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大教堂撐起這信仰的時代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人類企圖攀及星星鏤刻下自己的事跡……」
法語音樂劇《巴黎聖母院》目前正在上海熱演。7月19日，親臨首演現場的該劇作曲理察·柯西昂特（Riccardo Cocciante）與全體劇組成員在謝幕時發現，全場不少觀眾正以準確的發音大合唱開幕曲《大教堂時代》。音樂劇改編自法國文豪維克多·雨果同名小說，講述了一個發生在15世紀法國的故事：道貌岸然的巴黎聖母院助教弗羅洛貪戀吉卜賽少女艾絲美拉達的美貌，天真善良的艾絲美拉達愛上了儀表堂堂的皇家衛隊長菲比斯，但菲比斯對她始亂終棄，弗羅洛先愛後恨迫害她，面目醜陋、心地善良的敲鐘人加西莫多卻為了救她捨棄生命。
撇去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不談，《巴黎聖母院》的時代背景其實也非常有趣——那是一個巨變湧動的時代。以男主角加西莫多為例，他的敲鐘人身份可謂見證「大教堂撐起這信仰的時代，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這是因為，時間度量在15世紀的歐洲開始出現了新的意義。14世紀下半葉，許多歐洲城市開始安裝按時敲響的公共時鐘，但在1400年以前，大部分村鎮居民是沒聽過鐘聲的。機械時鐘，特別是便攜鍾在15世紀得到普及，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時間觀念，最重要的是打破了教會對時間意義的壟斷——由於時間變得越來越可被測量，它逐漸失去了神秘的宗教意味，鐘點成為了一個標準化的國際計量單位，亦推動了歐洲世俗化的發展。
音樂劇《巴黎聖母院》的詞作者準確地抓住了隱藏在原著中的時代背景和意義內核：歷史的前進步伐終將揭示不可逆轉的社會發展規律——世俗終將取代宗教，舊日的社會權威終將被打破。很大程度上來說，是這種被歷史潮流裹挾向前的恢弘感為《巴黎聖母院》賦予了深度，也讓《大教堂時代》成為該劇傳唱度最高的曲目之一。
實際上，和《大教堂時代》相比，劇中第二幕的開場曲《佛羅倫斯》更直接地點出了劇中人物所處的時代已經發生和即將發生的巨變：15世紀末16世紀初，歐洲人揚帆起航發現新大陸；馬丁·路德即將掀起新教運動；舊世界的秩序已經出現縫隙，宗教信仰將於不遠的未來在啟蒙思想的光輝下相形見絀。
「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樣東西改變了全世界所有事物的面貌。」英國歷史學家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在《歐羅巴一千年》一書開篇引用了弗朗西斯·培根的這句話。這三樣東西其實在15世紀都有所發展：1455年，約翰尼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通過印刷術出版了足本拉丁語《聖經》，此後印刷術被西方世界廣泛應用，促進了地方語言版本《聖經》的傳播，這成為日後宗教改革的直接推手；在認識火藥100多年後，歐洲人鑄造火炮的技術獲得明顯提升，在充斥著軍事衝突的15世紀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指南針也在這個世紀隨著探險家跨越大西洋和印度洋而登上歷史舞臺。在莫蒂默看來，15世紀是一個「發現」的時代，人們不僅重新發現了世界，也重新發現了自我。
在《佛羅倫斯》這首歌中，流浪詩人格蘭古瓦與主教弗羅洛以雙重唱的形式提及了上述歷史變革——有些已經發生，有些則在蓄力有待來日開花結果。歷史的洪流勢不可擋，指引人心思變，打倒舊日權威，樹立全新秩序。這正是《巴黎聖母院》在艾絲美拉達與三個男人情感糾葛的劇情之外希望為我們傳遞的信息。
流浪詩人格蘭古瓦（理察·夏雷特飾）演唱《大教堂時代》
「他們告訴我人們已揚帆起航 尋找通往印度的航向」
「過去1000年最深刻的變化之一就是西方的擴張超出了歐洲的邊界。」莫蒂默寫道。航海技術早在12世紀就有所突破——在12世紀歐洲人就已經懂得如何使用指南針了——但莫蒂默指出，推動歐洲人揚帆起航的不是技術革新，而是金錢和政治探險決心（它們由《馬可·波羅遊記》等一系列描述遠方異域財富的書籍煽動起來），地理大發現終於在15世紀下半葉時機成熟。
真正讓世人意識到遠航價值的是航海家亨利（1394-1460），他是葡萄牙國王約翰一世的第三個兒子、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三世的曾外孫。1415年，亨利說服父親帶領軍隊奪取位於北非、與直布羅陀海峽相對的港口休達（Ceuta），葡萄牙由此獲得了在摩洛哥的第一個橋頭堡。從1419年起，亨利每年都派船探索非洲更廣大的地區，葡萄牙在海洋貿易和航海技術革新相互促進的過程中賺得盆滿缽滿。
1470年代，位於非洲大陸「腋窩」下的聖多美普林西比島被發現。1482年，約翰二世下令在黃金海岸上的埃爾米納建立一個據點以保護葡萄牙在該地區的利益——這是葡萄牙人為經營其海上帝國而設立的諸多貿易點中的第一個。1488年，葡萄牙人找到了越過好望角的秘訣，發現了進入印度洋的航線。1497年，瓦斯科·達·伽馬帶領四艘船繞過好望角，抵達印度。這次航行的成功促使約翰二世的繼任者曼努埃爾一世派出了另外一支包含13艘船的艦隊。這支艦隊雖然沒能抵達印度，卻意外橫跨大西洋到達了巴西。全球性的大規模航海貿易至此初見端倪。
在莫蒂默看來，15世紀變化的主要推動者之一是航海家克里斯多福·哥倫布。這位義大利航海家從1482年開始為葡萄牙王室服務，曾航行至埃爾米納。他熟讀託勒密的《地理學》，堅信從葡萄牙向西航行能夠抵達中國。但約翰二世及其謀臣認為哥倫布對航線距離的判斷有誤（這一點他們是正確的），否決了哥倫布的航海計劃。哥倫布遂於1492年轉向西班牙王室尋求支持。當年伊莎貝拉女王和費迪南國王剛剛擊敗穆斯林人收復格拉納達，龍心大悅的兩位君主同意了哥倫布的建議。哥倫布雖然沒能到達夢想中的中國，卻發現了美洲大陸。
伊莎貝拉敏銳地意識到了發現「新世界」的重要性。1494年，在教皇的斡旋下，西班牙與葡萄牙籤訂《託爾德西裡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瓜分了新世界，葡萄牙得到了基督教世界之外的所有陸地，但必須在亞速爾群島正西方向的一條長370裡格的直線內。1500年，歐洲的商人意識到從葡萄牙的海路運送大宗胡椒、肉桂和絲綢到歐洲，比沿著威尼斯人的陸路通道大包小包地運送更加便宜。國際貿易的地緣優勢由此轉換，將本屬歐洲邊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推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央。
事過境遷，更能看清歷史後果的我們應該注意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意義不止是幫助西班牙奪取海洋霸權那麼簡單。「哥倫布的發現最重要之處是，他摧毀了一個神話，即以前認為任何該知道的東西都已經被希臘和羅馬人發現了，」莫蒂默寫道，「哥倫布的發現毫無疑義地向整個基督教世界表明，沒有什麼古典學問是絕對的。他的發現，還有卡伯特和卡布拉爾的發現，把託勒密的權威撕成了碎片。因為，如果古代世界最偉大的地理學家都可能連一個大洲都沒有注意到，那我們還能在任何事情上信任他嗎？因此，15世紀的最後十年至少見證了一次認知革命：一種突然到來的嶄新的思考世界的方式。它不受已有知識的束縛，並且事實上超越了已有知識。」
艾絲美拉達（希巴·塔瓦吉飾）
「那個叫古登堡的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他在紐倫堡的機器每分每秒印個不停」
1455年，約翰尼斯·古登堡通過印刷術完成了足本拉丁語《聖經》的出版，這是歐洲歷史上印刷術大規模應用的開端。然而彼時拉丁語是一門精英語言，大部分人都無法閱讀，而且1500年之前出版的大部分書都很昂貴，印刷術的價值要在下一個世紀才會體現出來。
根據莫蒂默的統計，16世紀初，歐洲有大約250家出版機構，截至1500年這些機構印刷出版了約2.5萬個版本的書籍，如果每個版本印刷500冊，那麼該有1300萬冊書在8400萬人口中流通。
印刷術的爆發源於人們對本土語言版本《聖經》的巨大需求。《聖經》直至今日都是全球出版量最大的書籍之一，在當時，這是唯一一本讓為數眾多的人渴望親自去讀的書，人們希望能夠親自閱讀和理解《聖經》，而不必再藉助於牧師的講解和布道，這樣做能夠在他人和上帝眼中提高自己的名望，增加死後進入天堂的機會。不同國家出現地方語言版本《聖經》的時間不一，到16世紀末，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有了由本國語言翻譯的《聖經》（除了葡萄牙和俄羅斯）。
印刷文字的普及帶動了知識傳播和識字人數的增加，這在有益科學發展同時打擊了教會的權威。1543年，尼古拉·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出版，這本書的大量傳播表明很多天文學家同時在討論哥白尼的發現。教會當局無法壓制這本書的發行傳播，儘管他們希望繼續維持「地球中心說」這一絕對真理。
印刷術大大改善了政府的社會治理方式。16世紀開始，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開始收集記錄境內人口的民事信息，如個人洗禮、婚禮和葬禮記錄。在英格蘭，政府開始要求保存大量文件材料：每個縣必須保有地方法院的庭審記錄；教會法庭必須保有遺囑認證材料、財產清單和帳本作為辦案依據；教會為教師、內外科醫生和助產士頒發執業執照；每個教區的公路巡視員需要保存維護公路錢款的收支帳目；地方軍事部門需要保留海防受訓人員記錄，以及兼職部隊的供給項目及此項開支的徵稅記錄。
印刷術還間接影響了婦女社會地位。儘管在大多數情況下被禁止在公共場合拋頭露面，一些有頭腦的女性開始意識到她們可以通過閱讀來獲取知識，一些知識女性則開始通過出版自己的著作來闡述女性對性別不公的理解。16世紀末，兩性關係在義大利成為一個熱門話題，一些女性作家批判了男性作家的冷漠無情。盧克雷齊婭·馬裡內拉（Lucrezia Marinella）在《女性的高貴與優雅和男性的缺點與邪惡》（1600年）中有力回擊了過去作家對女性的歧視。同年，莫德拉塔·豐特（Moderata Fonte）出版了《女性的價值：女性比男性高貴和優越的真實揭示》，書中七名威尼斯女性探討了為什麼男性和婚姻似乎註定給女性帶來不幸，如果女性保持獨身將多好。
艾絲美拉達與皇家衛隊隊長菲比斯
「路德重寫《聖經新約》 世界正在分崩離析」
印刷術的另外一個重要影響是觸發了宗教改革。1517年，德語版《聖經》出版逾半個世紀，人們焦慮地發現，《聖經》裡描述的早期教會和現實世界的羅馬天主教會迥然相異。教會推出贖罪券，宣稱購買此物者能夠免除罪惡進入天堂。但《聖經》中對此並無記載，人們合理地懷疑，這是否只是教會搜刮民脂民膏的藉口，而非上帝的真實意願？
1517年10月31日，維滕堡神學院博士馬丁·路德在維滕堡教會的大門上張貼了一份包含95個議題的清單，公開抨擊教皇為了修建羅馬聖彼得教堂發行高價贖罪券的做法。路德堅稱唯有上帝才能免除罪惡、決定煉獄中魂靈的歸宿，質疑教皇的權威。這份公開抗議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印刷術的幫助下得到廣泛傳播。
1520年，路德被教皇宣布為異端分子，但社會氛圍已經開始扭轉，各種教派相繼出現，以實踐人們心中真正的信仰。1524年，黑森林的腓力（Philip of Hesse）是第一位把路德派教義定為州立宗教的政治領袖。1530年，宗教改革的影響力突破了德語地區，波及英倫諸島、低地國家、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和東歐，羅馬教會的權威進一步喪失。1534年，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通過《君主至上法》，宣布英格蘭君主才是英格蘭教會的首腦，與羅馬教廷決裂。1536年，丹麥正式放棄天主教會投向路德派。即使在那些當權者沒有與天主教教會決裂的國家，新教信徒的數量也在不斷增長。
「世界正在分崩離析」不僅描述的是基督教徒的精神世界，也是基督教世界的政治現實。一個路德沒能預想到的後果是，國家之間以天主教和新教劃分陣營互相為敵，同一個國家內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彼此相殘。這導致了歐洲長達100多年的戰爭，還有此後300年間歐洲政府對宗教少數派的迫害。對宗教異端的排斥在部分地區甚至持續至今。莫蒂默寫道：
「宗教猜忌在16世紀下半葉加劇了民族國家之間暴力的緊張關係。對外國間諜活動的恐懼四處蔓延，政府於是開始監視自己的臣民……在這個世紀，隨著時間的推移，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積怨越來越深。宗教衝突和政治異見糾纏起來，形成一種混合爆炸物，它威脅著人們塵世間的福祉，也威脅著他們通向天堂之路。」
宗教改革的另一大影響，是打碎了教會和國家之間的政治角力平衡，王權的重要性開始蓋過教會權威。幾個世紀以來，高級神職人員同時在政府內部擔任要職，或在政治領域發揮不亞於君主的巨大影響力。比如13世紀的法蘭西，12個貴族議員中有6位是高級教士；中世紀的德意志，3/7的選帝侯是大主教，他們選出德意志國王，許多國王繼而加冕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529年以前，幾乎每一任英格蘭首席大臣都由主教或大主教擔任。但這個情況隨著宗教改革的發展而改變。教會人士不再能夠獨立行使政府職權，不再擁有制衡王室權力的權柄。世俗權力開始與神權結合在一起，歐洲君主掌握絕對權力的時代開始降臨。
《歐羅巴一千年：打破邊界的歷史》【英】伊恩·莫蒂默 著 李榮慶 等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