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天國」的反抗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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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於處境之艱，伊藤詩織這種不甘示弱、心存高遠的發聲在日本社會中也就顯得彌足珍貴。

2019年12月18日，伊藤詩織圍著一條紅藍格子的寬大圍巾，背著棕色雙肩背，一身正裝步入東京裁判所。今天是民事訴訟的最終判決日，距離2015年4月案發的那一天已經四年有餘。上午開庭時，她坐在原告席，對面是施暴嫌疑人、原東京廣播公司（TBS）華盛頓分社社長山口敬之。他曾是「首相安倍的御用記者」，這一天穿著經常出鏡的灰色西裝出庭。

2015年4月3日晚，伊藤詩織在酒店遭到山口敬之的性侵。2015年4月30日，伊藤詩織提交了報案書和起訴書。2016年7月22日，東京地方檢察廳針對此案做出證據不充分、不予起訴的裁決。2017年5月，伊藤詩織以真名露面召開記者會，並提出抗訴。但同年9月，東京第六檢查會駁回了她的抗訴。隨後，伊藤詩織起訴山口敬之進入民事訴訟階段，她要求對方賠償1100萬日元（約70萬元人民幣）。2019年4月，山口敬之對伊藤詩織提起反訴，要求其賠償1億3千萬日元（約832萬元），並在全國媒體進行道歉，以補償他的名譽損失。

法庭上，裁判長鈴木昭洋最終認定，山口敬之並未得到處於「酩酊」狀態的伊藤詩織的同意，就與其進行性行為；伊藤詩織恢復意識拒絕後，他仍想要繼續性行為。這一表述與日本刑罰中的「準強姦」定義一致。法庭最終判決伊藤詩織勝訴，山口敬之賠償330萬日元（約21萬元），同時駁回其控告伊藤侵犯名譽的起訴。

「坦白地說，我很難說出現在的感受。剛剛我走出來的時候，支持我的人一直給予我擁抱，讓我感到今天的判決算畫上一個句號。」東京裁判所門口，伊藤詩織舉著「勝訴」的牌子接受採訪時說：「但勝訴並不代表我受的傷害會消失。這只是一個契機，讓大家看到沒有被曝光的證據證言，是令人高興的。」

「性騷擾天國」的反抗行動 

「他是個男人，他很強壯。他把我推倒後，我衝著他尖叫。」這是日本前媒體人伊藤詩織絕不願回憶卻屢次被提及的場景。

2013年，留學美國的伊藤詩織與東京廣播公司（TBS）時任華盛頓分社社長山口敬之相識——他也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自傳的作者。2015年4月，為了在對方的部門找一份工作，伊藤詩織主動約了這位知名前輩。在東京惠比壽的一家壽司店，他們喝完啤酒後，又喝了清酒。過了一陣子，她覺得頭暈目眩，試圖去衛生間清醒一下，結果暈了過去。次日清晨五點醒來後，她發現自己躺在酒店的床上，被山口壓在身下，全身赤裸。

事發之後，伊藤向警方報案稱遭遇性侵，山口敬之卻對這一指控矢口否認。經過兩個月的調查，檢察官宣告放棄這一案件。接下來，伊藤詩織選擇了日本女性從不曾涉足的一條路：開新聞發布會、寫書，向公眾們披露自己的經歷。

2017年，一場由性騷擾受害者使用標籤#MeToo的社交媒體運動正在美國如火如荼，甚至有席捲全球之勢。與此同時，伊藤詩織的經歷也被再度翻起，然而直到今天，她的指控並沒有引起更多關注。

嚴苛的「性騷擾」界定

如果說伊藤詩織使用現代傳播手段讓更多日本人具有反性侵的意識，採取法律手段直面性騷擾的首個日本人則是晴野真由美。

1989年，日本出現第一例因性騷擾進行民事訴訟的案件：在福岡縣一家出版社工作的晴野受到上司強制猥褻而提起民事起訴，1992年以原告方全面勝訴告終。「性騷擾」一詞成為當年日本社會的流行語，並逐漸被認為是人權侵害的一個分支。

日本大學校園出現的首例性騷擾案件發生在1993年。當時京都大學東南亞地域研究方面的知名學者矢野暢對女秘書提出非分要求：「我累的時候，你就應該對我說『教授，我們一起去喝酒吧』，『教授，今天我陪您睡覺吧』，這是你作為秘書的工作」，他還與已婚女秘書長期維持不正當關係。最終這位常上電視的明星教授自掘其路，被日本社會拋棄，客死他鄉。

日本被稱為「性騷擾天國」並不為過。據內閤府出臺的《男女共同參畫白皮書》統計，全國都道府縣勞動局接到關於職場性騷擾相關的相談（諮詢）件數遠遠高於婚姻、懷孕、生產等話題，2009年最高峰時曾達到約2.5萬件。2015年-2017年更是連續三年位居第一位，分別有11289件（佔比45.4%）、9580件（41%）和7526件（35.8%）。

1997年，日本修改《男女僱用機會均等法》，公司職員招聘、採用、晉升等環節，禁止對女性採取差別對待，並寫入防止對女性性騷擾的規定。2007年4月該法案進一步被修改，性騷擾規定也適用於男性。厚生勞動省僱傭均等·兒童家庭局政策科對2008年後關於性騷擾指導件數進行過統計，約1.4萬件得到了有效指導。

日本網站「社會的教科書」總結過日本社會中的性騷擾行為：襲胸或摸臀等一般認知以外，壁咚、觸摸頭髮、搭肩並揉肩、工作時盯著臉看，甚至在工作環境下的表白，都被視為卑劣的性騷擾行為。

在網絡所徵集到的性騷擾語言集合中，除了露骨的言論，一些不經意的語句也會被許多公司認定為性騷擾：「這麼急躁，生理期了吧」，「一點兒都不像女的」，「年輕貌美的你，倒的茶都很好喝」。工作中，被詢問是否有男朋友、喜歡什麼樣的異性、被叫歐巴桑甚至被稱讚「變美變瘦」等也有性騷擾之嫌。而對於職場男性，被詢問是否有性經驗、是否有生孩子的計劃、被誘導去風俗店等也被劃定在性騷擾範圍。

日本大學教授對「性騷擾」一詞同樣敏感：與女學生討論課題時，男教授為了避嫌一般會選擇在公共談話室進行。即便在辦公室進行對談，教授也會有意打開大門。

不過，在語言暴力式性騷擾中，針對女性有失格調的奚落和蔑視在日本依然盛行，連位高權重的國會也是如此。2014年4月在日本眾院總務委員會上，向總務相等提出質詢的日本維新會眾院女性議員上西小百合，遭到在場一位男議員帶有性騷擾意味的奚落：「不早點結婚生子是不行的。」鑑於國會和東京都議會經常出現該問題，日本共同社對參眾兩院總計78名女性國會議員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12人聽到「女人閉嘴」等嘲諷與謾罵。

2015年10月，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稱，女性應多生孩子「為國家作貢獻」，引發女性群體不滿及抗議活動。菅義偉本人分管日本性別平等事務，在性別問題上卻殘留著陳舊觀念與歧視。

性騷擾背後的「黑箱」

《黑箱》，是伊藤詩織根據自己經歷寫成的書。之所以起名「黑箱」，是由於自己所控訴的性侵行為發生在僅有2人的密室中。作為只有當事人知道的事情，甚至他們對事發時的記憶會模糊，因而很難證明事情是在違背自己意願的情況下發生的。當然，本書更深刻的一層意思是：警方、檢察機構的辦事程序對公眾來說也是個「黑箱」。

丨伊藤詩織出書《黑箱》講述自己的經歷。

時至今日談及此事，伊藤詩織仍向《鳳凰周刊》強調：「對方是有權力在手的。」案件的反轉從一個電話開始：2015年6月4日，伊藤詩織原本在柏林接到「逮捕令已籤發」的消息，希望她儘早回國協助調查。然而4天後，她又接到電話被告知，對山口的逮捕令取消了。

這個神秘電話是誰打來的？據日媒披露，警方當時接到了時任東京警視廳刑警部長中村格的電話，撤回了對山口的逮捕令。中村格曾是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的秘書。由於山口敬之的另一個身份是安倍晉三的傳記作者，此案也讓安倍、中村格與山口敬之一起登上各大雜誌的封面。

山口敬之事後在發給伊藤詩織的電子郵件中解釋未採取避孕措施的理由，是自己有「精子活動弱的病」，並說「我想我們都應該檢討一下自己」，另一封郵件更稱：「就算你堅持認為這是強姦，你也絕不可能打贏官司。」果不其然，2016年7月22日，東京地方檢察廳針對此案做出證據不充分、不予起訴的裁決。

與其他國家相比，在日本，性騷擾的背後往往還會附上另一個詞——職權騷擾。按照厚生勞動省的定義，凡是上司下屬、前輩後輩或是同事之間超出業務正常範圍，對精神、身體給予痛苦都被稱作職場中的職權騷擾。如今，職權騷擾更是不經意之間就會觸及的「紅線」。

公司司機被要求做與本職工作無關的打掃、整理倉庫等工作；被上級糾纏問「你的交往對象是誰」等侵害個人隱私的行為；對員工施加暴行、上司群發郵件辱罵下屬、上級未邀請就出席送別會……這些在日本職場司空見慣的劇情均屬於職權騷擾。更誇張的，一位資深媒體人說由於沒有及時回復下級的郵件，被上告到領導認為其做了過分之舉，也算職權騷擾。

丨伊藤詩織曾是一間通訊社的實習生，她公開指控一位著名記者對她性侵，並出書描述這段經歷。「我知道，如果我閉口不談這件事，這種可怕的性侵犯大環境永遠不會改變。」

不久前，福島縣警視災害對策科的男性巡查部長和輔警對11名部下進行長達半年的職權騷擾，引起轟動：五個月來，他們每日超過三小時暴打下屬頭部和胸部；讓下屬吃塗滿芥末的烤牛肉、連續做一小時伏地挺身；讓下屬將上身赤裸的照片貼在工作櫥窗裡、並以「初戀」為題寫詩在大家面前朗讀…… 2018年1月26日，上述兩人被判處停職3個月、減薪十分之一的處罰。據日本《每日新聞》統計，2017年日本懲處的260名警察中，與性騷擾相關的問題人員高達83人。

針對這些情況，日本專門成立「強權騷擾對策計劃委員會」，其成員分布在公司顧問、事務所律師、大學教授、勞動政策機關研究員等各維度的行業中。日本公司應對「職權騷擾」也有了一系列預防措施：公司領導層會以聲明的方式發布相關明確指示；制定就業規則明確勞務協定；實施問卷調查把握最新員工動態；進行研修課程普及等。對於已經發生的行為人要進行防止再次發生的研修，對於被害者也在公司內設立相談窗口。

「我也是會憤怒的」

面對來自社會的各種性騷擾以及職權騷擾，日本女性多因羞恥感與恐懼感，往往選擇沉默。那些不沉默的聲音，反而顯得與主流社會有些格格不入。

「第一次意識到，（對於這種事情）我也是會憤怒的。」這是日本慶應大學4年級學生町田彩夏看到伊藤詩織報導時的反應。她隨之在推特上實名爆料，自己在日本最大廣告公司電通株式會社面試的時候被面試官說：「像你這樣外表漂亮的人，意見是不會被接受的」，「女性是可以作為武器使用的」。

當時她聽到來自面試官的侮辱以及夾雜情色的言語感到不舒服，但第一反應卻是「自己不行吧，這可能是我的錯」。憤怒——面對這類事情最本能的反應，在日本社會中是會被質疑、被否定的。

2017年11月，立憲民主黨代表枝野幸男的盟友議員青山雅幸，被20多歲的秘書山田麻美告發性騷擾。山田麻美寫了40頁的《性騷擾被害日記》，詳細記錄了每次被性騷擾發生的時間、場所、感受等。枝野幸男卻以「事實關係還未明了，不予回答」為由拒絕評論。

山田麻美在被青山雅幸引誘之時，一度「是竊喜高興的」。第一次是2016年6月被邀請一起吃飯，在計程車上山田麻美的手被青山雅幸抓住，但她並沒有反抗和躲避，這也導致青山雅幸的性騷擾逐步升級。

在東京生活的中國留學生王夢夢曾向日本媒體爆料過自己在一家餐廳打工時，被店長性騷擾的經歷。讓她吃驚的是，日本女同事們在被店長撫摸了肩、手、後背和屁股後，「竟然還在笑，一點兒都不生氣」。而當王夢夢小聲說了句「別再摸了」，頓時感到現場氣氛冷了下來，其他人則沉默繼續工作。

丨2016年6月6日，日本埼玉縣大宮站舉行「電車內防止痴漢犯罪」的宣傳活動，女性志願者分發傳單，呼籲抵制性騷擾。

與歐美演藝界人士在「MeToo」運動中相繼站出來告發性騷擾形成對比的是，日本演藝界對於這類事件卻有著一種輕蔑與責難。

2018年1月7日，富士電視臺下屬節目介紹了第75屆金球獎頒獎儀式以及表達抗議性騷擾之意的黑色禮服。但46歲的TBS女主持人松島尚美指責說：「那種可以看到半個乳房的衣服還是不穿為好。」「在控訴性騷擾的人中，很多人是靠潛規則上位的。」日本知名搞笑組合成員之一小木博明甚至批判道：「性騷擾告發的女演員，賣完了之後這麼說太狡猾了。」

據北海道大學性別社會文化研究教授原田真見觀察，歐美很多男性即便反對#MeToo，往往反駁說「並不是所有男上司都這樣的」；但日本人會認為「女性也是有問題的，真的受到性騷擾了嗎？」

這樣的質疑聲中，想發聲而不敢發聲的女性越來越多。「這些現實會讓所謂的性被害對策委員會、性暴力支援中心等形式上的支援流於表面。只要社會態度這般理所當然，網上再怎麼發聲，現實空間中仍然不易。」原田如此感慨。

在日本，對性侵被害者持有「自我責任論」的非難並非少數。對於公開性侵害的女性，反而會被貼上「沽名釣譽」「賺錢獲利」等標籤，甚至被認為是在撒謊。町田彩夏一直堅持用推特發布關於應對性騷擾的經驗之談，但侮辱性的言論像利箭般向她射來。「如何讓發聲的人不被孤立？」是她認為當下最重要的課題。

「在日本，面對性騷擾發聲最為艱難的原因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日本《朝日新聞》1月10日的調查顯示，相對於前兩大原因「擔心被害」和「不抱期待」，排名第三的是：「應該忍耐一些性騷擾」的社會風潮存在。「日本職場『男性文化』很強，在一個男性邏輯的社會中，大家會被一種隱形的力量所壓迫，被迫沉默。」原田一針見血地說。

一系列調查中壓倒性的觀點是，日本是一個在遭遇性侵害後很難發聲的社會；卻又會對被害發聲者的經歷產生共鳴。據美國Crimson Hexagon社交媒體分析系統調查，自2017年10月16日「MeToo」運動爆發以來，日本的推特關注數為6萬，世界排名第8位。12月17日-18日兩天上升超過7萬，排名世界第3位。

日本引以為傲的生存之道——維持整個組織、集團的「和」與「體面」，也成為思想被束縛的緣由。有網友在調查的意見欄中反思：「今天的日本，殘留著封建社會思想，人權意識淡薄」，「性騷擾都覺得理所當然的社會，是羞恥的國家。」

「沉默的被害者們的忍耐已到達臨界點。」日本淑德大學教授野村浩子如此判斷：「但在日本，一個男女差別依然很大的國家，領導層也並非多樣性，產生巨大變化還是較困難的。」

20萬女性共用一個救援中心

2017年6月，日本刑法對關乎性騷擾的相關法律進行修正，將強姦罪改為「強制性交等罪」，並將男性也納入該罪的保護範圍之內；其法定刑下限由三年提高到五年；還擴大了「性交」行為的外延範圍……這被外界認為是一個進步。

但作為經歷者的伊藤詩織認為，該刑法修正還有很多不明朗之處：「脅迫的案件並沒有在法律層面進行討論，合意年齡還停留在13歲等等，這些細節都需要進一步改善。此外，這方面的社會支援也遠遠沒有做到。」她認為除了修改法律，對性侵案的立案方式，以及社會對性侵受害者的寬容度等都亟待改善。

據《紐約時報》報導，日本警方和法律部門對於強姦的定義過分窄化，一般來說，只有在出現強制暴力和自衛的跡象時，他們才會作為強姦案進行調查，而如果施暴方或受害者一方在案發前曾經喝酒，他們往往也不鼓勵受害者起訴。即便強姦案件走到了起訴甚至定罪的一步，施暴者有時也不會入獄服刑。日本法務省數據顯示，在被起訴的強姦犯中，十分之一的人只被判監禁緩刑。

「在日本遭到侵害時，最好的辦法是什麼？」對於國外友人的提問，伊藤卻覺得無言以對。「14個都道府縣的醫院還沒有設置性侵後的配套救治設施。警察局是有的，但讓日本女性一開始就選擇去警察局，還是有很大難度。在醫院婦科設置性侵的配套檢查措施是非常容易的，用棉棒提取DNA就可以了。此外，還需要增加一些熱線以及性侵危機中心。」說起建議，她滔滔不絕。

日本內閣此前的調查中，日本遭遇過強姦的女性中，三分之二從未告訴過朋友和家人，僅有4%選擇報警。相應的，美國司法統計局調查數據顯示，美國遭遇強姦的女性中，約三分之一的人會選擇報警。

目前，日本全國僅有6家性暴力救援中心，這意味著約20萬女性共用一個救援中心。在東京，24小時開設的性暴力救援中心於2012年6月開設，提供的支援項目包括24小時電話相談；72小時內的婦產科支援以及緊急避孕的引導；在尊重意願的情況下提供女警官的通報機制；聘請東京的精神科專家以及律師等諮詢服務。另一家類似的全天候救援中心位於大阪，於2010年4月開設。除此之外，地方公共團體運營的4家中心只提供周一到周五（早九點到晚八點）的服務。

上述支援機構雖設立面向男性被害者的諮詢電話、性感染症的檢查、兒童和同性戀者群體的支援保護，但在支援過程中，會遇到「男性無法走進婦產科做檢查」等尷尬處境。

正由於處境之艱，伊藤詩織這種不甘示弱、心存高遠的發聲在日本社會中也就顯得彌足珍貴。2017年12月5日，東京裁判所法庭，她坐在了原告一側。最終原告方5人出席，被告方無人出席。開庭前2分鐘，攝影、攝像對著她瘋狂拍攝。她只是直直盯著被告的空椅子。「無法想像如果他出現在我眼前，我會有怎樣的反應。」她如此回憶。

「談到將來的人生，記者是我的夢想。」2017年夏天，伊藤詩織辭掉了日媒的工作，成為一名自由職業者，並得到在英國工作的機會。目前她正為英國廣播公司（BBC）製作紀錄片，內容恰恰是關於日本的性暴力現狀。

對談中伊藤的聲音很輕，喜歡在回答問題時用「果然」這個詞。日文中這個詞的另一層意思是「歸根結底」。歸根結底，她做了她該做的和能做的，並足以激蕩現今的日本社會。在她的激勵下，越來越多的日本性受害者亦開始嘗試發聲，雖有掙扎，但未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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