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態學：批判性導論》，[美]保羅·羅賓斯著，裴文譯，2019年12月出版，464頁，75.00元
加納首都阿克拉附近因垃圾而聲名狼藉的貧民窟，印度對奶牛項目情有獨鐘的奧裡薩邦，德國最大的森林地帶紹爾夫海德森林，這些看似彼此無關的世界角落，卻被作者巧妙地編織在政治生態學的網絡之中。兩個我們熟悉的學科——政治學和生態學——被放置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十分陌生的名詞，它的出現即意味著無法擺脫對自我進行界定的宿命。這的確是一件令人頭疼的事，由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組成的研究領域往往會遭遇類似的境遇。然而，跨學科的屬性令其難以被界定的同時，也說明此領域擁有更廣闊的視野，能發現新的引人深思的問題，學術史更屬「隨機應變」。幸運的是，《政治生態學：批判性導論》（以下引用 「本書」均只標記頁碼）為我們釐清了這些看似「散漫」的新問題。
本書作者保羅·羅賓斯任教於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地理與發展學院，長期致力於政治生態學的研究與實踐，2012年完成了對《政治生態學：批判性導論》一書的增補和修訂。按照作者的想法，在經歷了具有世界性影響的2004年海嘯、2005年卡特裡娜颶風等自然/生態危機後，「當下或許更需要政治生態學，這便有了你手裡的這個修訂本」
（頁2）
。儘管作者稱該書是政治生態學領域核心著作、論文及研究報告的詳盡導讀與指南，但如果你將之理解為中規中矩且枯燥乏味的「列書單」式學術回顧，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在作者看來，政治生態學並不是一種方法或者理論，甚至也不是一種觀點，而是一種迫在眉睫的思辨或文本，而這種思辨的表現是充斥全書的批判性和實踐性精神。因此，立志於「讓讀者能對這一實踐性領域形成一種『感覺』（feel）」
（頁9）
的批判性導讀，註定不會令人昏昏欲睡。而為了讓讀者能更好地感同身受，「不妨舉個例子」「不妨以一個人盡皆知的案例為證」的話語在全篇中俯拾皆是。
政治生態學是天生的批判者。比如在既有的認知上，我們深受十八世紀末以降對社會/生態危機最為強勁的解釋——人口原理的訓導，理所應當地遵從自然的終極稀缺、人類數量過快增長的論點。然而，政治生態學卻認為這種解釋並不足以反應全球生態問題的複雜性，從而將其作為批判的標靶。因為，從政治生態學的視角來看，社會/生態危機的解決方案不一定是控制人口，而是對全球權力與物品分布的重新排布。另外，人們通常認為全球的生態問題源於沒有充分採用和實施「現代」經濟技術和市場配置。但政治生態學者卻往往關注自由、開放市場中對資源的壟斷控制行為，及其所造成的分配與發放不公問題。
如此強烈的批判色彩，根植於抨擊決定論語境的悠久傳統。針對十九世紀出現的、被作者認為是「殖民主義和帝國統治僕人」
（頁34）
的地理決定論，由地理學和人類學者洪堡、邵可侶、華萊士和薩默維爾組成的早期人類-環境研究批評者，便已經致力於探索人類及其組織在人與環境關係中的作用。可以說，從環境決定論到人-地互動的認識過程為政治生態學的出現打下了堅實的根基。遵照先輩的足跡，吉爾伯特·懷特為代表的災害史研究，開始關注人類組織行為對自然災害事件的影響，而以1956年美國地理學家索爾出版的《人類在改變地球面貌中的作用》一書為標誌，在人類-環境關係研究中，人類對環境變化的影響才得到應有的重視。依照此路徑，文化生態學進一步關注當地人的生態知識、行為習慣以及景觀生產三者的關係。至此，經歷百餘年的積累，構建政治生態學的學理性基礎業已完成。而留待政治生態學解決的問題，則需要揚棄其他社會科學理論。在此方面，公共財產理論、歷史唯物主義、農民研究、女性主義、話語理論、環境批判史、後殖民理論、後結構主義等無不成為政治生態學「工具包」中的工具。
其中，由米歇爾·福柯提出的權力/知識研究路徑以及葛蘭西對文化操控力和霸權的概念解讀，因與政治生態學強調矛盾衝突和悖論，關注權力的不公正性，以及具有強烈批判色彩等特點相契合，而被作者看作政治生態學研究中的重要工具。也正因如此，在作者看來「政治生態學的世界充滿了糾纏不清的知識、權力以及自然景觀」
（頁209）
。
米歇爾·福柯（1926-1984）
不破不立，政治生態學在對上述主流敘事模式（也可理解為既有範式）批判性繼承的同時，也在探索代替性的方案來改變人類的行為，應對已知和未知的危機。針對政治生態學的雙重人格性，作者將之比喻為「斧頭」和「種子」，而這粒在批判性土壤中孕育出的「種子」，也註定會成為「壞消息」的信使。
果不其然，在政治生態學的研究中，充斥著與既有解釋和常識相迥異的觀點，甚至與自身倡導相矛盾的悖論。我們知道，在生態環境與人類社會關係的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前提便是對非人類的自然環境變化進行觀測與界定。而政治生態學則對這種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界定提出懷疑與解構。如此一來，結果便是對既有認知範式的懷疑與否定。在書中，作者通過德國紹爾夫海德森林和加拿大西部克勞堯闊特·桑德荒野的案例，對森林、荒野的概念進行福柯式的知識考古，將問題的著眼點從「環境為什麼發生變化」引渡到「變化的術語是如何界定的，又是由誰來界定的」方向，進而開展政治學的解析。如認定水土流失是殖民土地管理局和其他生態精英分子的一種社會建構，用來實現操控殖民地人民行為、財產的目的。再有，對布勞恩《被埋葬了的認識論》的介紹，描述了上百年來殖民者將當地土著排除在自然景觀史之外的行為，揭露了從十九世紀以來環保人士和考察者將土著界定為「既不適合作為自然環境中的組成部分，也不適合作為新興的加拿大國家政體的組成部分」
（頁207）
的荒誕「思維習慣」。由此可見，這種由知識的建構、權力的不公建立起來的環境界定遭到政治生態學研究的無情拆穿，從而撕碎了包裹在權力糖果外的常識糖衣。
此外，在第三部分中，作者將政治生態學的研究概括為五大論題，即「退化與邊緣化」「保護與控制」「環境的矛盾衝突」「環境的主題與身份」「政治的客體與行動者」。每個論題為一章，以豐富的研究成果（既有他人的也包括作者本人的）作為論據，試圖闡釋當前研究中出現的「生態中心」與「人類中心」主義間不可避免的矛盾。如旨在改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民眾生產體系的現代主義發展工作，正在當地製造不可持續的發展路徑，以及越發不公的資源配置方式。以維護「自然」和「可持續」為口號實施的各種保護生態行為，正在掠取自然資源和景觀的控制權，從而將符合當地生態文化發展規律的人類行為貼上「不可持續的」標籤。這些研究無疑在向民眾傳遞關於「保護」「可持續」等行為的「壞消息」。
當然，政治生態學研究和實踐過程中，也會面臨許多悖論。如作者受邀去考察即將在鳥類棲息地的峽谷開採銅礦的羅斯蒙特地區，當地一旦開採將會破壞原有的生態環境，由巖石和垃圾組成的廢料山會佔地三千五百英畝。的確，這是一個糟糕的決定。但這個銅礦會在未來幾年提供多達兩千個工作崗位，這對正在經濟萎縮的南亞利桑那州極具誘惑力。而更為重要的是，這裡所產出的銅會支撐混合動力汽車、風力渦流機等「綠色」經濟，在減緩全球變暖中貢獻力量。面對這種情況，作為政治生態學者的作者無不感慨，「人們怎麼能夠反對如此具有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事業呢？」
（頁368）
類似這樣的悖論在書中十分常見。如此矛盾的情況和現實中的悖論反而增強了書中內容的真實性，這恐怕是政治生態學具有批判性的另一種切實表現吧。
雖然作者在開篇即強調「這部著作是寫給學術讀者的，不過，我倒是希望以最為平實的語言進行表述」
（4頁）
，但除了在正文中省去頁下注釋和不斷穿插在正文中的「背景資料」模塊外，全書的寫作語言、章節設計和詞彙使用均是高度學術性的。對沒有相關研究背景基礎的普通讀者而言，頻繁出現的未加解釋的專有名詞和抽象學術概念會令讀者看得雲裡霧裡。另外，作為將近四十萬字，參考文獻多達七十頁，涉及四百餘位學者的學術史性質的著作，缺失人名索引是令人遺憾的。對學術史，尤其是國外學術史著作的翻譯，因會涉及到諸多專業領域數量龐大的人名，是一件極富挑戰的工作。雖然翻譯者嚴格按照英漢人名譯法進行翻譯，卻依然會出現與已有常規翻譯不盡相同之處。如美國著名地理學家Carl Ortwin Sauer被譯為卡爾·奧特文·薩奧爾
（頁51）
，但在1999年和2011年出版的《地理學與地理學家》《地理學思想經典解讀》等常見地理學譯著中，均被翻譯為卡爾·奧特溫·索爾。還有現受聘於中國人民大學的美國環境史家Donald Worster，當前主流的翻譯為唐納德·沃斯特，而非本書中的唐納德·沃爾斯特。此外，著名的東方專制主義學說提出者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在書中還被翻譯成威特福格爾。
雖然存在以上瑕疵，但在閱讀《政治生態學：批判性導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從內心裡認同作者將政治生態學界定為一種思維和文本的觀點。當大眾感受到了作者強調的「感覺」（feel）時，我們便能夠更進一步地認識政治生態學的研究內容，更能理解此學科在某些方面可能略帶偏激的批判性觀點，乃至促使它做得更好，從而達到守護我們「唯一的星球」的目的！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