哪裡都戴著口罩。
他們沒法找工作，就推了一輛小車賣地瓜。為了讓女兒不被牽連，他們想方設法找人替女兒改名為李大芝，並給她在新聞臺找了一份工作，讓她對外說自己沒爸沒媽沒哥哥，並且不再與女兒聯繫。
他們想要知道兒子為什麼這麼做，他們眼中，兒子一直是很乖巧的。他們心中一直抱著對被害者的愧疚，抬不起頭來。後來李大芝身份暴露，被砸雞蛋，被迫辭職，去奶茶店打工，卻連奶茶店都被牽連，生意全無。李大芝被丟雞蛋，被辱罵。
受害者家庭，希望他們永遠走不出愧疚，永遠像老鼠一樣低著頭活著。而他們身上，也一直背負著「培養出殺人犯的家庭」這個標籤。
可是僅僅這樣就可以了嗎？兩個家庭都活在痛苦裡，事情得不到解決。而類似的案件，也將層出不窮地發生。
答案顯然不是這樣。他們都需要跳出這件事來，繼續將來的人生。
想要處理惡的結果，唯有以愛來解決。惡的單位是個人，而善的單位是家庭。
劉昭國請了專家，向他們諮詢，來挽救自己的婚姻。儘管宋喬安不配合，他還是憑藉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把宋喬安從陰霾裡拉出來。
第一步，是發洩。他與宋喬安大吵一架，讓宋喬安說出了心裡話，崩潰大哭。把自從兒子去世之後積攢的負面情緒發洩了出來。
第二步，是陪伴。陪宋喬安一起去兒子出事的那家電影院去看電影，告訴她，她並沒有錯，不必再自責了。之後宋喬安開始戒酒，出現了戒斷反應，他第一時間陪伴在身邊。
第三步，讓她冷靜地處理和李大芝之間的關係，並且陪伴她參加了和李曉明父母的談話。讓她直面傷痛。
李大芝工作的新聞臺，主管正是宋喬安。李大芝對於新聞懷著最真摯的理想，想要改變這個行業的現狀，想要重新喚起這個行業的道德。宋喬安原本也是那樣的理想主義者，她在李大芝身上看到了自己喪失的東西。
兒子去世後，宋喬安就變成了一個冷血的工作狂。她忘記了新聞人的操守，凡事只求收視率，只求獨家爆點，標題誇張，不加求證。
可是李大芝的存在，讓她知道，自己也是惡的一部分。她用媒體的力量，操縱悠悠眾口來殺人。
後來又發生了一個案件，一位被校園暴力的孩子，高喊著「李曉明萬歲」，要殺人。媒體報導說他是「李曉明第二」「李曉明模仿犯」，沒有人詢問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這個孩子的母親，絕望之際，帶著孩子離家出走，一起自殺了。
這件事讓宋喬安更加明白自己手中掌握的輿論，與惡的距離，不過一線之隔。
於是她選擇了重新做新聞，篩掉博眼球的內容，做實實在在的東西。後來遇到了理念不同欺上媚下，錢權交易的新領導，毅然決然地選擇了離開。
這個時候，她與女兒的關係已經得到了緩和。他們一家三口一起騎自行車去郊外玩，她仿佛看到了兒子在對她笑，說「媽媽，希望就在雲的那邊」。女兒對她重新敞開了心扉，她也像曾經愛兒子一樣，盡力對女兒好。
而王赦，這個促成受害者家庭與施害者家庭達到和解的律師，最後得到了不錯的結局。
他得到了妻子的理解，妻子開始支持他眼中的正義。因為妻子看到，李曉明的父母，在求王赦幫助，被王赦拒絕時，那種失望。
王赦原本想要為妻子捨棄夢想，但是妻子卻恍然大悟，王赦在做的事情，對於整個社會都是有意義的。
李曉明的父母，在終於鼓起勇氣，與受害者家庭會面之後，開始幫忙照顧一位雙腿殘疾的受害者。在他們盡心盡力的照顧之下，他們的負罪感得到了減輕，而被害者也逐漸原諒了他們。
每一個家庭都在一系列化學反應之後，得到了療愈。雖然不是大團圓結局，一切也不可能大團圓，但是「災難」之後的心理重建與恢復，已經做到了一個很好的開始。
就家庭層面而言。互相的慰藉與幫助，是解藥。
而就社會層面而言，王赦真正想要做的事情，還沒有得到一個像樣的結果。
王赦想要為施害者辯護的原因，是因為他自己曾經也差點殺人，但是陰差陽錯，他沒有參與罷了。他想，如果能夠從源頭上避免惡的土壤，那麼很多罪惡就不會發生。
而這種改變，只有從制度上，才能夠做到。
劇中，他為兩名精神分裂症患者辯護。其中一位已經殺了人，另一位是精神病發作，去幼兒園找小朋友「拍戲」，被抓起來之後，無罪釋放，但是回家又差點殺了人。
精神病患者是殺人犯中特別需要重視的一環。因為他們殺人的理由，是正常人想像不到的。比如前段時間在網上廣為討論的北大殺母案，殺人之後，罪犯冷靜自若，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
社區的居民們很不樂意把精神康復中心建在小區附近，他們希望把它建在山上，與世隔絕。對精神病人的厭惡和不理解，也是讓他們病情越來越糟糕的原因。
而因為精神病被免掉了死刑的罪犯，在獄中卻更是難以生存。因為特殊的監獄數量根本不夠，而普通的監獄只會讓他們病情越來越嚴重。
社會對於精神病群體的相應措施，還是遠遠不夠。而且對於精神病的普及程度也不夠，很多時候，你以為的健康人，其實也可能是個精神病患者。但是他們能夠正常生活，正常工作，看起來和健康人並沒有差別。
劇中王赦希望通過醫生，通過法律，通過一系列案件，來讓整個制度更完善，讓越來越多的病人，罪犯，得到最起碼的人權。他堅信殺人應該死，但是他想要從根源上避免精神病患者殺人。
我們也知道，有些殺人犯並不是精神病。可是他們經歷過的事情，讓他們成為了殺人犯。其實很多事情，是需要從源頭上避免的。比如留守兒童，家庭暴力，孤兒，父母酗酒，賭博，精神折磨，謾罵，自尊打壓，錯誤的教育方式。
不是每一個經歷過不幸的人都會成為殺人犯，但是這些因素是很多殺人犯的共同經歷。
作為社會，對於孤兒、留守兒童的照顧，對於家庭暴力的處置，作為父母，對於子女的教育方式，都需要去改善。
另外，媒體對於社會輿論的掌控，也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當民眾聚成群體，就會喪失掉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是《烏合之眾》一書中給我們的結論。
如果濫用發聲的權利，喪失了職業道德，為了流量和收視率不擇手段，歪曲事實，那麼他們也會成為殺人犯。
僅僅就網絡暴力這件事來說，很多微博營銷號，營造出來的某種結論，也很容易摧毀一個人。比如喬任梁之死。世間很多自殺，都是他殺。
《我們與惡的距離》，它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內容的紮實和思考維度的多元化。
優秀的編劇，讓我們看到了除案件本身以外，各個家庭的傷口，那些以為不可化解的矛盾，都隨著案件的變化，隨著事件的推動，得到了化解。每個人都在成長，也都在變得更堅強。
很多東西，都是需要我們直面的。當社會出現了蛀蟲，我們要做的，不僅是處理蛀蟲，還要知道，它是怎麼誕生的。這也是這部劇的最高意義。
只有直面了罪惡發生的原因，我們整個社會才能變得更強大。司法、人權也能更加完善，更加值得尊重。
也只有勇敢和愛，才能治癒所有的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