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60年弦歌不輟 這裡走出了四川考古的「半壁江山」
徐中舒先生（左二戴眼鏡的老者）。圖片由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提供
10月31日，中國考古學前沿論壇暨四川大學考古學專業創建六十周年紀念大會在四川大學江安校區舉行。川大考古的歷屆師生以及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等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專家們「群賢畢至」，共慶這一國內考古學界的盛事。
60年前，著名學術大師徐中舒、著名考古學家馮漢驥在四川大學創辦了「考古專門化」。這所百年高校，由此成為全國首批開設考古專業的三所大學之一。
60年來，美麗的錦江之畔，走出一代又一代考古人——
川大考古系奠基人之一的馮漢驥，在上世紀40年代主持過成都永陵的考古發掘，這是國內首座科學考古發掘的帝陵；廣為科幻迷熟悉的《珊瑚島上的死光》一書作者童恩正，憑藉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等學術成果，被國際考古學會議專門開設分會場紀念；張勳燎是國內道教考古開創者；林向、宋治民是用考古材料研究西南地區先秦文化的一個標杆……
從創始人到川大考古的二代精英，從三星堆祭祀坑、金沙遺址的發掘領隊到年輕的考古人遍布全省各地，一批又一批川大考古人撐起了四川考古界的半壁江山。
兩位大師
奠定川大考古的底色
川大考古的誕生，徐中舒和馮漢驥是繞不開的兩位大師。
徐中舒，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192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梁啓超、李濟等著名學者。
早年，徐中舒以《耒耜考》一文一舉成名。該文以出土古文字材料與古代典籍及實物相互對照，解決了兩千年來學者們一直莫衷一是的耒耜形制和功用問題，成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名篇。
徐中舒不僅在研究中廣泛利用考古學上的各種發現和研究成果，還對考古材料本身作了不少獨立的研究，提出許多很有價值的獨特見解。
川大考古的另一位奠基人馮漢驥，早年留學美國，取得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哲學博士學位。應邀到四川大學任教以後，將現代考古學理念帶到這裡，與徐中舒「考古學是歷史研究的一部分」的理念很好地結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雷興山表示，「可以說，正是徐中舒、馮漢驥等先生的篳路藍縷，奠定了川大考古的底色。」
「馮漢驥先生完全是一名純粹的學者！」川大考古專業的第二代精英、86歲的張勳燎教授，言及前輩仍然無比崇敬。「1939年，當時的教育部任命國民黨黨棍程天放做四川大學校長，一向不參與政治的馮先生破例籤名反對，並且因此辭職離開了四川大學。」他甚至給自己定下一個為人處世的規矩，「雖有相熟之人，當其一入政界，就等於斷絕來往了。」
所幸這樣一位學者離開四川大學以後，另被邀請籌備四川博物館。正是在出任四川博物館館長期間，他主持了成都永陵的考古發掘，這也是我國首次科學發掘的帝王陵墓。
馮漢驥的諄諄教誨，張勳燎教授記憶猶新：「他經常告訴大家，從事現代考古工作，必須親自參加田野發掘，不能只是坐在家中搞沙發考古。但一個考古學家首先必須是一個歷史學家，否則便只能成為考古匠。」他一直記得馮漢驥治學嚴謹，從不寫應酬作品。「他要求我們文章寫成之後，一定要放上一段時間再看更多的材料，經過反覆校驗訂正，萬勿輕易寄出發表，誤人誤己。我現在還有這個習慣，就是從他那裡傳承下來的。」
篳路藍縷
堅持走在田野考古第一線
不搞「沙發考古」，讓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在條件最艱苦的年代堅持走在田野考古第一線。
「考古系五老」，年齡由高到低分別是89歲的宋治民、88歲的林向、86歲的張勳燎、83歲的馬繼賢以及已經過世的童恩正。「五老」中年齡最大的宋治民，是河南人，從西北大學畢業後赴四川大學考古專業任教。1963年，馮漢驥選定廣漢月亮灣遺址作為1959級考古專業學生的田野實習工地，童恩正、宋治民、馬繼賢三位老師負責指導工作。
他們住在廣漢的回龍寺小學，老師和學生一起在教室裡搭通鋪。白天搞發掘，晚上整理髮掘記錄。雖然廣漢當地支援了一個人幫他們做飯，但糧食蔬菜都要自己買。「我們就向老百姓打聽什麼時候趕場，老師和學生輪班挑著擔子、推著架子車去買，甚至煮飯的煤也要到廣漢火車站去擔回來。」宋治民說，那時候，每人的糧食定量一個月只有23斤，一大群年輕男子天天幹體力活兒，根本吃不飽，只有不斷找當地農民買紅薯充飢。他是北方人，走不慣南方的田埂，在月亮灣發掘時，總是一不小心就會從田埂上踩滑到水田裡。
1964年，林向和童恩正接到到汶川蘿蔔寨發掘石棺葬的任務。這是一處海拔兩千多米的高山臺地，「我們一日兩餐就以玉米酸菜湯充飢，冒著野嶺風沙，晨著棉襖午披單衫，整天喝不上水，山上山下奔波指揮民工，口乾唇裂，汗衫不斷被汗溼透，又被山風吹乾。」林向說，1975年秋，童恩正赴西昌壩河堡子帶學生發掘大石墓。半個多月中，他們吃住在農民堆草的破屋裡，被蟲子叮咬一身紅腫，奇癢難忍、狼狽不堪……正是因為這次發掘，才使人們第一次得到這種神奇的大石墓葬俗的科學資料。
紮實的田野考古和徐中舒、馮漢驥二老的學術思想相結合，以「考古系五老」為代表的第二代學術精英迅速脫穎而出。
張勳燎，首創了中國考古界的道教考古。一開始，張勳燎從事的只是墓葬考古研究。但是他發現，墓葬裡有很多道教材料，自己並不懂是什麼意思。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張勳燎連續4個月泡在川大圖書館，啃完60本相關的專業書籍。張勳燎很著急，「因為上世紀80年代，外國學術界看不起中國考古。日本人過去曾公開提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不能再讓他們先搞出一個道教考古出來。」數十年的鑽研，張勳燎完成了《中國道教考古》等重大成果。
以科幻小說《古峽迷霧》《珊瑚島上的死光》為公眾熟悉的童恩正，上世紀80年代，他提出從我國東北到西南，存在著一條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從新石器時代後期到銅器時代，活動在這一區域內的為數眾多的民族留下了若干相關的文化因素。「這一觀點的提出，代表著中國考古學家在上世紀80年代就以一個宏大的視野來觀察和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影響了學術界如何看待亞洲遊牧文明和農業文明的邊界問題。」川大考古系原系主任李永憲感嘆道。2012年，日本福岡召開第五屆東亞考古學大會，專門設立了一個分會場紀念童恩正。
林向、宋治民、馬繼賢……他們在各自鑽研的領域均結出了累累碩果。上世紀50年代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巫山大溪遺址，「大溪文化」就由林向命名。
枝繁葉茂
撐起四川考古的半壁江山
多年來，四川大學考古系以西南考古為中心，在四川盆地、雲貴高原、青藏高原等地區進行了一系列在國內外產生重要影響的考古發掘及研究。無論是早年馮漢驥等人對三星堆、巴蜀船棺葬、岷江上遊石棺葬等遺址的發掘和研究，還是近年考古人對西藏從史前到後吐蕃時期系列遺存的發掘，都是其典型代表。
在四川大學1978級考古系，曾經留下兩個著名「傳說」。「四川大學舉行全校英語大賽，有一年得第一名的不是英語系，而是這一屆考古專業的學生。為了訓練聽力，他們很多晚上都是抱著錄音機聽著英語睡著。」李永憲至今言及此事還津津樂道，「還有一次，他們得到了去西安參加學術活動的機會。沒錢買火車票，班長就批發了一堆冰棍讓大家在學校兜售湊齊了路費；住不起旅館，他們直接把涼蓆、水瓶、鋪蓋等打成軍訓包背到了西安……」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霍巍，正是1978級考古專業學生的一員。當年學習的這種勁兒，讓他和同事們在西藏「生命禁區」的考古，一搞就是30年。「我們的工作地點，最高海拔到過5900米；白天氣溫可能40多攝氏度，晚上就零下十幾度。最長的一次，我在西藏待了3年。」在童恩正等老一輩考古人發現西藏第一個新石器時代人類村落——卡若遺址之後，他們又找到了舊石器時代的若干人類遺存，證明距今3萬年，青藏高原已有人類活動。數千年來，這塊高海拔地區同樣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年，年青一代的川大考古人還頻頻造訪斯裡蘭卡等地展開海外考古，用實物尋找中國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地位。
四川大學考古專業最重要的「成果」，當屬為全國輸送了1300多名考古文博的棟梁之材，「尤其在四川，可以說川大考古人撐起了四川考古的半壁江山。」霍巍說。
神秘的三星堆，1929年因燕家院子發現玉石器坑而備受矚目。然而，直到1964年，馮漢驥作出「這裡可能是古代蜀國一個中心都邑」的論斷，才算叩響了三星堆遺址的大門。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一醒驚天下，主持發掘的兩位領隊陳德安和陳顯丹，就是川大考古專業畢業的。
2001年，成都金沙遺址的發現，讓成都考古從此進入黃金時代，主持現場發掘的現金沙遺址博物館館長朱章義，同樣畢業於川大考古專業。
走進成都博物館，很多網紅文物的出土，都出自川大畢業的考古人之手。
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的經絡漆人、漢代織機，如今已是成博鎮館之寶。在2013年現場主持發掘的謝濤，來自川大。他此前主持發掘的春熙路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和老官山漢墓一樣，都獲得過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成博網紅文物天府石犀，以及佐證成都在漢代曾經「列備五都」的天府漢碑，出自「80後」考古人易立之手。今年，他即將從川大考古系博士畢業……
60年弦歌不輟。文脈，還將在這方教室代代傳承。（成博 靳小沛 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吳曉鈴 吳夢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