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曾說：「沒有明確的世界觀的自覺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
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出於對人生的責任感以及對社會的使命感，他堅持通過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不斷發現和剖析社會的真相，不被任何論調所束縛。因此他的作品總是在簡潔中蘊含著深刻的寓意，精準地直指病態社會的痛處。
1890年，契訶夫拖著病體來到薩哈林島，那是沙皇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 。島上的環境非常惡劣。契訶夫曾在《薩哈林旅行記》中寫到：「阻止犯人逃跑的所有障礙中，最可怕的不是大海。無法穿越的薩哈林原始森林、高山、常年潮溼、濃霧、荒無人煙、熊、飢餓、蚊蟲、冬天可怕的酷寒和暴風雪，才是看守們最值得信賴的朋友。」契訶夫在這個素有「人間地獄」之稱的地方呆了三個月，遍訪了島上的居民和囚犯。之後，便以其為原型，創作了中篇小說《第六病室》。
第六病室的五個精神病人中，有小市民、破產商人、農民、知識分子和郵局職員，代表了幾乎所有社會底層受壓迫的勞苦大眾。他們雖住在醫院，卻沒有舒適宜居的環境，沒有可口的飯菜，沒有科學的治療和細心的照料，取而代之的是骯髒的病房，令人作嘔的飯食，以及一個貪婪殘暴，毫無人性的看守。這裡與世隔絕，連醫生都很少造訪。他們不是在接受治療，而是被拘禁，在坐牢。
代表著所謂秩序的拳頭，對吶喊和反抗的殘暴鎮壓，腐臭汙濁的空氣，以及病房裡突兀陰森的鐵窗，醫院圍牆上冰冷的鐵釘……這小小的病房不僅是黑暗統治的產物，更是高壓下病態社會的縮影。
在第六病室裡，有的人如行屍走肉一般，無論被怎樣的暴打他都無感；有的人則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對周遭的一切漠不關心；還有人二十年如一日習慣了被掠奪，被虐待，不被當人看。但也有人，即使身處黑暗，也仍然率性而激昂，堅信真理終將勝利，美好終會到來。
小說的主人公伊凡是這樣的人，作者契訶夫也是這樣的人。他借伊凡的「瘋語」，喊出了自己的心聲。然而伊凡的力量是有限的，他畢竟是一個「被迫害妄想症」患者，雖然熱愛生活、憧憬未來，但同時對現實充滿猜忌和恐懼，也因為被束縛在第六病室這樣的牢籠裡，無法用自己的思想影響更多的人。但在作者心裡，和伊凡一樣有著獨立思維，充滿信念與嚮往的人還有很多，他們便是能推動時代車輪，推翻黑暗統治的力量，是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火種和希望。
激發他們的鬥志，讓未來早一天到來，便是《第六病室》在批判現實的同時，所寄放的情感和期望。
一、 撕開現實，讓更多的人看到社會的真相
第六病室像一個被世人遺忘的角落，如薩哈林島在遙遠的西伯利亞一樣。但當它像一塊暗瘡似的被揭開時，人們才驀然發現，在這陰暗的一隅，有著最孱弱的人，最暴力的權，最無情的待遇和最醜惡的人性。這才是社會的本來面目。
1、不吝筆墨的環境和細節描寫，更深刻地揭露第六病室的陰暗和壓抑
契訶夫一向信奉「簡潔」，但在《第六病室》裡，他對環境的描寫卻不吝筆墨。
「房子被蕁麻、野大麻和刺果植物組成的林子團團包裹住了。房子的頂部已經生了鏽，煙囪也倒塌了一半，門廊的臺階已經腐爛，雜草叢生，牆壁上只留下斑駁的痕跡……第一道門被打開後，我們就進入了穿堂間，這裡的牆腳和爐旁堆放著大堆大堆的醫院垃圾，褲子、床墊、毫無用處的破鞋子、藍條子襯衫、被撕得粉碎的舊睡袍，所有諸如此類的破爛一堆堆地堆著，彼此擠壓，彼此錯雜，並正在腐爛，發出難聞的氣味……」窗戶上有從裡向外安裝的鐵柵欄，院牆上有尖頭向上的鐵釘……「臭蟲、酸白菜、氨氣的臭味和燈芯的煙焦味撲鼻而來，這股臭味讓您覺得好像自己走進了一個動物園。」
感官所及之處，儘是破敗、骯髒、汙濁、陰森，然而，這裡卻是一間病房，裡面住著五個精神病人。除了一個住了20幾年「不傷人的文瘋子」外，其餘的人都不能離開病房半步。
看門人尼基塔是這副景象中唯一的活物，瘟神一般的存在。作為這間病房的最高統治者，他一直穿著「絛帶已褪了色」的部隊的衣服，用拳頭維護著他眼中的秩序，彰顯著他的威嚴。
幾個病人，無人探望，不被治療，就這麼日復一日地被困在這樣一個牢籠裡飽受著暴力的對待，直到精神、意志、身體一點點垮掉，無聲無息地死去。這裡不是病房，而是囚房。等待他們的不是科學的治療，而是死亡。
2、不作為的管理者，正是罪惡統治的幫兇
茅盾說：「契訶夫剝露了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指著他們的鼻子問道：你潔身自好就能認為在你眼前進行的罪惡你可以不負責嗎？你敢說你不是幫兇？」
在這部小說中，不得不提到的一個重要人物就是這家醫院的院長安德烈。
他二十年前剛到醫院時，就對醫院的混亂看在眼裡。「病房、走廊和院子裡都臭的讓人透不過氣來。醫院的助理護士、勤雜男工，還有他們的孩子都會跟病人睡在同一個病房裡……在外科，丹毒從來沒有絕跡過。整個醫院只有兩把手術刀，卻連一個體溫表也沒有，馬鈴薯存放在浴室裡。女看門人、總務主任和醫生都會勒索病人。」
但是，除了添置兩個柜子，以及要求勤雜工和助理護士不要在病房過夜外，其餘他都置之不理。
明知總務主任因公肥私，卻睜隻眼閉隻眼；就算有人把明顯有詐的帳單拿給他籤名，還是會照籤不誤；病人向他投訴吃不飽或者被看護粗暴對待時，他只會說：「也許裡面存在誤會。」
在醜惡面前，他選擇蒙上眼睛，每天看幾個病人後，就回到家一個人看書、喝酒。借書上的真知和酒精的麻醉，暫時忘卻周圍不堪入目的一切。
他有良知，卻很懦弱。良知告訴他「所做的竟是一項有害的工作，還從被欺騙的人那裡獲得薪水。」 但作為醫院的最高管理者，他除了逃避，完全無能為力。 「我只是社會上必然存在的壞事中的一分子……即使我不誠實，但是錯並不在我，而在時代……如果我晚出生二百年，也許我就成為另一個人了。」
周國平老師在《尼採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一書中，談起尼採所提出的「習慣勢力的社會心理機制」。
走阻力最小路線的懶惰心理造成了一種社會的墮性，成為阻礙個性發展的最大阻力。「如果我們採取斷然措施，走上所謂『自己的路』，就會有一種秘密突然呈現在我們面前：平時和我們相來往相友好的人們對我們都有了一種成見，這時感覺受侮辱了。他們中間最好的，將留心著，等待我們重新走上『正路』，這『正路』是他所熟悉的。」敢於「走自己的路」的人，難免要受誹謗和孤立了。這時他不但要付出最大的艱辛，而且要遭受最多的屈辱。
列寧也說過：「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
安德烈雖然是院長，但受習慣勢力的社會心理機制的影響，卻顯示了與地位不匹配的卑微和懦弱。他的怕，不僅讓自己的思想和情緒受到壓抑。更重要的是，當他逃避眼前的一切時，病人們正在經受病痛的折磨和醫護的虐待，病毒正在醫院傳播，各種徇私舞弊、招搖撞騙正在發生……第六病室內，尼基塔正用拳頭毆打著病患，在暗無天日的牢籠裡，病人們正一點點接近死亡。
逃避就是縱容，假裝看不見就是默許，冠冕堂皇的外表下，因為怯懦和懶惰，使得他和那些卑鄙小人、黑暗勢力並無差別。因此，當他走近第六病室時，伊凡會對著他大喊「殺了他！殺了這個惡棍！」「簡直是小偷！騙子！劊子手！」
伊凡說的沒錯！
3、愚昧落後的社會中，有覺悟有思想的人被淪為犧牲品
在這座小城裡，知識分子伊凡和安德烈都沒有可以推心置腹聊天的人。安德烈和唯一的朋友郵局局長，其實根本聊不到一起，兩人的「例行」聊天更像是永不相交的兩條平行線。安德烈對局長的談話內容毫無興趣，局長對安德烈所說的，除了一句「完全正確」，再做不出其他回應。
「市民們把心思、精力和智慧都浪費在了紙牌和飛短流長上，他們不會也不想在有趣味的閱讀和交談中度過時光，也不想領略智慧所賦予的享受。」人們活得庸俗無聊，知識被當作最沒用的東西。當伊凡被送進醫院後，他的書便像垃圾似的被女房東堆在遮陽蓬下的雪橇上，隨孩子們拖得亂七八糟。
政府裡的人，無論市長還是議員，大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就連被派到醫院協助安德烈的醫生，根本沒有什麼職業素質，出診時還要夾著一本十年前的《1881年維也納醫院最新處方》。
毫無知識，毫無思想、毫無正能量的一群人自然對於自己的處境也沒有清晰敏感的認識。同時，也正因為人們的麻木無感，政府愈加為所欲為。
混亂不堪的醫院「存活」了二十幾年，人們卻都能泰然處之。 「像警察、醫生、法官，他們天長日久就會習慣成自然了，也已經磨鍊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了，他們對待自己當事人的態度，除了應付就不能有其他的了。」 「在人情冷漠的情況下，如果想讓一個無罪的人喪失全部財產權並被判處苦刑的話，法官僅僅需要一樣東西，那就是時間，只需要履行某些手續的時間，法官將會執行這些手續而被付給報酬，然後就萬事大吉了。」
在愚昧、落後的社會中，市民們麻木地在腐化墮落的管制下生活，政府被馴養成沙皇專制統治的走狗，而那些有覺悟有思想，和周圍格格不入的人就只能被淪為時代的犧牲品。伊凡被永遠地關在了精神病院，安德烈最終在覺醒的同時，也走向了死亡。
二、 「勿以暴力抗惡」的美好願景只會造成生命力的缺失，對未來的期待和對生活的愛才能激發起好好活下去的勇氣和力量
《第六病室》裡的院長安德烈，本質上並不是一個麻木的人。他對醫院的混亂不堪，對醫護的懶惰欺詐暴力冷漠，對政府的昏庸腐化，以及對周圍人的庸俗無聊，都非常厭煩。但他從不將自己的情緒表現出來，「他的腳步十分輕巧，走起路來輕手輕腳、小心翼翼的。如果他與人在狹小的走廊裡相遇，他也總是先停下來給人讓路，而且還會輕細柔和地尖聲尖氣地說：對不起。」
他始終保持著謙讓、儒雅，秉承著「勿以暴力抗惡」的託爾斯泰哲學，消極地選擇隱忍和逃避。二十年來，對周遭的一切不聲不響。
安德烈身上有沒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作者是否通過安德烈這個人物進行自省不得而知。但「勿以暴力抗惡」卻是作者在去薩哈林島之前所信奉的思想。
1、「勿以暴力抗惡」實際是對生命力的壓制和束縛，是面對「惡」時的逃避和懦弱
薩哈林島之行，現實的震撼讓契訶夫的心理發生了巨變，「託爾斯泰的哲學深深觸動過我，至少影響了我六七年，倒不是那些實質性的理論對於我起了什麼作用，那些我早已知道，而是託爾斯泰的表達方式，那種良好的意願，肯定對我起了某種特殊的催眠作用……對於我來說，重要的是託爾斯泰已經有點遠了，他已經從我的心裡走出去了……」
「勿以暴力抗惡」，是「託爾斯泰主義」的核心之一，是他為自己、為他人尋找到的一條幸福之路。他認為，暴力就是主要的惡，以暴力對抗暴力，必然產生新形式的暴力，是根絕不了惡的。只有通過「忍耐」「愛」「道德的自我完善」才能從根本上去感化和消除惡。
而事實上，在《第六病室》裡，安德烈二十年來的隱忍和潔身自好並沒能感化任何人，也沒有消除惡。相反，他一方面不得不用一套悲觀主義理論自圓其說，認為人都是會死的，無論多麼輝煌的曙光照耀生活，「您都會被釘在棺材裡，再被扔進墓穴中」，因此要從自己的內心中求得安寧，蔑視一切無謂的奔忙。
另一方面又迫切渴望能找到一個同樣智慧深刻的靈魂與他交談。他需要在傾吐中，宣洩長久以來的壓抑，以及體會與有趣的靈魂碰撞後的激動。
也就是說，他雖然信奉從內心尋找安寧，卻又無法靠自身的力量得到安寧。他雖然蔑視無謂的奔忙，卻希望從和別人的談話中獲得釋放，獲取力量。
「勿以暴力抗惡」是以託爾斯泰的宗教思想為出發點，是對人自身生命力的壓制和束縛。關於宗教道德的影響尼採曾做過這樣的評說：
（宗教道德）實際上是獎劣懲優，壓抑生命力旺盛、熱愛生活的人，卻鼓勵那樣的人，這種人「不把他的全部力量和才智用在他的保存、發展、超越、前進、強力之擴展上，而是對自己卑謙、無頭腦或許竟淡漠或冷嘲地生活著。」 （《尼採全集》第5卷《快樂的知識》）
「勿以暴力抗惡」表面看是用溫和的方式消除惡，但那只是託爾斯泰美好的願景。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再加上習慣勢力社會心理機制的作用，個體的生命力被死死地壓制住，就像安德烈那樣只能靠虛無的理論和悲觀主義來麻痺自己，使自己愈發地懦弱、自私和懶惰，消極無為，得過且過。
2、消極無為的思想下只有不堪一擊的脆弱軀殼，信念才是對苦難最好的抗爭
「不錯，我是有病，可是有成百上千名的瘋子都在自由地遊蕩，因為你們無知，因為你們無法把他們和健康人區別開來。」這是病人伊凡對那個社會的精準概括。
伊凡的性格具有兩面性。一方面由於哥哥、父親、母親相繼去世，原本殷實完整的家庭轟然坍塌後對生活和命運產生了極度的恐懼，成了一名被害妄想症患者。
另一方面，在不犯病的時候，他有敏銳的洞察力，不僅能一針見血地指出社會的黑暗、腐化、墮落，還能毫不留情地剖析安德烈思想的消極狹隘，使安德烈在與他的交談中，感受到靈魂的碰撞，並且在潛移默化中被其影響。
最重要的是，即便身處「囹圄」，他依然「熱愛生活，熱烈地愛著它！」依然相信「新生活的曙光終將會放射出光芒的，真理終將會取得勝利的，而且節日的喜慶也會出現在我們這條街上！我肯定是等不到了，我會死去的，但是總有子孫後代會等到那一天的。我衷心地為他們而感到高興！」
伊凡的性格，源於命運的悲苦和社會的卑劣。命運無可奈何，可病卻是因那個社會而起。黑暗的專制統治讓備受命運摧殘的他失去活著的安全感；初次發病後沒能得到積極的治療；後來又被不負責任地送進第六病室。於是在牢籠般的束縛和尼基塔的鐵拳下，再也無法擺脫瘋子的標籤和疾病的折磨。
但同時，苦難也讓他看清了社會的真面目。清醒的時候反而比之前更清醒，更有生命力。如果說以前，他能夠義憤填膺地表達對社會的反感和不滿；那麼在第六病房裡，在更惡劣的境況下，他不僅「會說到人的卑劣品性，壓制真理的暴力，還有將來會在世界上出現的美好生活。」
即便在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我們也會被伊凡的精神所鼓舞和感動。更何況，在那樣一個「死城」裡，在安德烈迫切需要和一個有思想有深度的靈魂進行交流時，伊凡就像一束光照進了他困頓已久的內心。
雖然有分歧，但他很享受這種思想的碰撞，並在不知不覺間被感染。漸漸地，對於令他厭煩的虛偽和庸俗，他會憤怒，會像獅子一樣怒吼著讓討厭的人滾開，也會真誠坦率地說出自己的不滿。當他因為反常以及和伊凡走得太近，被當作精神病關進第六病室時，他對自由的爭取，對暴力的反抗，和對自己生命的負責也終於被激發出來。
但二十年消極無為的思想所造成的意志力薄弱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內就能有所轉變。沒有經歷苦難時，他堂而皇之地說要蔑視苦難；而當真正面對命運的不公時，卻又那麼地不堪一擊——「我曾經覺得什麼都無所謂，熱情、健康地思索著，但是只要生活一粗暴地觸碰到我，我立刻就失去了勇氣……」
只在第六病室熬過一個晚上的安德烈，第二天便中風死了。作者近乎刻薄地安排，無疑是對如安德烈一般懦弱，空有一番虛無理論的知識分子的警醒和諷刺。
患有被迫害妄想症的伊凡，因為懷揣信念，雖然心中充滿仇恨，但也無畏。作為醫生的安德烈，卻因為膽小懦弱，硬生生地被第六病室和眼前發生的一切嚇倒。而他所經歷的不就是過去的日日夜夜裡，伊凡所經歷的日常。
安德烈死了，伊凡卻仍留在第六病室裡。他還會像以前一樣過著別人眼裡生不如死的日子，依然會犯病，然而在清醒的間隙也依然會對未來充滿希望，這信念足以支撐他並不健全的精神不至於徹底崩潰，是他活下去的力量。
美好的期望之於個體，能夠增強意志力，激發生命力，是對苦難最好的反擊。而懷揣美好期望的人之於病態社會，則是讓社會充滿生氣，不斷向前的力量。
三、結語
魯迅先生說，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
羅曼羅蘭也曾說過：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在認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
在《第六病室》作者為我們描繪的一副悲慘畫卷中，最弱的病人在最黑暗的角落，反而有最強的生命力，這既是一種諷刺，也是一種警醒，更是對革命力量和反抗精神的鼓舞。
伊凡的生命力源於他對生活的熱愛和對未來的期待。
然而，現實生活中，「熱愛生活，對未來充滿希望」這樣的話講出來，總覺得有些虛無縹緲，有些空洞，甚至有些過時。相比之下，安德烈的悲觀主義、消極無為的思想反倒顯得更真實，有種洞明世事後的深沉，也更容易被很多人所接受。但現實的迷惑性往往正在於此。你以為你看清了生活的本質，於是安於現狀，蔑視無謂的奔忙，實際只是為自己的懦弱和懶惰找到了藉口，壓抑了內在的生命力和向上的衝動。
而無論在哪個時代哪種境況下，有旺盛的生命力，人才能夠堅持下去，好好活著；有向上的衝動，才會有和苦難相對抗的勇氣，以及衝破困境、贏得新生的可能。這份帶著本真的率性對人的一生彌足珍貴。有了它，人的自由性和自我超越性才能得以實現，才能有一個獨立、有尊嚴，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
這便是《第六病室》的現實意義，是伊凡在100多年後仍能帶給我們的感動和啟發。也是契訶夫作品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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