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不叫娶、女不叫嫁」「我家不是嫁女兒，你家不是娶媳婦」。近日，一種被稱為「兩頭婚」 的婚姻模式引起人們關注。
趙春蘭是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博士、浙江外國語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2016年年底到2017年年初，她就關注到了「兩頭婚」的現象。2020年7月，她與其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社會發展政策學院教授範麗珠合作的論文《論婚姻與生育的社會屬性—少子化背景下浙北鄉村婚育模式嬗變的田野觀察》發表在《河北學刊》2020年第4期，該文以位於浙江杭州西郊的水村為研究案例，探討浙北水村「兩頭婚」「兩頭姓」的婚育模式。
趙春蘭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兩頭婚」是一次積極的嘗試，對代際關係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此外，「兩頭婚」的婚姻形式中，凡事 「好好商量、不斤斤計較」是婚姻和諧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兩頭婚』必然是男女雙方或者雙方家庭基於平等，達成的一種長期契約。婚姻這種契約關係要保持下去，不可能僅僅是一方的需求表達。」趙春蘭說。
「『兩頭婚』充滿了協商性，包括孩子跟誰姓」
澎湃新聞： 什麼是「兩頭婚」？定義是什麼？
趙春蘭：首先我想要澄清一點，之前媒體報導的所謂「兩頭婚」中提到「兩頭」是指各自住各自家，這點是不準確的，不是各自住各自家。而是兩邊都有婚房，都有生活的空間。
2020年7月，我和導師範麗珠發表在《河北學刊》上的那篇文章其實講得很清楚，整個「兩頭婚」充滿了協商性，包括孩子跟誰姓的問題，是一個充滿協商的過程。
「兩頭婚」具體是指什麼呢？我個人認為會有幾個比較明顯的特點。比如結婚的時候，「男不叫娶、女不叫嫁」，兩邊都沒有聘禮上的往來。
另外一個特點包括生兩個孩子，這基本上是一個硬性的標準，因為兩邊都需要子嗣的延續。
最後，孩子的姓氏也基本上需要相互商量，一邊一個姓。此外兩邊住也是比較典型的特徵，不是單指住男方家或者是住女方家，而是兩邊都兼顧。
澎湃新聞：為什麼「兩頭婚」興起在江浙一帶？
趙春蘭：我想能夠流行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獨生子女家庭本身有家庭繼替、財產繼承、養老方面的困境，而另一個方面，此前「雙獨二孩」的政策也為這些困境的解決提供了可行性。
另外，江浙一帶農村社會的結構還是超實心狀態，與西北或者中部農村的空心化有很大不同。
為什麼是「超實心」？因為年輕人的經濟條件相對較好，或者他們的就業機會很多，年輕人不願意離開自己的村子。「超」字是因為在這裡，不僅年輕人不願意離開，外來人口也不斷聚集。我以浙江水村為研究案例，雖然浙江水村正在經歷徵用拆遷，但是它還是相對完整的社區。這種小範圍的社區，本地人與本地人的結合變得很重要。兩邊的經濟實力又相當，兩邊都有傳宗接代的需求，就會自然而然產生「兩頭婚」這種婚姻形式。
澎湃新聞：網上有一種說法是「兩頭婚」的家庭中大部分都是拆遷戶。
趙春蘭：也不一定，這兩者沒有必然的聯繫，不是因為拆遷了就選擇兩頭婚。以浙江水村為例，是因為他們在城郊接合部，所以就有拆遷這種現象發生。「兩頭婚」的家庭是不是有很多套房？也有這樣的情況，但房子只是他們財富其中的一個部分。
「『兩頭婚』要和諧，好好商量很重要」
澎湃新聞：你提到了「兩頭婚」需要通過協商來達到婚姻生活的平衡。
趙春蘭：對，我覺得協商是一個主要特點，另外這種平衡涉及到整個大家庭的相處能否和諧，很多時候這種平衡是依靠妥協來達成。
說到「兩頭婚」的協商機制，其實能夠接受「兩頭婚」後，很多東西就變得自然而然。一開始結婚的時候，需要協商的東西很多。比如孩子跟誰姓，婚房怎麼做，聘禮要不要下，因為這些都關乎特別重要的一些問題，所以協商性很強。但是隨著生活步入正軌，兩個家庭能夠比較好地相處融洽的時候，其實沒有這麼多協商，大家都好說話，好商量。
澎湃新聞：「兩頭婚」家庭最在意的是什麼？
趙春蘭：我覺得傳宗接代的觀念是最開始會有「兩頭婚」的原因。
澎湃新聞：「兩頭婚」的婚姻形式是進步嗎？
趙春蘭：我之前在澎湃新聞發表過一篇口述，當時我們用的標題是「傳統和現代在這個村莊和解」。我個人認為概括得非常好。但是傳統和現代這兩個詞，實際上是學者給的詞彙，對於老百姓的生活，他們沒有這樣的概念。他們覺得這種方式其實化解了獨生子女家庭傳宗接代、捨不得女兒離開自己的家庭，還有養老等一系列生活難題。
澎湃新聞：「兩頭婚」成功的案例有哪些特點？
趙春蘭：「兩頭婚」成功的案例，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父輩之間要好好商量，不要斤斤計較，如果要成功必然是這樣的。
澎湃新聞：「兩頭婚」有婚姻失敗的情況嗎？
趙春蘭：一個家庭婚姻失敗，我覺得大部分情況還是一樣的，也會有一些特定原因是「兩頭婚」導致的。比如說我最近看到新聞，說在江浙一帶，一對小夫妻三個月不到離婚了，兩個人因為生的孩子跟誰姓鬧上了法庭。這個應該算是典型的「兩頭婚」失敗的案例。
為什麼會這樣？「兩頭婚」要想成功，有兩個很重要的關鍵因素，一是雙方的父母得懂得妥協，或者不計較、開明；另外，兩邊的小夫妻要對自己的生活有主張，有負責的態度。
澎湃新聞：我們在採訪「兩頭婚」的親歷者過程中，有受訪者說，提出「兩頭婚」這種婚姻形式，多半是女方家的要求，因為這樣能保全女方家的姓氏能夠往下傳。你在實際調研的過程中，呈現出來的情況是這樣的嗎？
趙春蘭：這是很大一部分原因，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婚姻，「兩頭婚」必然是男女雙方或者雙方家庭基於平等，達成的一種長期契約。婚姻這種契約關係要保持下去，不可能僅僅是一方的需求表達，男性也是有很多考量在的。
我們從社會學角度分析，比如男性父母也會考慮到自己養老問題、整個家族後代財產延續問題、情感陪伴問題。接受「兩頭婚」，我覺得很大一部分原因還是因為雙方都有同樣的需求。
其實現在女性的話語權還是很大的，江浙農村也是一樣。我注意到一種現象，在城市裡，很多家庭是願意跟外婆住在一塊的，這種現象我的理解是因為女性話語權大，只要是自己的媽媽願意給帶孩子，多半是不願意奶奶帶的。
「『兩頭婚』是一次積極的嘗試，對代際關係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
澎湃新聞：有觀點認為「兩頭婚」實際上是父母更多地幹涉了年輕人的生活，你怎麼看？
趙春蘭：我認為這只是人們的一個假想，與大多數實際情況是不符的。婚姻是一種社會制度的安排，「兩頭婚」是一種積極的嘗試，因為它對代際關係的改善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從實際情況來說，在養老方面，「兩頭婚」很好的解決了兩個家庭的情感需求問題，兩位本地男女青年自由確立了戀愛關係，當他們去討論婚嫁關係時，父母也會為他們做一些妥協。
同時小夫妻本身也有孝心，想在當地既能照顧父母，又能享受生活，這是大多數選擇「兩頭婚」家庭的實際情況。許多人認為農村的年輕人就應該走出農村，否則就是父母在幹涉年輕人的生活，這其實只是假想，與實際情況並不符。
澎湃新聞：有人認為「兩頭婚」這個形式跟現代婚姻所提倡的婚姻獨立自主有所不同，你怎麼看？
趙春蘭：當我們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待「兩頭婚」，就會看到，它既跳出了政策調控，也跳出了個體本身，而是選擇了在江浙小社會這樣一個圈裡，用一種文化的方式或是社會制度安排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這樣的婚姻形式。
我一直想強調的是，「兩頭婚」是一種積極的嘗試，它是社會整體的一種積極嘗試。另外，就算從個體層面來說，當然有失敗的案例，也有很多接受這種婚姻形式的人。我可以分享一位「兩頭婚」的女性親歷者對自己婚姻形式的評價，她說：「我覺得『兩頭婚』更加體現了老一輩的開明，給了年輕人更多的自由去做選擇。不會像老古董的思想一樣，覺得我女方家一定要招上門女婿的。」所以，指責「兩頭婚」讓女性淪為生育工具的看法，我不太能夠認同，我想，也是「兩頭婚」的親歷者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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