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一直是人類最強勁的對手之一,世界十大致命疾病之一。百年間,人類對流感病毒有了深入的了解,但仍然有許多未知,仍然無法阻止和戰勝這個「連環殺手」。
為了抗擊流感,人類試過哪些奇葩療法?
我們不知道下次病毒大流行會在何時何地發生,但我們可以確定它會發生。經驗和教訓,也許是人類唯一擁有的可以與之抗爭的免疫力。
人類與病毒的鬥爭史(二)
灌腸、放血和威士忌:治療流感
□ 傑裡米·布朗
幾個世紀以來,雞湯被認為是治療咳嗽、感冒、發燒、寒戰的土方——這些都是流感的症狀。母親總是提醒我要把湯喝完,這樣整個冬天就不會生病了。雞湯是我們可以想得到的最鮮美的預防性藥物。
許多年後,我在倫敦的一所醫學院校看到了一項研究,說雞湯可能真的有用。這篇文章發表在1978 年的《胸科學》(Chest )雜誌上,文章的標題就像雞湯那樣鮮美:《飲用熱水、冷水和雞湯對鼻腔黏液流速和鼻腔氣流阻力的影響》。
在此項研究中,肺病專家讓健康志願者選擇喝熱水、冷水或熱雞湯,繼而檢測鼻腔阻塞程度的變化。研究者總結道,熱水有助於疏通堵塞的鼻子,雞湯含有「一種額外的物質」可以使通暢程度更好。沒人能夠說得清到底是什麼神秘成分,但研究者推測雞湯裡起關鍵作用的是蔬菜和雞肉的營養搭配。
有時候,古老的經驗會帶來臨床上的成功。對於其他曾被用於治療流感的方案或藥物,我也希望如此。灌腸療法、水銀療法、樹皮療法、放血療法等,都是一些你想不到且讓你噁心反胃的方法。值得慶幸的是,你不是出生在20世紀初。今天,一個合格的醫生不會給你用這些方法。但是就在100年前,它們卻是當時最先進的方法。更讓人震驚的是,21 世紀的今天,我們自認為最先進的方法也未必比過去那些顯得粗魯的方法高明多少。
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卸任總統後不到3年,就躺在了他的臨終病床上。作為最後一種挽救他生命的方法,醫生們切開了他的血管以阻止感染摧毀他的咽喉部位。華盛頓經歷了4 次放血,最後一次是在他死前幾個小時。
放血療法就是把人體的血液、毒素和病原體排出體外,這是兩千多年來主流的治療方法。在任何有用的藥物或治療方法出現之前,放血療法幾乎是當時的全部了。這種方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 世紀。現在全球最著名的醫學期刊之一《柳葉刀》(Lancet)就是以放血療法的主要工具命名的。
放血療法從未成功過。事實上,它極其危險——問問喬治·華盛頓就知道了。但是在20 世紀的頭幾十年裡,這種方法仍然被用於治療流感,不僅限於非主流的醫生,甚至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線軍醫也會推薦使用。而且,這些醫生還在權威的醫學期刊上撰寫了他們放血的經歷,包括激進的《柳葉刀》。
1916 年12月,3 位英國醫生在法國北部服役,此時距離1918年流感大流行還有大約2 年時間。他們描述了一場席捲整個軍營並導致災難性後果的疾病。醫生們確診這次的疾病是由流感桿菌引起的。並將其命名為「化膿性支氣管炎」,醫生們還描述了他們如何努力治療一個可憐的患病士兵的失敗經歷。
「迄今為止,」他們寫道,「我們已經無法找出任何對疾病治療起作用的療法了。」然後還寫道:「靜脈切開術(即「放血療法」)並未對這名患者起作用,可能是因為我們沒能早點有效地使用這種方法。」
如果你只是快速瀏覽了論文,很有可能就錯過了這個信息——英國醫生試了靜脈切開術,即「放血療法」,但是這種方法並未奏效——他們認為或許是因為他們試得太晚了。兩年後,在流感大流行的高峰期,另有幾位英國軍醫也報導了給病人放血的病例,只有這次,至少在某些病例中這種方法奏效了。
在20 世紀,並不是只有英國人還在堅持給病人進行放血治療。1915年,海因裡希·斯特恩(Heinrich Stern),紐約的一名醫生,出版了他的著作《放血療法的理論與實踐》(Theory and Practice of Bloodletting )。斯特恩反對將放血療法用於大多數疾病,但他確信這種方法對某些疾病是有用的。
在將放血方法推薦為流感一線療法的問題上,斯特恩是有點矛盾的。但就在差不多10 年後,在美國的頂級醫學期刊上,醫生們仍然支持用放血療法治療肺炎,而且他們深信——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當「我們更為保守的方法失敗後」,放血療法會成功。用放血療法治療流感最終在20世紀退出歷史舞臺,但是其他的野蠻且讓人生疑的方法仍然是醫學計劃的一部分。
1914 年,一個名叫阿瑟·霍普柯克(Arthur Hopkirk)的醫生出版了一本黑色封面、燙金書名的小書——《流感:歷史、自然、起因和治療》(Influenza: Its History,Nature,Cause and Treatment)。書裡推薦了一系列怪誕的流感治療方法。對於發燒,霍普柯克醫生推薦了「大清洗」,即瀉藥,換個好聽的名字叫「冒泡的氧化鎂」。流感重症患者需要效用更強的瀉藥,如升汞,這是由氯化汞製成的。眾所周知,汞是有劇毒的。
霍普柯克1914 年的著作裡確實包含了一些有價值的建議。例如,在推薦升汞的同時,他還推薦了阿司匹林——從柳樹的樹皮裡提取出來的物質(當然今天阿司匹林仍然在使用,只不過你可能用的是泰諾或布洛芬)。即便這是個有價值的建議,但還是過大於功,因為別的醫生並不知道如何安全地控制劑量。在西班牙大流感期間,很多人並非死於流感,還有些人死於阿司匹林服用過量。
許多人在流感大流行期間可能因服用了超高劑量的阿司匹林而不是因為流感本身而喪生。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現象。但是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有那麼多健康的年輕人死去——這一人群在今天看來是很少會被嚴重的流感感染的。
霍普柯克,就像他那個時代的許多醫生一樣,也用奎寧(quinine)來治療流感。奎寧提取自南美的金雞納樹(the cinchonatree)的樹皮。當地人用它來治療瘧疾。直到10年前,奎寧還是治療瘧疾的一線藥物,現在它在根除瘧疾方面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那麼,它又是怎麼被用於治療流感的呢?
答案其實很簡單。像流感一樣,瘧疾也會引起發熱,而奎寧可以減少發熱頻次,能有效緩解症狀。如果奎寧可以治癒與瘧疾相關的發熱,為何不能將其用於治療所有的發熱呢?所以,奎寧就成了對抗流感的「武器庫」裡的標準化裝備。
但是奎寧並不會像阿司匹林那樣直接減少發熱,所以它對於流感引起的發熱起不到作用。更糟糕的是,服用高劑量的奎寧還會引起視力問題,甚至導致失明、耳鳴和心律不齊。總之,對於流感而言,奎寧是一種危險性高且毫無用處的藥物。
關於我們如何與流感做鬥爭的,我最喜歡講的例子就是1936 年一個流感病人的護理記錄。這份記錄被當成傳家寶保存了下來,並在70 年後出版了。在3個星期的治療裡,這位病人經歷了一連串懲罰性的安慰劑治療:芥末石膏粉(一種民間偏方,塗在皮膚上)、阿司匹林(治療發燒)、可待因(codeine,治療咳嗽)、酚酞(phenolphthalein,一種會致癌的瀉藥)、其他咳嗽藥、樟腦油、7 次灌腸(7次!)、直腸管(別問做什麼用)、鎂乳(另一種瀉藥,求上帝快去幫幫他)、烏洛託品(urotropine,一種尿道抗菌藥),以及安息香酊。這個病人至少服用了5 次處方劑量的威士忌和14 次蓖麻油。事實上,他的7 次灌腸從醫學上講是必須的,因為他至少服用了39 次可待因,雖然抑制了咳嗽,但也會引起便秘。
當時距離流感大流行已經過去了近20 年,但仍然有病人在用修道士的香脂和蓖麻油進行治療。我們可以從霍普柯克1914 年出版的書裡和那個接受了過度治療的可憐病人的護理記錄裡總結出來的是,醫生用了許多民間偏方對付流感,這些偏方往好了說是沒用,往壞了說就是有毒。
並非所有醫生都會像流感大流行期間的江湖郎中那樣去給病人看病。詹姆斯·亨裡克(James Herrick)是一名在芝加哥工作的醫生,曾就讀於伊利諾伊的拉什醫學院(RushMedical College),被公認為是一位成功的醫生。
亨裡克是最早向神水和民間偏方發起挑戰的人之一,這些東西確實讓流感病人受到了傷害,甚至因此而喪命。亨裡克經歷了兩次流感大流行,分別是1890 年和1918 年。他的訴求很簡單:在沒有證據表明它們會起作用之前,醫生們不能把能用的藥都用上。
在1919 年夏天寫下這篇文章需要很大的勇氣,當時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正從史上最嚴重的流感大流行中恢復過來。亨裡克寫道,「大多數治療流感的醫生都是基於『膚淺的觀察和有限的經驗』而進行治療的。他們忽視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疾病是有自限性的,即它常常能夠自愈。」
亨裡克說:「讓我們嘗試一些更切合實際的真正有效的方法,而不是開些毫無作用的藥物。例如,隔離和戴口罩,以防止傳染;讓病人多喝水,以防止脫水;還要多休息,要好好地休息。」幾周的臥床休息,少量戶外活動,多呼吸新鮮空氣,保持安靜,多睡覺。他的治療方案恰恰代表了保守派的主流意見。
當然,亨裡克也有那個時代的局限性,所以我們也不必驚訝於他也贊成使用瀉藥,並堅持「在患病初期腸道必須徹底打開,且在任何時候都不可以讓腸道失去活力」。我們應該對他的這個觀點表示寬容和理解,因為他發表了一些其他超越時代局限的常識性觀點:
在治療嚴重的自限性傳染病時,最難做到的事情之一就是不要僅僅因為確診了就開藥。當想到流感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時,頭腦再冷靜的醫生的自我約束也會被置之腦後。在流感肆虐的時候,帶著一絲歇斯底裡的恐慌氣氛在人群中蔓延擴散,醫生過去形成的良好判斷力也會變得找不著方向。醫生會忘記其實大多數流感病人根本不需要服用什麼藥物。本來就不該有什麼常規治療方案規定了某些藥物應該在某個時間段使用,而根本不考慮是否有一個清晰的用藥指徵。治療方案應該給患者帶來希望,根據患者的症狀來確定,因人而異。
最後一句是金句。這句話值得每所醫學院的每位醫學生牢記。等一等,看一看會發生什麼,針對病人的症狀用藥,看看病人的個人檔案,考慮病人的情況,進行個性化治療。
簡直無法想像,我們曾經將放血、灌腸、香檳、毒氣、蓖麻油視作治療流感最先進的方法。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我們經歷了漫長的探索。儘管現代醫學顯示出了種種優越性,但治癒流感仍然是我們未解決的難題。我們仍然受到流感病毒的威脅,擔心1918 年流感大流行會捲土重來。要想知道為什麼流感依然難以治癒,我們需要深入了解病毒本身。
文章內容節選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新書《致命流感:百年治療史》第一章,作者:[美]傑裡米·布朗,譯者:王晨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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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抗疫 | 人類病毒鬥爭史(二):灌腸、放血和威士忌,真的能治療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