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份蔣介石日記公布之後，研究者紛至沓來。作為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人們認為，蔣介石日記的解密，會幫助世人窺視這個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並從中了解近代中國的變遷。歷史學家也希望通過這一經歷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的當事人，自己來記錄、還原歷史的真實。
蔣介石日記公布至今已經有六年了，蔣介石日記的研究，乃至中國近代史研究成果如何？近日，以蔣介石日記研究為依據的《天下得失：蔣介石的人生》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的三位作者———北京大學教授王奇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汪朝光、金以林在一起進行了對話。
本報特約撰稿艾凌
研究20世紀中國繞不開蔣介石
王奇生：蔣介石日記發表已經6年，前面幾年基本是一個炒作的階段，日記出來是具有新聞的效應，但是真正從日記出來到研究成果出來是有一個周期，這個周期五至六年很正常。
汪朝光：研究20世紀中國史蔣介石肯定是繞不過去的一個人物。不了解蔣，你肯定就不了解20世紀上半年的中國歷史。但真正從學術角度出發，比較厚重的研究還是很缺乏的。因為流行的那些書，說好聽一點，屬於普及性讀物，說不好聽連普及性都說不上。
蔣介石愛讀經書對獨裁者印象好
王奇生：這本書可以說幾乎每一篇都是創新。我們就是想舉一個例子，某一個問題的某一個觀點，以前是怎麼看的，現在有什麼新的看法。你的某一個問題，以前是怎麼看的，現在給你顛覆了。
金以林：書中有一篇文章是我寫的，講1932年的蔣介石。1932年，除了「一二八」滬淞抗戰沒什麼事。蔣1932年的日記我讀了三四遍，這一年對他的變化和影響很大。
1932年以前的蔣，更多的是在追求軍權跟黨權。他1924年當黃埔軍校校長，1927年北伐，1928年北伐，北伐完了就內戰，從蔣桂戰爭到中原大戰，一直在忙黨內的各種問題，始終沒有提到國家政權建設。1932年以後，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年初總結他下野的時候有一個觀點，就是覺得他跟知識分子很疏遠，他要調整跟知識分子的關係。
1932年後，他系統地找了一批頂尖學者給他講座———像王世傑，當年是武漢大學的校長；像翁文灝，是清華大學的代理校長。蕭一山給他講清代的政府是怎麼做的，教育他去找胡適談。後來，他把這一批人引入到政府裡了。翁文灝最後做到了行政院長。王世傑抗戰前做教育部長，抗戰中做外交部長。
以前老說蔣介石跟政學系如何，我個人覺得，讓政學系這些人來管理國家，實際上國民黨黨內反對的力量很多。但是，國民黨黨內，無論是軍事幹部還是黨務幹部，他們管理不了國家。從1932年以後開始，蔣介石開始考慮怎麼建國了。
汪朝光：蔣介石日記對於近代史的研究還是有一些發現。比如說最後一篇的讀書史，這填補了一個空白。比如龔育之寫的《毛澤東的讀書生活》，我覺得確實可以做一個整合性的研究，即20世紀的上半葉，中國領袖在讀什麼書。
蔣的讀書史，確實要看蔣的日記，否則他讀什麼書別人不知道，如果回憶錄裡涉及，可能也沒那麼完整，但是蔣的日記裡有詳細的記載，今天看了什麼書，看了書之後有什麼感想，這樣就便於我們做這個研究，我覺得這個是填補空白的。
再比如說，《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這篇文章所揭示的蔣個人成長的歷史，如果不依靠這個日記，確實很難做出來。
王奇生：毛澤東喜歡讀歷史書，蔣介石喜歡讀經書。毛澤東是絕對不讀經書的，兩個人的重點完全不一樣。毛澤東尤其喜歡讀野史，蔣是絕對不讀野史的。
我原來對蔣讀經很不以為然，我覺得讀經對他的人生有影響。就是說一個人的權力到了頂點，沒有制約，這個時候很容易走極端，很容易為所欲為。但是蔣是在權力沒有制約的情況下，最後沒有走極端，沒有成為希特勒，這跟他讀經有很大的關係，他這種修身養性，確實對他個性和行為有影響。
金以林：我基本不認同蔣讀經修身不走極端獨裁之路的觀點。蔣也想隨心所欲、對權力壟斷。只是蔣所處的這個環境，他對國民黨，對方方面面的權力壟斷，遠達不到其他人的時代。就像你說的，國民黨是一個弱勢獨裁政黨，它當然想成為強勢獨裁，但是他達不到聯共的水平。而且蔣也不是說不讀史書，相對來講，他很強調應用性的時候，他也要看史書。
王奇生：他就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讀了一些史書，但是完全不能跟毛澤東相比。
金以林：他對國外圖書、海外經驗的藉助，可能比毛多。1932年他非常認真地讀《俾斯麥傳》。他在談到民族獨立的時候，讀《凱末爾傳》，他就覺得無論是俾斯麥也好，凱末爾也好，是他學習的楷模，都面臨著民族的危機，怎麼解決民族危機，然後怎麼國家獨立。
王奇生：蔣對史達林感覺不錯，尤其是抗戰時期到1940年代，他覺得最了解他的是史達林。
金以林：蔣對獨裁者印象都很好，不是說他不想獨裁，或者讀了經書以後有了自我約束，是他達不到獨裁的程度。
他對誰都不信任日記裡罵人無數
汪朝光：另外，日記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日記本身又是一個非常主觀化的史料，萬萬不可把日記當成一個真實的歷史。
我舉一個例子：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學家羅爾綱先生，寫的《師門五年記》，裡面說胡適從北平南下，只有他一個人到火車站去送行。可是餘英時先生說，胡適自己就有日記，當天到場的有七八個人。餘先生也挺厚道的，他只是指出了這個事實，他並沒指責羅先生究竟出於什麼目的，說只有一個人去送行，這個顯然不完全是記憶的差誤。因為七八個人，你總得記住一兩個人吧，可見這裡面有主觀的因素，更別說因為客觀的因素，確實就是忘了，這個更是很常有的。
所以如果我們把日記當成判斷一個人行述的唯一標準，一定會受到誤導。像日記和回憶錄這樣的材料，都是不太可靠的。我覺得，回憶錄在本質上跟日記有相通之處。
金以林：前一段總有人爭論蔣介石日記的真假。我們研究所去抄了一套，大致下來有500萬字。但是問題是，有些事日記沒寫，比如說「4·12」幾乎就一筆帶過，包括皖南事變也是。
汪朝光：蔣介石日記裡面也有虛飾、有意歪曲和誇張的一面。
金以林：但是起碼寫的內容是真的，心態是真的，只是說你怎麼去表達而已。有的時候我也承認，比如蔣第二次下野的時候，他在日記中寫到，他渴望自己能下野、解脫，但是這些話毫無疑問跟他當時的心境是不符合的。
還有一點我個人的體會是，隨著地位越來越高，老蔣有點高處不勝寒的感覺，有的時候沒人跟他說心裡話，他在日記裡罵人無數，基本上沒罵過的是孫文、宋慶齡。
王奇生：宋美齡也罵，因為宋美齡會偷看他的日記，所以他不明著寫罵，就罵婦女無才便是德，教育也不行，這些都是罵宋美齡的。
金以林：尤其是抗戰以後，沒人跟他交流了，他對誰都不信任，這個人的性格就是這樣。有的時候，就是這種感情就在日記中的宣洩。
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去重慶，他在日記裡就說我要審判他如何如何。我個人的理解，這是蔣介石的一種情感缺陷。事實上，從他的行動中，毫無任何徵兆或實際行動顯示，他企圖審判毛澤東，或者他跟黨內的領袖討論過這個事，或者做過哪些布置。
其實有的時候我覺得日記的新聞價值太大，除了新聞價值以外，蔣介石日記本身的價值有限，一定要伴隨大量的其他的原始文獻，特別是在臺灣的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檔案》才能得到對史實的印證。實際上，我們可能用的其他的檔案數量要遠遠高於日記本身的數量。像臺灣收藏出版的有一套書叫《事略稿本》，從1927年到1949年有80多本。這套書除了有蔣介石日記摘編以外，還有更多的蔣介石收發往來函電。比如胡宗南給他一個電報向他報告一個什麼事，然後他給胡宗南的一個回電，談到這個事應該怎麼處理。
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講，這些史料的價值遠遠高於日記。但是，做蔣介石的傳記，了解他個人的心路歷程，日記能夠提供所有其他的檔案提供不了的價值。那種「蔣介石的日記改寫近代史」的說法，我個人認為完全不成立。
寫日記為留後人看「雪恥」寫了幾十年
王奇生：一個國家領導人，面臨這麼大一個國家，就他一個人操心，多少事情忙不過來，多少事情要思考，他還每天至少花一個小時一絲不苟地寫日記，天天寫，50多年一以貫之，你說他還有多少時間幹正事？
金以林：從1927年，蔣的地位鞏固以後，他寫日記很明確的一點是要給後人看的。
王奇生：所以他這麼認真地寫日記，就當成一個事業做。
金以林：他就是要留給後人看的，像「3·20」事件以後他就說，中山艦事件我不解釋，等我死後你們看我日記如何。西安事變以後張學良看了他的日記，覺得蔣介石堅持要抗日，事實上蔣介石在日記中對抗日的這個問題上一直很堅定的。
王奇生：網民就說了，搞半天他原來在日記裡面抗日。
金以林：但是有一點，我覺得我抄日記的時候，他在日記裡以前都在日記頭上寫一句格言：雪恥。
在北伐的時候，蔣動不動就談天下沒有太平，何以成家。等到1927年之後要娶宋美齡開始，就一句不談何以成家的事了。1928年以後他恢復總司令職務開始北伐，從濟南「五三慘案」開始，他就寫「雪恥」，那是1928年5月。這個「雪恥」一直寫到抗戰勝利，寫了將近20年。
王奇生：好像到1949年以後還寫。但是那個「雪恥」的概念早就不一樣了。
金以林：從濟南慘案一直寫到1945年抗戰勝利，此後有一段時間沒寫，等到解放戰爭又開始再寫的時候，寫得少了。這時，「雪恥」基本上就是雪中共的恥了。
我抄日記的時候，抄濟南戰役打王耀武，蔣介石的習慣是每天早晨寫前一天的日記，他的日記裡都有「朝課」、「晚課」。朝課就是早祈禱。朝課祈禱完了以後說我做了一個夢，上帝說濟南一定能守住，他就特高興，過兩天濟南王耀武跟他說我能守住，只要援兵到了就行，老蔣說你看上帝這個夢託得好。再過兩天濟南差不多丟了，王耀武下落不明。蔣介石在日記裡又寫，上帝託夢給我，說濟南安危絕對沒問題。隔了一天確實證實濟南丟了。他說儘管濟南丟了，但是上帝給我的安慰依然永存，主佑中華如何如何。
蔣介石的這些舉止說明，他個人的能力跟毛澤東那種大開大合、不拘小節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三大戰役打得翻天覆地的時候，蔣基本上十一點半就寢，或者晚到十二點就寢，毛可以幾天幾夜不睡，睡的時候誰也不許打擾，包括淮海戰役勝利以後。
信基督出於功利也曾講人定勝天
王奇生：蔣介石50年每天日記寫上，早上幾點起床，晚上幾點睡覺，基本上不變，你基本上不變，你寫這個幹嗎？這就證明他想說，我就是一個聖人，我能夠這麼忙的時候都堅持穩定作息。
金以林：他也可能就是為了追求中國傳統的知行合一，他要強調這個。
汪朝光：有的問題確實值得討論，現在研究非常不夠。我們一方面說蔣介石跟毛澤東一樣，比較偏愛中國傳統文化，比如他很推崇王陽明。但是他在日記裡大量引用的是聖經的語言。包括他那個「天佑中華」———抗戰的時候，他基本上說的都是「天佑中華」、「主佑中華」。我沒有看到過一次菩薩保佑中國，做夢夢見很多都是跟宗教有關的，所以我覺得這個確實值得去研究，他對基督教何以如此沉迷。
王奇生：他是在抗戰以後，尤其是40年代以後才對基督教的信仰虔誠，1937年以前，他基本上就沒有信教，本來，他信教就是丈母娘強制的。
金以林：楊天石老師寫過文章，蔣介石信基督教不是丈母娘強迫的，他是自主選擇的。
王奇生：宋美齡跟他結婚之前約法三章。但是日記出來以後證明，不是宋美齡的約法三章，是他丈母娘倪桂珍———這個我太清楚了，因為這段日記是我抄的。
倪桂珍讓他信教，他不想信，就找藉口說基督教的理念不熟悉。於是倪給他一本聖經，說給你三個月好好讀一讀。三個月到了以後，倪就問他，怎麼樣，信教吧。他不想信，就說我還沒讀好。推到最後，有一次倪桂珍病了，蔣說這個病他可以治，宋美齡說你怎麼治，他說很簡單，你馬上把牧師叫過來給我施洗，之後告訴她說我已經入教即可。第二天倪桂珍的病就好了。
金以林：但是我看1930年代他信教以後真的很虔誠。
王奇生：1930年代談不上虔誠，1940年代開始有虔誠的跡象。到1943、1944年他不大順利以後，就開始信教比較厲害了。他得意的時候就不把宗教當回事，不順的時候是一種心理安慰。這就是典型的中國的宗教觀念，信什麼東西就是功利性的，完全保佑，所以他根本就是要求上帝保佑他。
金以林：從這點上講蔣介石不如毛主席，毛主席就講了人定勝天。
王奇生：你看的是後面一段，1927、1928、1929年這一段是我抄的。他天天在日記邊上寫上「人定勝天」，持續寫了一兩年，因為我抄本的時候不可能把這句話天天抄上去，所以你們看不到。這句話非常的微妙，這充分了反映了五四以後的這一代中國人，知識分子或者精英也好，相信人定勝天的觀念。在這一點上，蔣跟毛是相通的，但是很奇怪的是，我發現他連續寫了一兩年之後，突然之間這個「人定勝天」不說了，後來我覺得跟他信教有關係，他覺得天是上帝，這個「人定勝天」的觀念不能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