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講「義」時，我們實際上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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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錢穆的《朱子新學案》一書中，有專章「朱子論仁」，但無專章「朱子論義」。近年學者很關注朱子論禮，但仍少有關注論義者。本文即欲對此問題加以簡述，以進一步加深對朱子學基本道德概念與經典詮釋的理解。
「義」字，《說文解字·我部》的解說是：「己之威儀也。從我羊。」這一說法中，「我羊」是講字形結構，「威儀」是強調原始字義。以義字字形（義）採用我羊，這是依據小篆。而威儀之說，有學者認為義（義）是儀（儀）的本字，其字形像人首插羽為飾，充作儀仗。在這個意義上《說文解字》的「威儀」是指出義的字源意義，而非通用意義。然而無論如何，《說文解字》用威儀解釋「義」字意義的說法顯然不能解釋先秦古籍中「義」字作為道義、正義等價值概念的用法。
一、古代以「宜」釋「義」的傳統
先秦文獻中對義的使用解說不少，其中屬於文字學的解釋是「義者宜也」。以宜解義，雖然亦不能涵蓋先秦文獻對「義」的使用的諸意義，但此說出現甚早，亦頗流行。其較早者，見於《中庸》：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朱子注云：「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朱子強調，「宜」是事理之宜乎如此者。
《說文解字·宀部》曰：「宜，所安也。」從「所安」來看，可知宜的本意為合適、適宜，引申為適當、應當。所以宜字本偏重於實然，而非直指當然，其當然義較輕。故以宜釋義，使得義的價值意涵變得不太確定，這是此種訓釋在倫理學上的弱點。這一弱點對「義」的後來發展，起了不小的影響。由於以宜訓義出現較早，幾乎成為既成的標準解釋，故後來者幾乎都要照搬此說，或在引述此說的基礎上，再加以申發。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義的對象是我，而義的本質是「正」。這在先秦儒家已多有其例，如我以前指出過的，《禮記·樂記》已經說過「仁以愛之，義以正之」，《禮記·喪服四制》也說「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荀子·賦》則說過「行義以正」。儒家以外，墨子更明確提出「義者正也」（《天志》），義者正也，表示義具有「正其不正以歸於正」的「規範」意義。莊子「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天地》），也透露出以愛為仁，以正為義的用法。可見，除了宜以訓義之外，以正釋義，在戰國時期已經相當流行，並延續到漢代。相比起來，以宜訓義，是一種訓詁學的方式；而以正釋義，是一種語用學的方式。
另外，除了義的定義外，義的特性在古代亦有論列，如《郭店楚墓竹簡·五行》有「強，義之方；柔，仁之方」之語，用剛強來刻畫義的特性，與仁柔相對。《荀子·法行》「溫潤而澤，仁也；慄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明確以義為剛，以仁為柔。這一思想對漢以後的思想也有重要影響。《易傳·繫辭》「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也體現了此種剛的特性所體現的倫理性質，及其與「以正釋義」的關聯。漢代揚雄《法言·君子》更說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我曾指出，郭店《五行》篇以親愛論仁，以果敢論義，以恭敬論禮，其中對仁和禮的理解與春秋以來德行論基本相同，而以果敢論義，已表現出與春秋時代的不同。這些與春秋不同的「義」的理解，正是對後世有重要影響的內容。
二、漢唐註疏以「裁斷」論「義」
漢以後，在以「宜」解「義」外，出現了新的兩種解釋，即以「裁製」和「斷決」解釋「義」之意義。東漢開始的對義字的這兩點解釋，對朱子影響甚大。
先來看裁製之說。東漢末年的《釋名》謂：「義，宜也。裁製事物，使合宜也。」這種定義影響甚為深遠。《禮記·表記》中有「義，天下之制也」，但意義不明確。《釋名》此處以合宜解釋義，來自先秦「義者宜也」的聲訓，而其裁製思想則可能受到《禮記》「義者正也」、《易傳·繫辭》「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的影響。所謂裁製，是指裁非正偏，管制規範。以「裁製」解說義字之義，始自《釋名》。從對事的態度來看，前引邢疏「於事合宜為義」，強調了事的需要，但與《釋名》的說法仍有不同。《釋名》的講法是從主體上說，人裁製事物，使事物各個得宜。而邢疏是說人作事要合乎宜然，重在客體方面。與「裁製」義相通，漢代同時出現用「斷決」釋義字之義：
義者，斷決。（《白虎通德論·情性》，決多指斷獄）
《白虎通》用「斷決」，《釋名》用「裁製」，二義對後世解釋「義」字，影響尤大，漢以後經學註疏中多用之。
此種「裁製」的解釋，在《論語》《孟子》註疏而外，其他文獻亦然。如蕭吉《五行大義》卷三「論五常」言「義者以合義為體，裁斷以為用」，「金以義斷，裁製萬物」，孔穎達疏《禮記·樂記》中說到「禮以裁製為義」，「義主斷割，禮為節限」，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三十言「裁製斷割者，義也」，「仁有偏愛之私，義有裁製之斷」。《太平廣記》卷六十一：「此則裁製之義無所施，兼愛之慈無所措，昭灼之聖無所用，機譎之智無所行，天下混然，歸乎大順，此玄聖之大旨也。」宋陳舜俞《都官集》卷六《說實》：「義者得宜之名也，裁製畫一，義之實也。」宋胡瑗《周易口義》「必得其義以裁製之，則各得其宜也」，「以禁民之有非僻者，使皆合於義，而得其宜矣。然則所謂義者，蓋裁製合宜之謂義也」。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政者正也，以正義裁製其情。」這裡提出的以正義裁製，還是有意義的。
同樣，漢唐其他註疏中也多見以「斷決」「斷割」「斷制」解釋「義」的說法。孔穎達疏《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及鄭玄注時說「雲『金神則義』者，秋為金，金主嚴殺，義亦果敢斷決也」。事實上，《老子河上公章句》中對「上義為之」的解釋就是「為義以斷割也」。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經》解「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時說：「義者裁非之義，謂為裁非之義，故曰為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為。」宋元之際胡三省在《資治通鑑》注中也說「西方金位，主秋，色白，配義，義者以斷決為本」。
三、朱子論「義」
錢穆曾指出：「朱子治學不廢漢唐，治經不廢註疏。」朱子在《四書集注》中，正式的訓解，皆採用「義者宜也」的古訓。
從經學註疏的方法上說，朱子是沿襲《論語註疏》《孟子註疏》的注釋方法的。如「仁義」，朱子似以為不釋自明，故朱子不解釋仁、義二字為道德之名、道義之名或道德之總體，而是分別就字義而訓解。這就可以看出其注釋並非純義理式的說解，而是重視「訓詁明」，以及在訓詁明的基礎上明義理。以《孟子》為例，義字除作字義、章義、文義的用法外，朱子注中涉及與「義」關聯的詞有義理、道義、禮義、公義、恩義，但朱子只是使用這類詞語，不更作解釋。而且這些連詞的使用也不是解釋原文中出現的義字，而是解釋文義。其中有些詞如理義、禮義見於《孟子》原文。此外，也有用裁製度宜解釋其他文義的，如「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
從朱子的這些解釋中還可見，古文宜字並非直就當然而言，但朱子所理解的宜，不是實然，而是應然。如說宜是「天理之當行」，說宜是「天理之所宜」。同時，此種解釋應該說多是就「事之宜」而言的，而事之宜在朱子即是事之理，這是就宜的客觀性意義而言的。
朱子的以宜訓義，與先秦即漢唐註疏的以宜訓義有何不同呢？我以為這個不同就在於，《論語註疏》對義的訓釋皆是以事言，朱子則是以心言與以事言加以結合，他以「宜」為以事言，而明確以「裁製」等為以心言。這是朱子與漢唐註疏家的根本不同。
雖然朱子在《四書集注》中主要以「義者宜也」的故訓，作為義字的訓詁義，但在《朱子語類》中，朱子對義字作哲學思想的界定、把握時，則主要不是用宜來說明義字之義，而是用漢儒裁製、斷決之說來闡發義之思想義，顯示出朱子經典詮釋中對先秦和漢唐的訓詁義作了基本區分。同時可見，漢唐註疏中的訓釋為朱子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學術依據，換言之，對朱子義理之學產生了影響。此外，漢儒以剛柔論仁義的思想也對宋儒頗有影響。這些都顯示了漢儒之學對宋儒的影響。自然，朱子以裁製斷決說義，並非僅僅是對漢唐儒者的說法的沿襲，也是他經過哲學的反思、反覆的體會而得以形成的。
上面提到朱子《孟子集注》中說「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其中「事之宜」，是以宜訓義。那麼何謂「心之制」呢？此「制」即是「裁製」之意。事實上，《四書集注》在主要以宜訓義之外，也用裁製釋義，如解《孟子》「配義與道」：
義者，人心之裁製。道者，天理之自然。
這兩句話，在後世《孟子》的詮釋中影響甚大，也是《孟子集注》中朱子訓釋義字的代表性說法之一。也由此可見，「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其中的「心之制」，便是心之裁製。在這裡，宜字完全未出現。這就指出，義的解釋不能只順著先秦漢唐以宜解義的主流，只從事上去講，必須還要從心上去講。「事之宜」是從事上講的，而「心之制」是從心上講的。當然，這兩句注是順和原文配義之說而來，但也要看到，這兩句也是比照仁字的解釋「心之德，愛之理」而來，所以對於義字，朱子解釋義字的真正特色不在事之宜，而在與仁字一樣，都要從心上界定。仁義也好，其他德行也好，都要從心上去定義。與漢儒不同處在於，朱子強調義之裁製是「人心之裁製」。
朱子更多用「斷制」來解釋義的價值特性。斷制二字應該是斷決裁製的簡化表達，強調面對惡要態度決然，除惡要斷然施行。朱子每以斷制與慈惠對言，可見其意。這種對義的指示，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價值特性或價值意向。
朱子認為，能不能有斷制，與人的性格性情有關，而性格來自氣稟。如能斷制來自金氣稟受較多而致。
朱子論義另一個特點，正如其論仁一樣，是把義的討論置於宇宙論框架之中，使義具有大化流行論的意義。
因為義有判分、斷割之意，故一般認為義與和無關，或是與和相反的。但朱子堅持，義表面上似乎不和，其實是和。因為使事物各得其所、各得其宜、各得其分，正是為和創造了條件、奠定了基礎。
自戰國秦漢以來，便常常把仁和義對舉，標示出它們各自的價值特性與價值意向。朱子亦然，「仁是個溫和慈愛底道理，義是個斷制裁割底道理」，便是他代表性的說法，並把四德的價值特性與價值意向歸為性之本體，即性理。把義的分析用本體與其發用來展開，用已發未發的分析來說，義是斷制截割的未發，斷制截割是義的已發。所謂「××底道理」，就是××的理，在心性論上，就是指作為未發的本性的理。義是裁製斷割的理，仁是溫和慈愛的理，仁之發是溫和慈愛，義之發是裁製斷割。這是朱子哲學性情已發未發論的基本分析方法。以仁義禮智為性理包含了以四德為德性的思想。不過就論義而言，朱子更關注的似乎是義在由德性展開為德行過程中，義心的特點，即「義在心上」的特點。
四、朱子論「義」之剛柔陰陽體用
朱子論哲學概念的意義，常用「意思」的說法或方法，仁字的意思是如此，義字的意思也是如此。按漢儒的說法，義屬金，金氣屬剛，故朱子論義多強調其剛的意思。
朱子思想的理據來自漢代禮家之說。從陰陽兩分來說，陰陽對應仁義，故仁陽義陰。這就說明了何以義屬陰。從進退來講，進而息者其氣強，故陽為剛；退而消者其氣弱，故陰為柔。於是，義為退而消者，所以屬柔。這就是仁剛義柔說，此說主要不是就仁義的道德義而言的，而是就仁義的氣化義而言的。
仁是發出來、流出來的，義是發出來後截然分別了、確定的，這些理解與分梳，都是把仁義範疇普遍化為宇宙論的範疇，其討論也就超出了倫理學的範圍，而變為宇宙論的討論了。由此可見，朱子對義的討論，如其對仁的討論一樣，更多地關注把義作為宇宙論範疇的理解和應用，把義作為生氣流行有機過程的一個階段，這跟朱子作為構建宇宙論體系的哲學家的關懷密切相關。
朱子主張仁是體剛而用柔，義是體柔而用剛。也就是說，在體上說，仁剛而義柔；在用上說，則仁柔而義剛。這個觀點是明確的。綜合來看，朱子以仁、義在天德之自然的意義為體，以仁、義在人事之當然的意義為用。即，說仁是柔和義是剛，是在用上說的，而用應該是就人事的當然而言的。至於說仁是剛和義是柔，則是就天德流行中不同特徵而言的，是在體上說的。如論太極動靜，就是屬於就天德流行之統體而言的。這種體用論是指一個事物自身的體和用，仁有體有用，義也有體有用。
朱子晚年之所以強調仁剛義柔，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朱子以仁為體的本體宇宙論已經形成，義的剛柔陰陽，要在這一本體宇宙的架構內來定位，而不是僅僅從義的倫理價值功能來確認。從這一點來看，義的肅殺截斷義就遠不是宜的意義所能替代的，其哲學意義和地位當然就超過了宜字及其意義。
以上是就朱子義字之說加以梳理。所論朱子之說，還不是朱子對義概念使用的全部，也不是朱子對經典中義字使用的全部理解。這如同我們研究朱子對仁字之說的處理一樣。總結起來，義的哲學意義，先秦時代有以下幾點：道德，道義，正義，善德，端正。而漢代以來，對「義」的道德要義的把握，其要點在堅守對道德原則的承諾，明辨是非善惡，果斷裁非去惡，其根源是對先秦「以正釋義」作了轉進。受此影響，朱子很強調義是面對惡的德性，突出義是憎惡，是對不善的憎惡。朱子思想對義的哲學理解，一是繼承了漢以來的論義的裁斷要義，二是把義納入仁德為首的四德論體系，三是擴展了義在仁體宇宙論中的意義。同時，也應該承認，從歷史的發展來看，裁斷義的出現和影響，往往沒有突出義概念的價值意義和內涵，而是突出了義作為主體實踐的裁度功能，即裁其偏歧，制之歸正。朱子對義的理解使用受到漢以後經學詞義訓釋的影響較大，這一方面使得義的價值意義沒有得到明確化的發展，這是哲學家朱子受到訓詁學影響的限制方面；當然，在仁體論的體系內，義不被作為首要價值來重視是必然的，這正如羅爾斯對基督教仁愛思想的批評一樣。另一方面，義的裁斷義又使朱子將之引向宇宙論成為可能，發展了義在朱子宇宙論中的意義，充實了朱子宇宙論的結構圖景。無論如何，這些問題是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
（陳來：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
原標題：《「全民閱讀」陳來：當我們講「義」時，我們實際上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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