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把我們重新引向神秘和偶然，並且不去假設人們知道自己的想法或內心，希拉蕊·曼特爾。圖片來源：Ellie Smith/Contour RA
《狼廳》三部曲第三卷剛一問世，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Hantel）就回到了德文郡的書房，與演員本·邁爾斯（Ben Miles）遠程合作編劇，給《鏡與光》（The Mirror and the Light）的話劇改編賦予新的生命。她說，第一場朗誦會即將舉行，但由於無法面對面交流，這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他們通過電子郵件進行合作，「所以我們必須成為對方的合格辦事員。」
在曼特爾成為這個世界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前的幾十年裡，她將小說辛苦和貧窮的本質與文學為生活賦予的相對輕鬆的氣質結合在一起。「我沒有接受過任何批評訓練，所以我的寫作風格更輕快和風趣，而不是學術性的，」1987年，她這樣寫信給《倫敦書評》的編輯卡爾·米勒（Karl Miller）。
這封早期的手寫信是30多年來曼特爾與卡爾·米勒之間通信來往的第一封信，給曼特爾為《倫敦書評》寫的新文集《曼特爾碎片》（Mantel Pieces）打下了基礎。「《每日快報》的記者正坐在我家外面，電話鈴響著，等等……這些都是充滿諷刺的悲傷日子。」2013年，她在文章《皇室身體》（Royal Bodies）裡追溯了安妮·博林（Anne Boleyn）和凱特·米德爾頓（Anne Boleyn）的故事，在發表後引發差評，促使她發來了這封郵件。她寫道，這位英國未來王位繼承人的母親，「似乎是由一個委員會設計，由工匠打造的。她有著完美的塑料笑容，四肢的主軸是手工轉動的，並經過光潔的拋光。」
《曼特爾碎片》包含了二十篇文章，其中許多作品都反映了她對於女性身體在歷史中地位的持續關注，從1988年對雪兒·海蒂的《海蒂性學報告》的抨擊開始（「世界上一半的小說都是關於這個問題的，但海蒂想把它定性成一個科學事實」），到2017年對歷史上失去姓名的女性的沉思，靈感來自於一幅平庸的肖像畫，畫中人物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都鐸時期的女伯爵瑪格麗特·波爾（Margaret Pole）。（「當你需要他的時候，漢斯·霍爾拜因在哪裡？」）
今年曼特爾和丈夫始終待在家裡，因為兩人都有較高的新冠病毒感染風險，在此期間，她在自傳《放棄幽靈》（Giving Up the Ghost）中動情地記述了她與自己身體的鬥爭，她的文章也揭示了這種鬥爭對她的知識分子世界觀的持續影響。「如果像我一樣，你在27歲時接受了停經荷爾蒙治療，你就會思考生育和更年期的問題，以及沒有孩子意味著什麼，因為這一切都災難性地發生了，」她說。
「這也意味著我意識到女性在醫學界遭到了怎樣野蠻的對待：她們的痛苦沒有得到控制，她們的聲音沒人聽到。一直以來都是這樣：要麼『她擋了我們的路』，要麼『她抱怨太多』，要麼『她說話太多』，或者——以瑪格麗特·波爾為例——她的子宮有問題，她在繁衍後代。所以是的，我認為女性身體的問題化是一個主題。我不希望人們認為這就是我不斷寫的東西，但這無疑是個陰影。」
雖然三部曲的中心人物是一個男人——託馬斯·克倫威爾，但這是一部由女性身體推動的歷史，尤其是不幸嫁給亨利八世的六個女人。第一卷主要講述了阿拉貢的凱薩琳，第二卷講述了安妮·博林和簡·西摩，而第三卷講述了克萊維斯的安妮。不過，正如曼特爾在下文中向露絲·克羅斯（Ruth Cross）保證的那樣，在不劇透的情況下，她對這位被拋棄的德國公主的描述「與別的版本不一樣」。
在《觀察者報》讀者提交的許多「可愛」的問題中，她對那些回溯到她之前的當代小說《黑夜之外》（Beyond Black）的問題特別感興趣，這部小說講述了被鬼纏身的超能力者艾莉森的故事。「從許多方面來說，它是三部曲的初步嘗試，這個故事考量的是人們與個人歷史的關係，以及與更大的歷史的關係，」她解釋說。
「在艾莉森這個角色中，各種皇室人物都會一閃而過，盡其所能熬過去，最終的命運仍是不受認可。我不是說公眾對歷史不感興趣，但他們認為有一個叫做真相的上鎖的箱子，只有歷史學家才有鑰匙。這就不允許死者活著——他們之所以活著，是因為他們是可以被解讀的。」
這是一個有力的隱喻，曼特爾自己也有一種衝動，那就是喚起被遺忘的以及熟悉的鬼魂，輸出到世界各地，不僅在她的小說中，而且在戲劇和電視中。「死者有很多不同的類別：那些不斷被加工的人物，還有那些被歷史所熟知的人物，但他們的名字並沒有從一代人傳遞到下一代人，」她說，」我喜歡把他們想像成曼哈頓的空氣——那似乎是一件非常美妙而強大的事情。」
這是一個作家對作家的問題。我很樂意只寫作但不發表作品（我從未聽其他作家這麼說過！），你是否也有同樣的感覺，或者說讓別人讀你的文字能豐富你的寫作？
曼特爾：我剛剛在讀弗洛拉·馬約爾（Flora Mayor）的《校長的女兒》（The Rector's Daughter），女主人公在書中寫道：「幾乎是像蠶織繭一樣，從沒想過要去欣賞。」我不是蠶。我發現出版很難，到了某個點的時候，我也不會堅持——我想如果我的第二部小說沒有被接受，我就會斷定我沒有市場。之後，我可能會偷偷摸摸地寫，我忍不住要寫下幾個短句。我覺得把想法寫下來很容易，但我可能需要讀者（和金錢）的誘惑來見證我完成整個故事。
曼特爾：對於克倫威爾來說，他無法利用精神分析的詞彙，死者從過去的自己身上給他的現在帶來了信息，並提醒他關於自己已經錯過的方方面面。他的意識被不斷變化的記憶穿插，他更願意將這些記憶抹去以適應當下，但死者卻像流浪狗一樣在門前嘮叨、哄騙、抱怨。不管我們和他們的關係如何，我從不覺得他們能帶來慰藉。我從小就相信，死掉的我正在經歷煉獄的痛苦——我知道這不是真的，但它始終都在。
曼特爾：年輕人更容易感受到革命的必要性，見過的失敗案例也比較少。他們不服輸，也不相信宿命論。他們懂得如何把握時機，也能理解為什麼法國人沒有耐心坐等下一代人去改革。我認為，一個小說家如果憤世嫉俗或感到厭倦、覺得人類的可能性已經耗盡，那麼她就會失去力量。你必須出於一種信念來寫作，即事情可以不同、可以更好。
我想說，宗教改革適合所有年齡段的人。雖然我在20多歲的時候就想到了託馬斯·克倫威爾，但那時我不可能寫他。看看他的畫像就知道了，他經歷過太多了。
真正的老人應該回歸神話，和羅賓一起住在綠林裡，窺探那條據說會向正義彎曲的弧線。
曼特爾：如果你去想一想任何有價值的小說——交錯的故事線，交織的主題和隱喻——沒有人足夠聰明到可以做到這一點。當你的腦袋裡塞滿了數據，你就必須把手拿開，看看故事自己會變成什麼形狀。你必須相信這個過程，這可能很困難，因為你必須平息焦慮，因為你的任務是不要擋了自己的路。我認為這對所有有價值的小說都是如此，不僅僅是歷史小說。你作品的中心是對小說形式的信任，你運用的是濟慈所謂的「消極能力」——你必須忍受懷疑，走上一條沒有路標的道路。
當然，在準備階段，你會需要所有的智慧、徹底的投入、一切的記憶資源。但到了一定程度之後，你無法設計小說，也不能夠操縱它。你可以傾聽它的聲音，為它騰出一個空間，遠遠地為它找到合適的方式。
（翻譯：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