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個話題，我們首先需要追問或質疑這個表述及其觀點，「我們寫不好親情詩？」或者這個陳述句換成疑問句，「我們真得寫不好親情詩嗎？」那麼，它是一個必然性的結論，還是一種或然性的推論呢？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需要從頭至尾地反思這個假設命題。
首先，我們須從「親情詩」的界定來審視這個問題。那麼，什麼是「親情」？所謂的「親情」，即基於血緣或婚姻而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包括以家庭為核心的父親、母親、妻兒、兄弟姐妹以及同族、姻親等血緣網絡。它是人類社會組織中最為基礎的情感關係，是維繫人際關係的根基之一。具有從生物的人到社會的人的一個關鍵的關係紐結，且被人類社會賦予各種複雜的功能，是人類文化的產物，是人類文明化的一個過程。明確什麼是「親情」之後，再來看什麼是「親情詩」，即以詩的形式表達這類情感關係的作品。
其次，我們再回溯到人類詩歌史中去反觀這一命題。那麼，在人類詩歌史上，這一類的詩歌少嗎？或者寫得不好嗎？僅以中國詩歌為例，如從先秦詩歌之首的《詩經》，包括《詩經·邶風》《詩經·小雅》等裡的親情詩，到魏晉之際曹植的《七步詩》到唐代詩人孟郊的《遊子吟》，再到北宋詩人陸遊的《示兒》、南宋詞人李清照的《聲聲慢》、清納蘭性德為亡妻盧氏所寫的悼亡詩，聞一多的《七子之歌》、海子的《亞洲銅》、呂德安的《父親和我》、張楚的《姐姐》、翟有明的《母親》、沈浩波的《蝴蝶》等等，或者也包括現代詩人余光中的《鄉愁》，這些都是詩歌史上的名篇。那麼，我們得出如此結論（「我們寫不好親情詩？）的依據又是什麼？
當然，在中國這樣一個詩歌大國裡，我估計每一個寫詩的人大概都寫過「親情詩」吧！它既是我們的根脈所在，又是我們作為一個生命個體成長經歷與人生體驗的重要場域，甚至左右了我們的人生，培植了我們的個性。如此深切而濃稠的情感體驗，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成長記憶。詩歌，作為對生命記憶的詩性書寫，親情，是一個繞不開的磁場。但也不可否認，當會不會寫詩或寫好寫不好詩的人，都在用分行的文字表達親情時，它就有可能導致「親情詩」的泛濫，尤其是以感恩、苦難、懷念為統一的情感訴求時，「親情詩」的同質化現象也就凸現出來的。在這裡，因為與親人的日常化生活的共情體驗，能否拉開距離審視它、反思它、詩化它，且有許多不易言說的傷與痛，包括隱私等，這確實構成一種考驗。又或者以否定的、暴露的、批判的姿態寫作，又似乎存在一些不便利的、不道德的或者被禁止的，且親情因局限於倫理的訴求，而很難被深受孝親文化浸淫的詩人有勇氣去剖析、透射「親情中的不適」！如果再深一層，我們會發現：無論是被親情所寵愛還是被親情所傷害，我們中國人都有一種美化親情的本能衝動，卻極度缺乏對這種「美化本能」的剖析與反思，從而規避「親情中的惡」。如此之故，就更難有詩人跳出感恩、苦難、懷念的情感模式，勇於透過親情透射人性的複雜性。這或許就是「親情詩」多且泛濫但又很難寫好的部分原因吧。
其三，結合以上的例證，我們再來審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親情書寫」。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它是一個以血緣-地緣而建立起龐大社會組織的傳統國度。對血緣關係的注重，對地緣關係的倚重，對鄉土人情的依戀，在整個社會制度、禮俗及文化形態中，是極為顯著的。那麼，它真得缺少「親情詩」或「寫不好親情詩」？例如《詩經》裡的《邶風·燕燕》等大量的「親情詩」，還有《孔雀東南飛》《木蘭詩》等等。尤其是在人類文學母題上，「母神崇拜」就是一個恆久的母題。而父-子、君-臣、家-國的制度文化與效忠理念，也是浸淫在每個華夏子孫的骨子裡，在忠君愛國的思想下，陸遊的《示兒》裡無疑既有君臣又有父子，更是家-國一體的呈現。當然，陸遊與唐婉之間的婚戀詩，尤其是那首《釵頭鳳》；李清照思念趙明誠的那首《聲聲慢》，都是男女之間夫妻情義的千古名唱，還有那許許多多的怨婦詩、悼亡詩、思鄉詩等。當然，在一個將血親倫理不斷拓展、蔓延到整個社會制度的國家，它似乎弱化了父子之間、母子之間、夫妻之間、兄弟之間等親情關係的簡單的、直接的表意性，實則是因為父-子倫理、君-臣關係、家-國情懷而將親情表意進行轉換、升級、擴展或者泛化。中國傳統的孝親文化，表層結構是基於血親倫理的實踐，深層結構卻是權力政治的訴求，是等級秩序與家-國政治延伸至以「家庭」為單位的末梢神經系統。當然，就我們所能讀到的歷代「親情詩」而言，它無疑存在一個被不斷篩選、過濾、賦值的經典化的過程。因此，歷史的發展與時代的變革，加之各類因素的考量，使得我們所能讀到的「親情詩」都或多或少具有了一定的「述史」功能，這個過程是否會過濾掉那些「簡單的」「直接的」抒寫親情而無宏大意義的作品呢？
與此同時，我們又會看到中國血親傳統的另一個面相，這就是由「血親倫理」這個人際關係的核心軸所泛化、蔓延，進而固化了父-子/君-臣/家-國的等級權力關係及管理制度。李澤厚先生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說到，「中國古代思想傳統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會根基，我認為，是氏族宗法血親傳統的強固力量和長期延續。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決定了中國社會及其意識形態所具有的特徵。」與此同時，它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核心組織力，甚至將社會各類關係也血親化，導致血親關係內部糾葛了諸多複雜的利益訴求。具體來說，因血緣關係而建立的有等級差別的血親倫理，構築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家國體制，這又使得血緣親情成為封建王朝中政治鬥爭的殉葬品，曹植的《七步詩》就是如此。在這裡，封建王朝血親倫理鑄就的是血緣親族的內部血拼，並成為封建王朝一道特有的文化風景，瀰漫於封建王朝政權更迭的歷史之中。
最後，相比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孝親文化」，我們再來審視西方傳統文化中的「弒親文化」。就西方文化而言，自古希臘神話到悲劇藝術的繁榮，「弒親現象」極為常見。究其原因：海洋文化的流動性與個體自我意識的萌生，加之法的觀念與法律體系的成熟，有助於清理血親關係在人際利益關係上的模糊性，促生了西方主體性哲學的誕生。例如，柏拉圖《理想國》裡有城邦秩序、民眾的教育、角色分工、城邦正義等等，卻沒有局限於血緣親情的「家」及其家族意識。他所要成就的，就是城邦體制中的市民職責與社會倫理。自此之後的種種變革，在西方文化中，個體、自我、主體性，是一切文化活動的主旨，無論是詩歌、小說、戲劇，還是法律、哲學與政治。基於此的文化形態，在西方詩歌史上，男女兩性之愛與兩性之戰是交織、疊合在一起的，它是西方兩性文化的衍生物。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弒父現象」「父子矛盾」「代際衝突」形成了一個長長的文化脈絡，其內在的複雜性，非簡單的某一視角所能涵蓋。
例如：從《俄狄浦斯王》到《哈姆雷特》，再到《群蠅》，演繹在血親內部或家族內部的復仇與廝殺，其指向都是超溢於血親之外的，或者是城邦正義，或者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又或者是民眾的自由與解放，但唯獨不是維護血親秩序的穩固性。此後，馬克思、弗洛伊德、福柯、哈貝馬斯等等西方學者，一個個不斷地走向了「弒父」的文化反叛之路。例如，從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他們對私有制的分析與批判，無形中具有一種拆解血緣親屬及家庭觀念的「弒父」效應。尤其是在針對血緣親屬的家庭觀念的文化批判中，以血緣親屬關係建立的家庭形式被認為是「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蠻民族的社會制度中起著決定作用」。如此再來反觀《增廣賢文》中所說的「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情」現象，不知這是動物的人性化還是人的動物性，又或許是人類較初級的情感狀態吧？正如恩格斯認為「親屬關係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蠻民族的社會制度中起著決定作用」。或許馬、恩的言論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那麼，親情是否是人類野蠻狀態（蒙昧狀態）的牽絆？它是否是一種封閉的、保守的、自私的情感關係。例如，在中國傳統血親倫理的禁錮下，親情使子輩在父輩面前不是唯唯諾諾就是弒父殺親；親情使男女之愛只能局限於姑舅兄妹，賈寶玉只能在寶、黛之間選擇，卻絕對不能愛上侄媳婦秦可卿；親情使中國的家族式企業模式只能約束經濟實體的發展（如《金翼》）；親情使中國傳統政治淪為家族間的聯盟或內訌……儘管孟子也曾勸誡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惜，他說的是君主的仁政，卻不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自由與博愛。
所以，人類詩歌史中關於親情的抒寫，很有可能存在一些複雜的轉化、升級、擴展或泛化，這才是需要我們深入探究的地方。
《一體》
伊莉莎白·吉寧斯
分開躺著，兩人各在一張床上。
他拿著一本，燈開到很晚，
她像一個女孩想著童年，
所有人都在別的地方——仿佛他們在等待
什麼新的事情：他拿著的書沒讀，
她的眼睛盯著頭上的影子。
浮起，像失事船隻的殘骸，自一種往昔的激情，
他們躺著，該有多涼。他們很少接觸，
即便接觸也不過像懺悔
自己情感太少——或者太多。
貞節直視她們，那目的地
他們一生都是一種準備。
奇異地分開，卻又奇異地結合
沉默在他們之間像一條線，系持
而又不捲起。時間本身就是一根羽毛
觸摸他們，輕輕。他們是否知道他們老了，
這兩個人，我的父親和母親
從他們的火焰中我出來，還未冷？
——新旻譯，《歐美現代詩歌流派詩選·中》
——作者在「貴陽詩歌沙龍」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