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男人來說,沒有比經歷更好的教育了。而如果父親改變了,家庭改變了,社區改變了,公司改變了,那麼社會就會改變。
當山本薰的妻子生頭三個孩子時,他和大多數日本男性一樣,選擇了什麼都不做。「當時我讓妻子承擔了一切。」家住廣島郊區的山本說。
但那並不是他唯一的選擇。日本擁有世界上最慷慨的帶薪休假政策,對女性和男性一視同仁。根據法律規定,日本男性可以休長達一年的假期來照顧孩子,並且依舊可以得到相當一部分的工資。曾有調查顯示,高達80%的日本年輕男性表示將使用這種帶薪陪產假,但在實際生活中,只有不到7%的人使用。半數以上的男性,在妻子生產之後,只休了不到五天的育兒假。
在擁有第四個孩子的時候,山本做了一個和從前不一樣的決定。他休了一個月的育兒假。
男性休育兒假,需要先驅者
假期政策調研機構「假期網絡」(the Leave Network)的研究員彼得·莫斯(Peter Moss)分析了全球各地的帶薪休假政策。他發現,真正能讓男性實踐育兒假的關鍵因素有三個:一個設計良好、靈活的政策體系,它需要有工作保護制度和足夠的薪酬,以及只為男性保留的個人配額或權利;一個支持性的工作環境,使男性作為照顧者的身份正常化;以及一些優秀的先驅者,帶動更多的人來參與。
「男性要休帶薪假,需要政治性和社會性的承諾;他們還需要反覆向別人解釋,父親和母親一樣,有能力照顧別人。」莫斯說。
在神戶大學社會學家中裡秀樹看來,日本需要更多的先驅者。他曾經找到六個休過兩天以上育兒假的日本男性,並進行深度訪談和研究。中裡說,這些人的動機更多的是想做一些特別的事情,不太擔心自己會不適應、或在工作中遭受打擊。
「這需要一種先驅精神。在日本,這種精神對踏出第一步來說,至關重要。」中裡說。
這也是為什麼在日本政府開始大力鼓勵男性公務員至少休一個月育兒假的時候,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日本39歲的環境大臣小泉進次郎身上。今年新冠病毒剛剛在日本開始肆虐的時候,小泉休了兩周斷斷續續的育兒假。他在這方面得到一些很高的評價,因為他充當了一個榜樣,並支持他的妻子、人氣頗高的電視節目主持人瀧川雅美。
小泉進次郎 圖片:CFP
但與此同時,在更保守的圈子裡,小泉也受到了全面的批評;就在不久前,他的一位內閣同僚曾嘲諷說,撫養嬰幼兒是女性的工作。
山本說,他自己從未立志成為帶薪休假的先驅。但他不得不。他的妻子生產後恢復緩慢,而父母也住得太遠,無法幫忙照顧孩子們。
在強生公司銷售醫療設備的山本最初擔心自己的事業會受到打擊。在他待過的任何地方,他都從未見過其他男人請帶薪育兒假。但就在山本需要休假前不久,他所在的公司為了促進性別平等,開始推崇這樣的觀點:員工的生產力,與工作生活的平衡息息相關,而不應該是從早上6點一直工作到午夜促成的。後者是許多日本人早已習慣的,在這種職場文化下,夫妻們幾乎不可能將工作和家庭平衡起來。
「必須忘記讚美男人」
強生東京總部的燈每晚7點熄滅。這個公司推出了一項全球性的八周全薪育兒假時,鼓勵男性也去休假。
強生子公司楊森日本公司總裁克裡斯·胡裡根(Chris Hourigan)不僅示範了按時下班(下班後也不收發電子郵件),還在市政廳會議上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和孩子們相處,而非工作。「我想向男人們傳達這樣的信息:如果你有家庭,你最重要的責任就在家庭,而不應該把事情都交給你的伴侶處理。」
企業刻意改變日本以男性為主導的過勞文化,給了山本一些動力。「在我們公司,我們應該珍惜家庭價值。所以我本來想的是,如果我請假的時候遇到阻力,我準備說'我正在努力實現公司的信條'。」
但他沒有遇到阻力。相反,強生公司派了一個視頻小組到他家。現在,他的故事出現在公司的宣傳文本中。在山本休完育兒假後的一年裡,僅在他的小組辦公室裡,就有另外三個人效仿他的做法。
山本一家 圖片:the Lily
這段經歷改變了他和家人的關係。過去,孩子們很少見到他;常常是在下班回家後,他才看到孩子們留給他的字條。突然間,山本起床做早飯,送大女兒上學,洗碗、洗衣、換尿布,也哄他們睡覺。「我覺得很慚愧。在這之前,我沒有做過任何家務。我以前都沒意識到這有多難。」
如今,他早上在家工作,送女兒們上學。他還減少了會議,他的團隊也可以更快地完成工作。「有他在,女兒們就開心多了。」山本的妻子希美說。
非營利組織「父育日本」(Fathering Japan)創始人安藤哲也有一句口頭禪:承擔照顧者角色的經歷,會改變一個男人。山本成了這句話活生生的證明。
安藤親身體會過這點。在父親的逼迫下,他不得不以自己的收入來定義自己,於是他做了工薪族,多年來一直覺得自己被工作所束縛。但看了約翰·列儂照顧兒子的影像後,他受到啟發,請了育兒假照顧二女兒。在這之後,他還辭去了工作,並致力於鼓勵更多的男性成為參與型的父親。「對男人來說,沒有比經歷更好的教育了。而如果父親改變了,家庭改變了,社區改變了,公司改變了,那麼社會就會改變。」
人類學教授福竹慎太郎是上智大學第一個休帶薪育兒假的男性。在兒子小春出生後,他休了6個月的育兒假;幾年後,在兒子春馬到來後,又休了4個月。
福竹和他同為人類學教授的妻子辰巳賴子並沒有把自己當成先驅,而是把這些經歷當成一種「實驗」。令夫妻倆感到惱火的是,大家稱讚福竹休育兒假的行動,稱他建立了平等分擔工作、家務和育兒的家庭模式;大學還請他開了一個研討會,並撰寫文章介紹自己的經歷。
「我們必須忘記讚美男人,這畢竟是很平常的行為。」福竹說。
越來越多的父親們開始發聲
然而,格倫·伍德(Glen Wood)的故事,似乎是一個警示——它告訴人們當先驅者在傳統文化面前走得太遠時,會發生什麼。伍德是加拿大人,精通日語,曾在東京三菱日聯摩根史坦利公司擔任多年的財務高管。他正與該公司進行一場激烈的、曠日持久的法律鬥爭。伍德在法庭上表示,當他的女友即將分娩時,公司拒絕了他的育兒假申請,還要求他進行DNA測試來證明他和兒子的親子關係。公司發言人表示,伍德的說法「與事實相反」。
伍德已經成為日本的一個熱門話題。他的網站和法庭聽證會吸引了大量的追隨者,一些男性也受到鼓舞,開始分享自己的故事——自從他公開自己的遭遇以來,至少有三起類似的案件曝光。
「大家一直在說『不要放棄,你正在為我們所有人戰鬥』。」伍德說。4月,他收到一份不利於他的裁決,後來他已提起上訴。
「我的父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我並不了解他。」伍德繼續說道,「我非常強烈地感受到,孩子們有權利和他們的父親待在一起。」
圖片:CFP
這樣的故事,在引起媒體報導和更廣泛的討論時,可能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研究人員所說「多數無知」(一個社會心理學術語,指人們私底下不接受一些規則,卻跟著這些規則行事,因為他們以為其他人都同意規則)——雖然調查顯示大多數男性想休育兒假,但實際生活中他們卻不休,因為他們默認其他男性不認可休育兒假。開誠布公地討論這個話題,或許能幫助男人們看到,現實中的大多數男性,也渴望更多地參與家庭生活。
伍德、安藤、山本、福武和小泉可能是目前的先鋒異類。曾經,瑞典運動員勒納特·達爾格倫(Lennart Dahlgren)也是這樣的一員。在上世紀70年代,作為瑞典政府推動地「爸爸計劃」的一部分,這位紅頭髮、肌肉發達的瑞典摔跤手公開了和自己幼子的合照,目的是鼓勵更多男性休帶薪育兒假。到1991年,只有6%的瑞典男性這樣做。
1995年,瑞典改變了政策,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父親假期配額」公共政策——不可轉讓的、只由男性享有的帶薪育兒假。今天,每10個瑞典父親中就有9個休帶薪育兒假,是世界上男性休育兒假比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山本希望,有朝一日,育兒假在日本也能走上類似的道路:對男性來說,休育兒假不應當是一種革命性的行為,應該成為一種稀鬆平常。這一點期望,他希望能延伸至未來的女婿身上。
「如果他們不接受帶孩子,」山本半開玩笑地說,「我會帶。」
本文原作者為Brigid Schu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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