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玉貴 王其寶
中國近代考古學誕生於1921年安特生發現仰韶文化，上承宋元明清以來的金石學，同時吸收借鑑了近代西方考古學的理論、方法和技術，以中國考古學家主持進行的河南安陽小屯殷墟與山東章丘城子崖遺址的發掘為標誌，逐漸形成自己的學科體系。
齊魯書社新近出版的《中國考古大發現》（增訂本）所涉及主體內容屬于田野考古學範疇。在考古調查基礎上進行的田野發掘，一般分為搶救性發掘和主動性發掘。搶救性發掘一般是因為非法盜掘或各種建設施工行為，意外發現古代地下遺蹟或遺物而被迫進行的；主動性考古發掘，則主要是為解決考古學的某個或某類課題而進行的。本書所列的搶救性發掘佔全部發掘項目的一半以上，例如1965年湖北漳河水利工程文物考古工作隊發掘的江陵楚墓，1974年7月秦俑考古隊發掘秦始皇兵馬俑等等。
《中國考古大發現》也列舉了不少為解決某課題而主動進行的考古發掘，比如1900年3月由羅布泊人艾爾德克意外發現，由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組織發掘的樓蘭古城遺址；1926年由歐洲人安特生、師丹斯基調查發現，經中外考古人員聯合發掘的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等。當然，本書也選入了一些兼具主動性和搶救性因素而有之的考古發掘項目，1928年10月首次被發現後經由中國考古工作者持續70多年調查發掘的殷墟遺址，1934年春首次由專業考古人員正式發掘的三星堆遺址等。
史前考古遺址發掘和研究為我們認識和架構史前史發揮了重要作用。1928年城子崖遺址的考古發掘，首次使用了考古地層學原理，首次繪製了考古地層圖，首次出版了田野考古專刊《城子崖》。石峁遺址為龍山文化晚期和夏代早期史前文化遺址，它以宏大的規模、複雜的布局結構、數量龐大的玉器及其城址地位的重要性，被考古學界認定為「在北方文化圈居於核心地位」的「超大型的中心聚落」，因此被考古專家譽為「中華第一城」。
歷史考古學的研究範圍是有了文字記載以後的人類歷史，其主要研究對象是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的文化遺存。歷史考古學必須與歷史學配合，同時還要依靠古文字學、銘刻學、古錢幣學、古建築學等學科分支。歷史考古學領域，也就是中國古代社會（商朝到明朝末期），《中國考古大發現》選入了在田野考古領域比較具有代表性，同時在社會公眾中影響較大的遺址類、墓葬類文章25篇。
總之，本書所陳述的考古發掘和發現，是對中國考古發掘與發現的重要成果的一次比較集中的通俗化表達，雖然它沒有按照考古史或者考古發掘發現的先後排序，但充分考慮了有關發掘發現在中國考古史上的地位和影響，而且以點成線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近代考古學產生發展的歷程，其目的就是讓讀者由此了解中國考古學發生發展的歷史。
作為一部公共考古學的大眾普及讀物，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年版《中國考古大發現》出版上市後，先後再版2次，連續加印8次，累計發售30000餘冊。
時隔20年，齊魯書社又與有關作者聯袂打造推出了該書最新增訂版，收入中國近代考古學誕生以來全國各地重要考古發現32處、文章32篇，按照考古發現對象所處的歷史時代的先後順序展開，最大限度地覆蓋中國全境和考古發掘的各個門類。該書主編為南開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劉尊志教授，分篇文章撰稿者近20人。
公共考古學不僅是考古學的進步與發展，也可帶動包括歷史學在內的其他有關傳統學科學術研究的進步甚至革命。《中國考古大發現》作為大眾普及讀物，可謂中國考古學走出學術「象牙塔」的一次成功嘗試。
《中國考古大發現》出版社：齊魯書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