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界，藏有許多精英。我喜歡在協和那歷史悠久的大院兒，找個長凳安靜坐著，看那些氣質優雅的醫學精英穿著白大褂翩翩來去，男的英俊女的漂亮，十分養眼。
但是，一位醫生卻給我轉述了這樣一句醫學圈的玩笑話：「二十年後，就等著隔壁的二傻子給你看病吧。如果環境還不改變，好的醫生，怕是慢慢都要離開這支隊伍。
真不希望某天推開診室的門，看見「隔壁二傻子」坐診。我希望醫生們都心情舒展身體健康，所得與付出匹配，然後心平氣和盡職盡責面對病人；天底下所有像我母親那樣為病所苦的人，都如沐春風。因為這樸素的想法和種種現實，作為調查記者的我，近半年一直在跟蹤一個並不惹人注意、甚至一直被漠視的群體——麻醉醫生。
所了解的，讓我深深不安。
一、外科醫生治病，麻醉醫生保命
2014年4月22日，武漢協和醫院的手術室，緊急轉運來一位一歲半的小病人。孩子送來時缺氧狀態嚴重、呼吸衰竭，非常危險。家長懷疑他把什麼東西，嗆到氣管裡了。
麻醉醫生桂平迅速給藥，孩子很快進入全麻狀態，外科醫生隨即開始取異物，手術室裡響起刺啦刺啦的聲音。但是，突然出現的聲門痙攣，使得氧氣無法順利給進。看著那個無聲無息的光溜溜的小傢伙，我的心提了起來，默默祈禱平安。
兒童病情變化快，給他們做麻醉風險很大。有數據表明，兒童麻醉死亡率遠高於成人，處於急救狀態下的小病人，留給麻醉醫生的時間更少。對於這個小寶寶來說，如果氧氣不能快速給進，幾十秒內就有可能發生心臟驟停，即便保住生命，也有可能帶來嚴重的後遺症，這是一輩子的麻煩。
「吭哧吭哧」，麻醉醫生桂平趕緊加壓給氧。由於操作迅速，孩子的聲門終於打開，大約二十秒鐘後，呼吸道暢通，氧氣順利給了進去！危及生命的緊急情況一共出現了兩次，桂平都在十幾秒中內迅速處理完畢。一個小時後，嗆到孩子氣管裡的半粒花生，終於被成功取出。年輕的外科醫生，手上墊塊綠布，布上放個小託盤，那半粒花生米，就放在託盤裡。這個不起眼的可以被輕輕捏碎的小東西，竟然差點要了一個娃的命。「咔咔---」小寶貝甦醒，他揮舞著兩隻肉胳膊，發出一種痛苦的聲音。
在這種手術中，麻醉非常關鍵。武漢協和醫院外科醫生劉雋煒說，「麻醉醫生對於我們外科醫生來說非常重要，病情變化第一個觀察和作出及時處理的，都是麻醉醫生。麻醉醫生是外科醫生的前哨，沒有他們保駕護航，手術不可能安全順利地做下來。」哦，這種說法，我真是第一次聽到。
手術中，打麻藥，僅是麻醉醫生工作的第一步。此外，藥品劑量的調整等許多瑣碎細節，都需要他們時刻兼顧。在手術意外和併發症的預防處理中，麻醉醫生起著關鍵作用；急救狀況下以及手術高風險階段，他們還必須分秒必爭地調整好病人的心跳、血壓和呼吸狀況，以保證生命安全。
麻醉界有句行話叫：外科醫生治病，麻醉醫生保命。因為，麻醉醫生不僅要提供「無痛」技術，更重要的是，守護病人的生命安全。很多一線麻醉醫生常用「只有小手術，沒有小麻醉」這句話，來警示自己。
不過，在歌手麥可-傑克遜,因注射麻醉藥異丙酚過量導致死亡的案件和電影《奪命手術》中，麻醉藥卻成了索命殺手。
近年來，我國也頻頻爆出麻醉致死事件：重慶內江麻醉事件，哈爾濱人流植物人事件，湖北麻城市長植物人事件，武漢超女王貝死亡事件，廣州26歲女子做狐臭手術打麻醉喪命---（註：本段內容來自武漢協和醫院學術報告）
麻醉，可以保命，也可以奪命。在手術過程中，用什麼麻醉藥、用多大量、怎麼用，完全掌控在麻醉醫生手中。一次手術，生死之間，麻醉醫生責任重大。
有數據表明，在影響麻醉安全的各種因素中，最主要的就是麻醉醫生的疲勞麻醉。在臺灣，麻醉醫生總人數只有區區900多人(有消息稱目前已有200人改行)，過量的工作，使得留下來堅守的麻醉醫生個體疲於奔命，麻醉致死率居高不下。根據臺北榮民總醫院副院長何善臺等人，發表在臺灣麻醉醫學會期刊上的文章：2002-2008年，臺灣的麻醉相關致死率約為十萬分之十二，這是是日本的12倍、英國的21倍。
中國大陸目前還沒有對麻醉致死率的研究數據。按照目前規定，我國大陸三級甲等醫院，麻醉相關死亡的合格標準是1/5000，即：五千人中有一人因麻醉失誤死亡屬於正常。這等同於美國20多年前的標準。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麻醉相關死亡率，早已經從上世紀80年代的1/5000，降低到目前的1/20萬。
疲勞麻醉跟疲勞駕車一樣，害己害人，要命。我國大陸的一線麻醉醫生，到底處於一種怎樣的工作狀態呢？
二、一線麻醉醫生猝死事件頻發
坐在我面前接受採訪的這個80後姑娘，是安徽省某市的前數學教師徐慧。因為生完二寶只有數月，她看起來還有些微微發胖。不過，目前她沒有心思在意這些，怎麼更好地帶著兩個孩子生活下去，才是最主要的。
四年前，徐慧與麻醉醫生吳輝相戀並結婚，日子過得平靜幸福。2014年1月18日晚上7點，當徐慧從娘家趕回來和丈夫團聚時，卻看到這樣讓她心痛的一幕：「他在床上歪著，牙咬著，上半身冰涼，凍得有點發紫，我刺激他，他也沒反應。」徐慧急了，趕緊撥打120，急救人員趕來後，吳輝被確認死亡。
32歲的吳輝是安徽某醫院麻醉科的骨幹醫生。他出生於普通農民家庭，是家裡唯一的讀書人，為了供他上學，母親常年在街邊上賣韭菜盒子，兄弟姐妹圈都輟學打工。多年來，全家人把積蓄和精力，全部花在了吳輝一個人身上。他時，大女兒兩歲，小女兒剛滿兩個月。如今，徐慧一個人，全天候地照顧兩個孩子。
除了血脂有點高之外，吳輝生前沒有任何疾病。
一個身體健康的人，為何突然死亡？由於當時未做屍解，我們無法分析直接致死的原因。來自吳輝所在醫院的工作量統計表顯示：2014年1月17日晚至18日早晨的夜班裡，他做了9臺手術麻醉；而在此前一天的夜班裡，做了15臺。
15臺---我反覆統計，忍不住要問：「他怎麼會這麼玩兒命」
徐慧說：「沒有辦法---這個工作量基本算正常，平時也這樣。他同事說過，他們有時候累得連藥都掰不動。」
正常情況下，吳輝的工作時間安排應該是：周一二三四上白班，星期五上夜班，星期六上急診白班。但是
1月16號下夜班之後，17號他又接著上了一個夜班。無論上白班還是上夜班，每天做七八臺手術，對吳輝來說都是家常便飯。
徐慧繼續回憶，「吳輝在家待的時間很少。除了上班做手術，就是回家補覺。睡醒了，床邊放一本書，翻兩眼，累了再睡，基本沒有時間陪孩子。有時他還得學習搞研究，看他在電腦跟前坐著，兩歲多的大寶會趴在他背上說，爸爸你陪我，豬八戒背媳婦。他呢，一手摸著滑鼠，一手拖著孩子，糊弄孩子玩一玩兒---當住院總的時候，基本上一個星期不回家。孩子想爸爸，我就帶她去醫院看爸爸。在一起四五年了，他從來沒有請過假，結婚的時候就請了兩天。生孩子的時候，就陪了我一夜。我生完後，他都沒來得及把我從產房裡推出來。還是我自己走回來的。」
有時候累得厲害，吳輝會跟徐慧發脾氣：「有一次跟我抱怨，這個工作確實沒法幹了！人家跑長途的四個小時還要休息一下，你看我們沒明沒夜連軸轉---」
吳輝是所在醫院的第一個研究生，也是第一個博士生，科室對他比較重視，排給他的也是高危手術居多。做這種手術，麻醉醫生的心理壓力非常大。
徐慧認為，長期過勞、心理壓力大，是導致丈夫吳輝死亡的主要原因。
「還有，他從小的夢想就是穿個白大褂，很有職業榮譽感。但是麻醉醫生是在幕後，在幕後穿個綠色衣服，還天天把臉蒙著。他覺得不像個醫生，還懷疑是不是選錯行了---」職業成就感低，價值感不足，似乎是很多麻醉醫生都要面臨的問題。
我採訪徐慧時，他們的大女兒一直在旁邊玩。孩子非常漂亮，大眼睛烏黑髮亮，睫毛長而濃密。她出生的時候只有2斤，但是目前看起來，身高、發育和正常孩子無異。徐慧有時候會在微信朋友圈，發發大女兒的照片。她在第一次和我見面時就說，「我家大寶很漂亮呢。」我當時心裡想，呵呵，每個媽媽都覺得自己孩子長得好看。等見著小傢伙，真的被她迷住了。
吳輝家牆上，貼了不少東西，有喜字，有兩口子的婚紗照，還有吳輝的遺像。
我看著纏了黑布的遺像，不免有些擔憂：「孩子不會問爸爸去哪兒的問題嗎？」
徐慧：「---那天到殯儀館時，她也去了，看到裡面有一個火化間，她就問他爸的領導，我爸爸哪兒去了？你把我爸爸推哪兒了？你怎麼不還給我---然後我就抱著她走了。孩子現在不是很懂事，她只知道爸爸上學去了。她沒有上學，很羨慕小朋友上學，她知道爸爸上學去挺自豪的。唉，從她出生，爸爸就沒有正而八經陪過她幾天。」
武卿：「你現在打算怎麼辦？帶孩子是非常累人的---你一個人帶倆孩子，也不能上班，沒有生活來源。」
徐：「---走一步算一步吧。因為現在孩子小，也沒有人能幫我帶孩子，所以我現在只能，只能說是等兩個孩子都大了，再出去工作
。」眼淚在徐慧的眼眶裡打轉，但是僅僅七八秒鐘後，她就平靜了：「我必須堅強。」
「你覺得有什麼遺憾嗎？」
「有---他在年前報了脫產博士，跟我說，考試時可以多請幾天假，帶著我跟大寶到廣州玩一玩看一看，還說可以辦籤證到香港看一看---我說帶不帶二寶，他說二寶太小，就帶大寶吧。」
吳輝，並不是唯一一個猝死的麻醉醫生。
來自中國醫師協會麻醉醫師分會的數據顯示：從2012年11月到2014年4月近一年半時間裡，全國範圍內，共爆出7起麻醉醫生猝死事件（註：網上有11起、13起之說，此處數字為核實過的與過勞直接相關的死亡病例），死者的年齡段和吳輝一樣，都在30歲左右，這引起了麻醉醫學界的普遍關注。2014年10月24日，阜外醫院麻醉科醫生昌克勤，也倒在了工作崗位上。
麻醉醫生分會現任副會長、北京同仁醫院副院長李天佐說，相較於全國8萬麻醉從業人員的總數，猝死者比例也許不算很高，但在如此集中的時間段裡，頻繁發生猝死事件且死者都年紀輕輕，以前還沒有過。
麻醉醫師分會第三任會長姚尚龍說，這些事情讓他覺得非常震撼：「是否還有沒報出來的猝死案例？確實我們不敢說；是不是基層還有哪些人員？也不好說。
像麻醉科這種高強度工作，實際上是慢性死亡的過程。它對人的生理心理一些疾病的誘發，都會起到促發的作用。」
猝死事件的主角們，年齡大多在三十歲左右。他們正是成家立業有追求有發展的時候，也因此既有工作負擔，也有生活負擔，壓力大於常人。麻醉醫生周祥勇和《醫學界》出品人陳奇銳在和記者聊天中，把這種三十歲左右的麻醉醫生猝死頻發的現象，叫做麻醉醫生的「三十歲現象」。
三、猝死緣何頻頻發生——一線麻醉醫生生存狀況調查
早晨七點半，武漢協和醫院，麻醉科今天負責做手術麻醉的醫生，已全部進入手術室。
21號手術室即將展開的是一臺，重大心臟雜交手術。在這裡當班的麻醉醫生，是教授張詩海、主治醫師薛飛、住院醫生馮穎露。在外科手術大夫到來前，她們要把包括急救藥在內的藥品，全部準備好。備藥、機器質檢結束，已經是四十分鐘後。
8點10分，第一針麻藥被推進病人體內，病人很快進入全麻狀態，手術正式開始。除了藥品的氣味外，我忽然嗅到一種濃烈的人類皮肉被燒焦的味道，看來要開胸了。幾分鐘後，我就看到了病人打開的胸膛裡跳動著的心臟。它顏色鮮紅，有節奏地抖動著——我絲毫不覺得那可以叫做「跳動」。
就在半個小時前，我還問病人：「今天要做一個重大心臟手術，要搭橋，要放支架，還要做介入，你怕不怕？」這位兄臺爽朗地笑笑說：「不怕」。看到此刻他無聲無息躺在那裡，我忽然想：病人上手術臺被麻倒後，真是弱勢啊---這一幕，上帝看了都心痛啊。如果他自己和親人看到這一幕，恐怕心都要碎掉。病人手術中的生命安全、術後恢復情況，以後的生活質量，都在醫生們手裡捏著呢。所謂人命關天，不過如此。
好在此刻，病人處於全麻狀態，無知無覺。在麻醉發明之前，人們在疼痛面前束手無策，只能採取針刺冰凍、放血、飲酒草藥緩解部分疼痛。手術如同酷刑，患者必須忍受巨大痛苦，醫生和護士必須緊緊將患者牢牢捆在床上，在患者撕心裂肺的哭喊中完成手術。1842年，麻醉學誕生了，它顛覆了人們「疼痛在手術中不可避免」的傳統認識，成功使得患者在無痛狀態下完成手術。20世紀末期，現代麻醉學，更是一舉躍居改變人類命運的最偉大發明榜，排名第四。
手術間牆上掛著的表提醒我，手術已進行兩個多小時了。我站得腰酸背痛，蹲在牆角歇了好大一會兒。而在這兩個小時裡，麻醉醫生薛飛、馮穎露，始終站在手術床頭，一刻也不停地盯著。
武卿：「你必須得時刻盯在那？」
薛飛：「對，隨時最接近病人，觀察他的各種情況---有人說麻醉醫生的注意力很分散，是的。因為我需要關注的東西太多了，我們的藥品，病人的監護儀，醫生手術進程操作的情況，或者他遇到的困難我要想辦法配合。另外，所有的管道，像呼吸管道、靜脈輸液管道、給藥管道，都需要保持通暢。這些小細節太多，單個問題出現不要緊，累積起來可能會犯大錯。任何事情都應該預計在先，要不停地巡視自己這一片領地，保證它不出任何錯誤。所以，我們在精神上，一直處於高度緊張狀態。」
精神高度緊張——採訪中遇到的所有麻醉醫生，都這麼說。只不過，這種緊張，輕易從表面看不出來。能看出來的，只有醫生眼神裡的疲憊。早晨剛進入手術室時，他們往往神採奕奕，彼此間偶爾還開開玩笑——嗯嗯，手術開始前沒那麼緊張的。兩三個小時後，略顯疲憊。站個五六小時後，人很明顯就憔悴了，尤其是女孩子，掛相。
21號手術室的心臟雜交手術，下午四點鐘才結束。八個小時內，無論外科醫生、麻醉醫生還是護士，都死死地盯在那裡，水不敢喝，衛生間也不敢去，生怕出現一點意外。下午四點半，病人被送往ICU，他依然處於麻醉狀態中——希望他在麻藥作用下，能做個深而甜美的夢，夢醒之後，會很痛很痛。在ICU又忙乎了半小時，安頓好病人後，主刀大夫劉雋煒、柳禕去吃午飯。連著做了八個小時手術，他們累得似乎連話都不想說。
我遠遠看著他們把飯吃乾淨了，就過去聊。這個時候，好些剛下手術的醫生，正靠著衣櫃在外面歇著呢，他們有坐的有半躺的，一臉疲憊。過去在網上，看過不少醫生結束手術後四仰八叉躺在地上休息的圖片，今天看了現場版。
麻醉醫生薛飛、小馮苗條的背影，一閃就從樓道裡消失了。離開ICU,接下來可能還有別的手術在等著她們。按照醫院目前的規定，麻醉醫生兩個人盯一間手術室，該手術室裡所有手術的麻醉，都由這兩個人來做，手術全部結束後，才能下班。
薛飛：「每天早晨七點半之前就要到，跟今天的手術量，一直要做到這個手術間的手術全部結束為止。有時自己的手術做完，還要去支援別人，七八點鐘能夠下班，就算比較早了。很多時候會上到十點鐘，甚12點鐘以後。」
武卿：「那做到十二點鐘的話，第二天還得七點班趕到手術室？」
薛：「超過十二點鐘以後，第二天就可以休息，但是有的時候人手不夠，可能上午休息，下午還是會被叫來幫忙。」
武漢協和麻醉科有將近90個人，這90人裡，只有十幾個人有資格在凌晨下班後休息全天，絕大多數住院醫生，不管當天多晚下班，第二天還得照常工作，甚至連教授們也不例外。教授張詩海，在4月18日做了15臺手術，凌晨2點一刻下班。第二天早晨七點半，他依然得準時出現在手術室裡。主治醫師薛飛，在今年3月份，共加班超過一百個小時，薛飛把她們的工作叫做「車輪戰」，意思是，外科醫生不停地換人到這個手術室，來跟她們倆作戰。「可能我們的身體已經到了極限---」薛飛喃喃地說。這個女孩子和我年齡相仿，瘦弱、健談、憂鬱，是她留給我的印象。
半年前，薛飛的同事、32歲的桂平在腹瀉的情況下帶病上班時，忽然發生心跳驟停。由於昏倒的地方是手術室，同事們得以馬上對桂平進行搶救。昏迷一天一夜後，大家挽回了他的生命。接受我的採訪時，桂平的聲音一直顫抖：「醒來之後，聽同事們一說自己的情況，真的是淚如泉湧，真正有種死力逃生的感覺。在國內，發生心跳驟停能夠搶救過來、基本上沒有留下什麼後遺症的，不超過千分之一吧。現在想起來，如果萬一發生在家裡的話，必死無疑---」
桂平的另外一位同事說，別說是在家裡倒下，就是倒在辦公室都不見得能搶救過來。倒在手術臺上，真是不幸中的萬幸，唉，死活都是因為那張手術臺。
薛飛一直都在現場含淚搶救桂平，她心裡覺得悲涼，「我生怕這次，他就過不來了---我們都覺得自己沒事兒，身體還可以，但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發生在身邊，大家忽然都覺得，每個人實際上都處在危險狀況中。說不定下一個就是我---在我們這個三甲醫院，不單麻醉科醫生累，外科醫生、護士都一樣。所以---每次聽說殺醫什麼的，我都覺得---」薛飛的眼睛忽然紅了，眼淚在鏡片後閃光。
最怕採訪對象流淚，於是趕緊把目光移到了一旁的麻醉機上。但是薛飛沒有停，她有很強烈的和我傾訴的欲望：「這些事，對我們刺激非常大---我們過去那種積極向上的面貌，受到這些負面能量衝擊非常厲害。」
為什麼，他們會累到這種程度？
我記得2002年進央視後，自己有那麼兩年也是這個狀態，忙起來家顧不得回，飯顧不得吃，有時候吃住在單位沙發上，好幾天洗不了一個澡，全都圍著片子轉---因為這種經歷，我比較理解醫生們腦力體力疊加的累。
對於造成這種工作強度的原因，副院長姚尚龍解釋說：「這兩年醫療市場發展很快，醫院就醫人力增加，工作量劇增，我們2012年的工作量，跟現在的工作量相比，幾乎翻了50%以上，這樣導致我們醫生的壓力太大。協和醫院現在每天都要做300多臺手術，一年365天幾乎天天如此。」姚尚龍說這話的時候，深深擰著眉頭，他一直為自己就任麻醉醫師分會第三任會長期間，未能推動麻醉醫生工作狀況改變而耿耿於懷。
採訪期間，這位院長開玩笑說我「深不可測」。真實的情況是，我心裡充滿憂慮：調查一個群體的生存狀態，這根本自己做的常規選題，這種節目安靜、沒新聞性。我的採訪路徑，也不是常規路數，拍攝時間拍攝量，都是常規節目的數倍---最初都沒有醫院願意跟我聊，他們不願意趟這個渾水暴露自家麻醉科存在的問題。
好在，姚尚龍和北京同仁醫院的李天佐、通州潞河醫院的吳迪不同。他們說，如果能因為記者的調查、剖析，使得麻醉人員為社會了解、理解，使得那種群體性的疲於奔命讓人心憂的狀況有丁點改變，他們都願意讓自家醫院的麻醉科暴露在公眾面前。
在武漢協和醫院存在的麻醉醫生長期過勞現象，在李天佐和吳迪的醫院同樣存在。
李天佐所在的同仁醫院（註：李目前已調往北京世紀壇醫院擔任院長），是北京市的一家三甲醫院。這家醫院的麻醉科，有正式員工62人，覆蓋的業務範圍有手術室，有三個麻醉和恢復室，兩處全日制麻醉科門診，一個疼痛門診，另外還有手術室以外的麻醉，包括婦產科、無痛胃腸鏡、導管室、眼科門診手術室。以上所有科室的任務量加起來，全部由這62個人承擔。除了臨床麻醉，他們還承擔著教學任務、住院醫培養、對外交流等。在這種情況下，醫生們加班非常頻繁。2012年，同仁醫院麻醉科一共加班283天。作為副院長和部門負責人的李天佐，對科室裡的這種長期超負荷運轉狀況，非常憂慮。
他說，「我們非常缺人，非常缺。但是人員增加的速度，第一，匹配不了手術學科這種業務的發展增加，第二，滿足不了麻醉科本身發展的需求。其實麻醉科在醫院的舒適化醫療，在醫院，是起主導作用的，現在已經滲透到內科領域了。」
北京通州潞河醫院，是通州區最大的醫院，這裡的病人除本地人外，還包含有河北廊坊等地湧入的大量病人。潞河醫院麻醉科的吳迪主任介紹，他們科每天能盯手術的也就十七八個人，手術量平均每天都會有四五十臺，最多的時候七十臺：「如果晚上12點以後手術還沒完，第二天可以休息一天。但是如果你是做到11點下班的，第二天還得正常來上班。
心理壓力大，身體疲憊，在我們這裡普遍存在。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問題，手術室裡面全是日光燈，沒有自然光。在裡面待上一天，又疲憊，又憋悶，心情很不好。我們自己老說，什麼是幸福啊？把病人都送走後能洗個澡的時候，就最幸福了。」
李天佐說，麻醉醫生長期過勞，在全國各大城市的三甲醫院是有共性的，都是如此。在美國，麻醉科主治醫生，每年承接的麻醉量是600到800例，而在我們國家大醫院主治級以上的麻醉科醫生，每年的工作量都會過千。
李的說法，印證了我的調查。在新青年麻醉論壇負責人周祥勇幫助下，我挑選來自全國各地30多家不同級別醫院的麻醉醫生，通過微信群進行調查發現：三甲醫院麻醉醫生的長期過勞，確屬普遍現象。此外，這種現象在二乙至三乙級別的醫院也普遍存在，只不過程度略有差別。
這是接受群訪的部分醫生給記者的回覆：
王敏（化名），女，32，哈爾濱市某三甲醫院麻醉科主治醫師：我最不滿意的事情是工作時間特長，身體和精神都特疲勞。其它科同事對我們麻醉科，也不是特別理解。社會基本還是認為，麻醉就是打一針，不理解麻醉的重要性。
工作中的壓力主要來自：麻醉是一門多學科的綜合學科，可以說是外科中的內科，需要學習掌握的知識很多很雜。但是我們工作太忙，沒時間整理臨床遇見的問題，更別說查資料做科研了！
如果醫療環境更差的話，我可能要想轉行。
最想說的話是：作為一名醫學生，五年本科，三年碩士，三年博士，最青春時身邊有的只是一本本醫學書！看了電影「致青春」後我最大的感受時是，拍得太誇張了！我根本沒有青春過！
仁心良朋，男，33歲，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麻醉科主治醫師，從業9年：我一般大白班下班時間為19~21點，運氣差的時候會更晚。如果晚上需要給住院醫師上課，則會在21點以後下班。每天平均工作時間約12~13小時，沒有午休，午飯10分鐘解決。平均每天完成10臺左右手術。對目前工作最不滿意的方面：臨床工作太繁重，休息、看書學習、科研時間太少；職稱晉升壓力大；勞動付出、承擔風險和收入不匹配。此外，社會對麻醉醫師認同感太差，多數人認為麻醉醫師工作輕鬆，打一針就ok，還有紅包拿。在此聲明，本人從未拿過病人一次紅包。
最想說的話：
A.希望有媒體朋友跟我上一周班，體驗一下一個三甲教學醫院麻醉醫師的生活節奏和工作強度，以旁觀者的角度客觀如實地寫出醫生的生活；
B.希望那些整天嚷嚷「看病難、看病貴」的媒體朋友，去米國看一次病，再評論什麼叫做「看病難、看病貴」；
C.國家應該對醫療暴力行為進行嚴懲，對故意損害醫患關係、唯恐天下不亂的媒體和記者進行嚴懲；
D.國家應該提高醫生的診療技術費，體現醫生的價值。
E.取消公費醫療、取消幹部病房，減少過度醫療，消除醫療資源分配不公。
F.想說的太多，最想說的就是以上的A和B。
上海麻生，男，48歲，三甲，麻醉主任醫師：我的手機一直開啟工作鬧鐘，工作日永遠在早5：50響起。當然，大部分的日子我是在此前醒的，因為生物鐘幾乎不會出問題，我夫人為了我能吃上早餐，也把鬧鐘定在在5：30，所以我的鬧鐘就成了確保能及時起床的雙保險；我一般總是科裡第一個上班的（因為我是主任），也幾乎是醫院車庫裡除了值班以外最後一個離開醫院的，如果我能回家趕上看7：30的《新聞聯播》，那一定算回家早的；我不喜歡在外面吃飯，因為中午醫院的飯我把它稱之為「減肥餐」，只是扒幾口起到不餓的目標，一般不會超過5分鐘就結束，但當我晚上回到家吃飯的時候，常常8點鐘左右，吃完倒在沙發上就睡了；因為我是主任，科裡的工作所有都需要負責，首先是要確保每天80-100臺的麻醉順利完成，只有每天手術基本結束我回家，才安心；對目前工作狀態的看法：
談不上滿意，但我已是這個年齡，即使不滿意也只能接受；最不滿意的，在於目前國內的管理機制，作為一個科主任，權沒多少，追責的事件件少不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我們這裡是因為醫院領導對麻醉科不重視，當然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國內的醫院管理機制；國內外科界大都把麻醉作為他們的附屬科室和醫療事故的替罪羊，雖然他們知道自己離不了麻醉，但並不願意承認；由於外科與病人的接觸機會更多，加上外科往往在醫院的話語權更大，所以外科對麻醉的不真實宣傳，造成了病人對麻醉一樣不理解。工作中的壓力：主要是病人的安全，麻醉作為一個高危職業，直接和病人的生死相關，所謂「麻醉不出事則已，出就是大事」，加上一旦有事後醫院外科的推諉，所以長期會處於高度警惕狀態；未來：希望私立醫院衝擊公立醫院，讓機制變活，讓公平競爭和合理薪酬在麻醉醫生隊伍中體現，當然，這很遙遠。8、最想說的話是：希望麻醉這樣一個和病人生死打交道的專業及其從業者得到公平對待（這可能有很多話題，無論是醫院內部還是社會）
麻水，男，38歲，江蘇某鄉鎮衛生院，麻醉兼職內科，工作17年：我們醫院一年六七百臺手術，全部由我一個人做。由於一個人做麻醉，不分白天和黑夜，初一到三十，隨叫隨到，青春已經都給醫院了。對目前工作最不滿意的是一個人幹麻醉，時間奉獻就不談了。醫院領導對麻醉科重視一般，其它科同事對麻醉醫生一般，遇到緊急情況時連個商量人都沒有，壓力太大！我都想改行！
縣級以下醫院麻醉科醫生的工作狀況，並不比大醫院好。首先，他們每天的麻醉例數和緊張程度和三甲醫院比，可能要弱些。但是醫生個體的辛勞程度，不比三甲醫院差，因為人員少。第二，基層醫院麻醉科的工作環境差，搶救條件、處理病人能力更差，一旦出事往往無法應對，一出事直接面對的就是醫護人員自己，沒有其他人可以幫忙，他們的壓力大。而在大醫院，往往會有一個小團隊來負責。第三，相比大醫院來說，基層醫院麻醉人員的職業認同度更低，很多基層醫院的院長，都不會把麻醉科真正當做臨床學科對待，只是把它當做醫技科室。這些內容，是一線麻醉醫生和麻醉醫師協會的共識。
當我把以上自己調查到的事實，講給曾經上過手術臺的朋友們時，他們都很驚訝，表示從來沒有聽說過麻醉醫生是這麼個工作法。隨後，他們都表示出不同程度的緊張：「搞麻醉的如果老處於這種過勞狀況中，那我們如果去做手術打麻藥，是不是很危險啊？」我只能老實作答，是的。
幾天前，國家衛計委機關報、國家麻醉質控中心、新青年麻醉論壇等機構，聯合發起了《中國麻醉醫生職業現狀網絡調查》，參與此次調查的近13000名麻醉醫生，佔大陸地區麻醉醫生總人數約16%，在「壓力來自哪方面」的問題上，排在第一位的是手術中的安全風險，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勞動時間過長。
過度疲勞，對醫生健康的影響不言而喻，這也正是短短一年半時間裡，前後發生七起麻醉醫生猝死事件的原因；疲勞麻醉，對手術病人來說，也潛藏著很大的安全隱患，這是造成麻醉致死事件的重要因素。這些問題，醫生個體都懂，都擔憂，但是也都充滿深深的。。。
四、深層次原因？
臺灣可怕的高麻醉致死率，原因主要是，麻醉人員奇缺。大陸麻醉醫學界也認為，影響手術中麻醉安全的第一要素就是缺人——醫院發展提速，手術量井噴，人員嚴重緊缺，在我國已經是普遍現象。
登陸專為醫藥領域提供人才招聘服務的丁香網，我看到，用人單位對麻醉醫生的需求量，是對外科等其它科醫生需求量的數倍之多。這種全國性緊缺，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武卿：「那這個問題的形成，到底是因為招不到人，還是醫院沒有辦法放開招人？」
武漢協和醫院副院長姚尚龍：「兩個方面因素都有，首先，現在招人有困難，早期我們希望招一些高層次的人員，博士碩士，現在連本科生招人都難。人家不願意來。此外，就醫環境不好，再加上麻醉科社會認同度低，所以很多人讀了麻醉，最後都不選擇麻醉。還有，我們自己培養的研究生來院裡工作，看到壓力大，都離開了---」
北京市通州區潞河醫院麻醉科主任吳迪介紹，2014年，他們科的進人指標有1-2個，但是最後連一個人都沒招進來，原因是合適的人不好找。
不過，姚尚龍認為目前最大的問題可不是沒人願意來，而是沒有編制導致的沒法招人。
武卿：「那像你們協和醫院，現在定的編制是多少？」
「沒有編制。正常講，應該按照醫院規模配備麻醉醫生，這叫編制，但是現在它沒給這個指標，導致各個醫院長期招不著人，長期累積，欠得帳越來越多，麻醉醫生緊缺現象越來越明顯。」說到這裡，姚尚龍的聲調明顯高了起來：「我們國家在這方面的規定有點淡漠。全世界最好的醫院是哈佛醫院，它有八百張床位，他的醫生總數，是兩萬一千多人。而我們國家最大的一個醫院，它將近八千張床位，工作人員也就是一萬人。你想想，八千床位一萬人，跟八百張床位兩萬人員比，誰的水平高，誰的質量好？像我們醫院這個規模，每天手術量是三百臺，再加上外面還有疼痛和ICU，應該有150名到200的麻醉大夫。但現在就九十個來人，缺口至少七八十名。」
同仁醫院副院長李天佐認為，編制已經超出了一個醫療機構所能夠把控的層面，現在全國麻醉界都在熱議的一件事，就是——麻醉科醫生到底怎麼測算編制。
編制的問題，說起來挺費勁的。1989年，我國把麻醉學科定為臨床二級學科，但是並沒有真正按照二級學科要求，給出規範的建制。有相當一部分醫院，並不重視麻醉科，依然把它看做輔助科室、醫技科室，麻醉醫生的編制如何測算，至今也沒有具體規定。大部分醫院目前都是，按照二十幾年前的標準——即一個手術臺配1.5-2名麻醉醫生的辦法在招人。按照手術臺，而非手術量來配備麻醉人員，在手術量井噴的今天，這就使得麻醉醫生的緊缺現象，越來越凸顯，麻醉醫生個體不堪重負。同仁醫院麻醉科每年都要人，但是每年都招不夠，原因就是沒有和現實情況匹配的進京指標。
邏輯延展到這裡，我的調查可以結束了。編制是個原因，但是淺表原因，根本的原因在於——整個醫療界對麻醉專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造成其資源分配比例不合理。在這種情況下，麻醉醫生個體的健康被犧牲，受到嚴重損害的還有學科的發展。「麻醉這個學科承接培養著住院醫、培養研究生的職能，有科研有教學，真正立體化發展了才能為今後的可持續化發展奠定基礎。但這些目前都受制於臨床壓力，都讓步給臨床了。二三十年後，現在這批年輕人起來以後是什麼樣子？這支隊伍將來會是什麼樣子?」同仁醫院副院長李天佐非常憂慮地說。在針對全國近20%的編制內麻醉醫生做的調查中，有超過一半的人表示，對這個職業不滿意、如果有機會將不再從事麻醉行業。這些都會傷害麻醉這一重要學科的生命力。更重要的問題是，它時刻都會威脅手術病人的生命安全。我在前面介紹過，中國大陸目前，還沒有麻醉相關致死率的統計數據，我們的標準，是美國二十年前的標準。原諒我不得不這麼比。
你也許會說，在中國的大醫院裡，人員緊缺的現象不獨麻醉科有啊，超負荷運轉的醫護人員到處可見。確實，這非常危險。要解決這個問題，非精心做頂層設計不可。
這不是一朝一夕可解決的，但也絕對不是無法解決的。
在武漢協和醫院採訪間歇，麻醉醫生薛飛跟我轉述了他們醫生間傳的一句玩笑話：「我們常說，二十年後就等著隔壁的二傻子給你看病吧！---如果環境不改變，好的醫生怕是都要離開這支隊伍了。」
呵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