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 Studley Priory酒店，濟慈協會活動合影。
放任自流的時光中，
那些牛津大學的年輕人
本刊記者/仇廣宇 攝影/Dafydd Jones
2019年6月，《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西蒙·庫珀在一篇題為《牛津大學如何塑造了「脫歐派」和英國新首相》的文章中提到：翻開30年前牛津大學發黃的學生報紙，會發現，上面報導的人與當今英國媒體上的保守黨人士是同一批人。比如，鮑裡斯·詹森那時在競選聯盟主席，英國內閣辦公廳大臣麥可·戈夫曾在辯論賽中獲勝，英國前外交大臣傑裡米·亨特主持著派系林立的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
很少有人知道30多年前這些人的私生活是什麼樣子，但攝影師達菲德·瓊斯收集到了這些寶貴影像。從1976年到1988年，他陸續開始拍攝牛津大學校內的社團活動和派對，大量的作品集中在1980年到1988年之間。當時他並不知道，他的鏡頭對準的那些迷茫的學生，未來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1985年，基督教堂舞會，照片中帶領結的男人正是當時就讀於牛津大學的英國現任首相鮑裡斯·詹森。
20世紀80年代的剪影
瓊斯不是牛津大學的畢業生，卻是位「老牛津人」。他10歲搬到牛津生活，16歲時就到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工作。整個青年時代，他都享受著牛津的開放音樂會、展覽和講座帶來的濃厚知識氛圍。後來，瓊斯從溫徹斯特藝術學院畢業回到牛津，想做攝影師但沒有機會，就開始為學生雜誌和牛津大學出版社工作。
瓊斯學習和成長的20世紀70年代是左翼當道的時代，大部分學生熱衷參與罷工和示威遊行。留長髮、穿嬉皮士風格的服裝、聽朋克搖滾樂是時髦年輕人的標配，有錢階層只能選擇儘量低調、樸素，不敢露富。直到1979年，保守黨領袖瑪格麗特·柴契爾成為首相，她削弱工會，實施私有化政策，為富人大幅減稅，獲益的富人們才開始重新獲得自信。
1980年，瓊斯入圍了《星期日泰晤士報》舉辦的攝影比賽，他在指定的主題中挑選了「光鮮的年輕人」來拍攝。這是一戰結束後，一些媒體給倫敦「上流社會」年輕人起的外號，帶有諷刺意味。英國作家伊芙林·沃在小說《邪惡的肉身》中描繪過這些人的群像：他們衣著精緻，熱愛派對，有些人靠酗酒或沉迷毒品來放縱內心的邪惡。
瓊斯自己並不在這個富裕的保守派群體裡。他是支持工黨的左派，周圍的藝術生大都鄙視中產階級和貴族。但是他即將拍攝的是一群從小進入私立學校，順理成章去牛津讀書，並很可能會成為社會精英的人。為了更好地融入圈子，瓊斯到處打電話、結識朋友，走訪牛津大學的學生宿舍和社團、俱樂部，最後，其中一些個人和團體終於答應讓他拍攝。
研究這個話題之前，瓊斯注意到校園內出現了復古潮流，比如美食社團和盛裝派對開始再度流行。此時，左翼思潮開始衰退，全世界「右傾化」、保守化更加明顯。這些變化，在「光鮮的年輕人」的聚會上能夠明顯看到。
1983年，倫敦帕克巷酒店。身著豹紋背心的英國演員休·格蘭特（Hugh Grant）在1979年進入牛津大學，並加入牛津大學戲劇學會，照片中的他看上去像在拍電影，事實上確實如此，向右依次是瑪麗娜·基勒裡（Marina Killery）、露露·吉尼斯（Lulu Guinness）、奈德帕特勳爵（Lord Neidpath）、皮爾斯·加夫斯頓（Piers Gaveston Ball）。
「進入現實社會前的最後一次狂歡」
西蒙·庫珀在文章中提到，自己1988年進入牛津大學，當時那裡是一所「非常英國式的、相當業餘的大學，放任自流的人、性騷擾現象和雪利酒隨處可見」。不同於外人的想像，當時教授的要求並不嚴格，很多人並無學養，只學會了辯論和文章技巧。
這种放任、狂歡的感覺可以在瓊斯的照片中捕捉到。比如，一些穿著晚禮服的學生在通宵熬夜玩耍後會躺在草坪上昏睡。還有一個有趣但危險的傳統也被拍了下來：每年夏天的划船比賽結束之後，獲勝的隊伍會直接在宴會上把船燒掉，參加比賽的學生必須跳過燃燒的火焰，以示慶祝。
復古風格確實在回潮。在瓊斯常去的派對上，流浪漢風格的著裝已經被套裝、領帶取代，女生們愛穿精緻的裙子，男生腳蹬傳統式樣的皮鞋。朋克音樂的影響力大大減退，很多派對甚至不放音樂，他記憶中僅存的是「軟細胞」和「杜蘭杜蘭」這兩支樂隊的音樂。強烈的意識形態話題不再流行，很多人會談談生活八卦或者賺錢計劃。
瓊斯在一個400多人的派對上拍了20多個人，其中有前首相戴維·卡梅倫，他那時就有吸引人群注意的魅力。他還受邀拍攝了現任首相鮑裡斯·詹森的私人派對，詹森同樣具有吸引力，且更具有野心，但他當時還有些羞澀，與他如今略顯古怪的風格大相逕庭。身穿豹紋衣服的休·格蘭特則更「酷」一些，他有一張漂亮的面孔，並一直有做演員的計劃。瓊斯也成了休·格蘭特最早的「粉絲」之一。
1984年，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倖存者」舞會。
除了放縱的片刻，瓊斯也能準確捕捉到這些學生內心深處的隱憂，尤其是那種迷茫的眼神。儘管當時富人的地位有所抬頭，但政府為了刺激經濟也會鼓勵開放競爭，鼓勵普通人群和貴族們爭奪機會。因此學校生活成了貴族學生們「進入現實社會前的最後一次狂歡」，很多人畢業後也需要儘快找一份工作。《獨立報》曾經這樣評價這些作品：儘管被拍攝對象沒有什麼自我意識，他還是在喧囂中捕捉到了那種猶豫不決的尷尬。
與作家伊芙林·沃和一些媒體對「貴族」的諷喻筆調不同，哪怕立場不同，瓊斯也和其中一些人保持了多年的深厚友誼。他發現，在新的時代，哪怕是貴族也有可能活得很艱難，「並不是每個人在牛津都能過得很好」。許多年輕人都在嘗試烈性毒品，他拍過的人中有三個人因此而去世。
「光鮮的年輕人」開始拍攝一年後，伊芙林·沃的另一部作品改編的電視劇《故園風雨後》熱播，掀起人們對上流社會的關注熱情。瓊斯的作品雖然沒有得獎，但是反響熱烈，這些照片被刊登在以刊登名人派對照片而知名的《Tatler》雜誌上，他如願以償成了攝影師，「牛津派對」系列照片也一直在這本雜誌上刊登。
不同於昔日的對內散漫，對外保守，如今牛津大學的校園變得更開放、多元，更多不同膚色和口音的人出現在學校裡，對學業的要求也更加嚴格。隨著時間推移，那段日子蒙上了浪漫多情的色彩。瓊斯說，他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這些照片的情感也會逐漸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