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大重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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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玉書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本文於2月24日《金融時報》理論版整版刊發，原標題為《裡根的拉弗曲線是倖存者偏差嗎？》。
1.裡根的改革如同一架從「經濟危機戰場」成功飛過的戰機，「減稅」因為涉及面最廣、彈痕最多，所以容易認為是最重要的，但其實「去管制化」才是美國當時經濟的「引擎」，推動美國在面臨冷戰強敵的情況下度過了經濟滯漲期，並承啟了後來的信息經濟時代。
2.裡根執政期間的減稅額度實際上並沒有國內外媒體所宣傳的大。但稅改帶來了新的經濟發展預期、促進了社會資本的波動和市場流動性、激活了企業的積極性。
3.穩經濟需要穩信心。企業的安全感是信心之源，未來需要進一步採取相關措施，讓老百姓有「獲得感」的同時，企業也更加有「安全感」。
4.長達40餘年的改革開放使很多人形成了一個思維慣性，就是問題無論大小，都容易被宏觀化、體制化。我們其實更多的是需要像比阿特麗斯·希林這樣的年輕工程師，以及創新和充滿自由活力的土壤。
倖存者偏差的概念源自二戰時期。當時為了加強對戰機的防護，英美軍方調查了作戰後倖存飛機上彈痕的分布，發現機翼機身等部分彈孔最多，於是決定加固彈痕多的部位。然而統計學家亞伯拉罕·瓦爾德（Abraham Wald）力排眾議，指出更應該注意例如飛機引擎等彈痕少的部位，因為這些部位受到重創的戰機，難有機會再飛回來，而這部分數據容易被忽略。事實證明，瓦爾德是正確的。倖存者偏差是指當取得數據的渠道僅來自於倖存者時，此數據可能會存在與實際情況不同的偏差，因為死人不會說話。當前全國復工復產在即，大量的企業在呼籲減稅，減輕企業負擔。我們回顧那些在歷次經濟危機中存活下來的經濟體時，是否會存在倖存者偏差的問題？危機時期恢復經濟的政策中「彈痕」最多是減稅政策，裡根是美國戰後大規模減稅第一人，本文以推行供給側學派的美國裡根政府時期的減稅政策為例，進行分析。
一、餐巾紙上的「拉弗曲線」與裡根新政
1974年12月，當時還是經濟學博士的亞瑟·拉弗在華盛頓特區與朋友聚餐並討論財政和稅收問題時，在餐巾紙上畫了第一張「拉弗曲線」（圖1）用以說明降低稅率不等於減少稅收。當時參與聚餐的拉弗的朋友，時任《華爾街日報》社論版副主編瓦尼斯基（Jude Wanniski）後來在《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把拉弗博士隨手畫的那幾條線展示出來，並命名為「拉弗曲線」。此後拉弗曲線開始被人所熟知，拉弗的相關經濟改革思想被後來當選為總統的裡根採用。
圖1. 畫在餐巾紙上的「拉弗曲線」。
圖源：Washington Post
二、裡根供給側改革的「四板斧」
20 世紀70 年代初期爆發了兩次石油危機，導致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滯脹」現象。對於全面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的局面，凱恩斯經濟理論一籌莫展。當裡根就任總統時，美國暴露出了較為嚴重的經濟問題：例如1980年的經濟增長率為-2％，通貨膨脹率是13.5％，失業率是7.1％，裡根必須處理高通貨膨脹、經濟的不景氣和高失業率的問題。面對美國國內經濟的持續衰退，裡根政府採用了供給側學派(Supply-Side Economics)的建議，採取了系列措施以重振經濟。裡根的經濟政策主要有4個方面：
第一，稅制改革。裡根主要通過推行1981年的《經濟復甦和稅收法案》和1986年的《稅制改革法案》進行了兩次大的稅收改革。《經濟復甦和稅收法案》主要是降低了個人所得稅、資本利得稅、企業所得稅的稅率，並增加了企業所得稅的抵扣。1981年把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降低了25%，由原來的最低稅率14%和最高70%，分別降為11%和50%的14級超額累進稅率；資本所得稅的稅率由28%降為2%。1986年的《稅制改革法案》在1981年《經濟復甦和稅收改革法案》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改革範圍。首先，進一步簡化了個人所得稅，把最低稅率為11%和最高50%的14級超額累進稅率改為15%、25%、34%的三檔稅率；同時裡根還降低和簡化了公司的所得稅，由最高稅率為46%、最低15%的5級超額累進稅率，逐步改為15%、18%、25%、34%的4級超額累進稅率；並且裡根還降低了資本利得稅，將其從20%降為17%等[①]。
結合1981年和1986年兩個稅改方案來來看，裡根稅改的思想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個人所得稅方面的重心是降低稅率、鼓勵儲蓄；二是減輕資本利得稅，給資本鬆綁；三是企業所得稅方面通過簡化企業所得稅制鼓勵企業增加投資，以實現刺激經濟的效果。但從實際執行過程來看，裡根的稅收改革執行過程並不順利，特別是在1981年稅改後第二年財政赤字大幅度增加，先後在1982年和1984年通過了緩解赤字平衡預算的《稅收公平與財政責任法》和《赤字消減法案》，這兩個法案實質上是加稅方案[②]。並且1986年稅改法案執行後，雖然居民所得稅最高稅率大幅度減少，但其他一些條款實際上的變相的加稅，擴大了稅基。比如取消了耐用消費品貸款利息扣除（但保留了住房按揭貸款利息扣除），取消了長期資本利得60%免稅，轉向全面課稅；同時限制各類收入之間相互抵補損失。區分普通收入、投資收入和消極收入等[③]。
圖2.1981-1988年裡根立法通過的稅收變化（單位：10億美元）
數據來源：FedStats
（圖2）是1981-1988年裡根立法通過的稅收變化。裡根執政8年，累計稅收為57500億美元，平均每年7187.5億美元，除1982年有下滑外，每年稅收程增長趨勢。（圖3）是1981-1988年裡根立法通過的稅收增減變化。1981-1988年，累計減稅總額度為1426億美元、平均每年減稅178.25億美元。也就是說，裡根執政期間，平均每年的減稅額度約佔每年的稅收總額度的2.48%。從這個角度看，裡根的減稅力度並沒有特別誇張。正如邏輯上的相關性不等於因果性，因此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是減稅的額度使得企業負擔減輕了。而且從歷史的回顧角度看，裡根的稅改還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果，比如政府收入減少、也並沒有起到使民間儲蓄增加的效應等[④]。並且，根據德意志銀行經濟學家託斯滕·斯洛克（Torsten Slok）的分析，裡根的減稅帶來了比較大的問題是增加了不平等（圖4）。本文認為更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稅改帶來了新的經濟發展預期，同時減稅與增稅政策的交替製造了當時社會資本的波動，刺激了市場流動性、激活了企業的積極性，這比實質的減稅額度作用更大。
圖3.1981-1988年裡根立法通過的稅收增加變化（單位：10億美元）
資料來源：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Government, Fiscal Year 1990(Washington:UsGPO,1989),4-4,轉自布魯斯·巴特勒特，新美國經濟，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
圖4.裡根時期減稅使得美國貧富差距拉大
資料來源：Deutsche Bank Research
第二，緊縮公共成本支出。裡根執政以來，另一項政策是讓社會福利成本費用增長的速度減緩。在裡根執政後，非國防的社會福利計劃所使用的費用，從1981年至1985年只增加了1％。從1982年至1984年，社會福利計劃經費遭受裁減經費共約199億美元[⑤]，但不到200億美元的經費裁減並未達到裡根政府的預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美國在福利經費方面的過快增長。
第三，增加國防開支。裡根總統上任之時，正直美蘇爭霸的白熱化時期，自1982年起，裡根便大幅增加國防預算。從當時美國的國防報告看，1981年的國防支出為1783億美元，1982年則為2137億美元，之後逐年增加，至1986年已高達2,893億美元；同時，國防預算佔國民生產毛額比率也自1983會計年度起均超出6％，至1986年達到最高峰。雖然美國最終在美蘇爭霸的軍備競賽中勝出，但也導致美國政府預算赤字大增，利息負擔沉重影響未來的經濟發展。
第四，簡化法律及政府規章制度。裡根政府從1981年1月至到1983年底完成了對當時116項法律條令中的76項的重新審核、修改和刪除[⑥]。到1988年，聯邦政府的法律規章較裡根上任之前減少了46％[⑦]。主要涉及到航空、陸路運輸的自由化，例如解除了州際公共汽車營運的管制等。另外是金融機構方面的改制，加速解除了金融機構的管制，推行自由利率機制，並且放開了對原油及石油的價格管制等。這促進了航空、公路運輸業、鐵路運輸業的競爭。同時推行的利率自由化也推動了美國金融業的快速發展。但放鬆管制同時也出現了一些負面的情況，1980年美國國會取消了利率上限且放寬了儲貸機構對外放款及投資的限制，推動了大量機構在股票市場上的投機行為和美國房地產泡沫，造成了儲貸機構的危機，至1991年已損失高達1千億美元以上。裡根任總統時期，正是美國由製造業為主向信息及服務產業為主體的轉變的孵化期。也有觀點認為是裡根的放鬆政府管制、精簡過時法律制度催化了美國後來的信息經濟發展。（表1）是裡根執政時期的主要的簡政措施，與羅斯福執政以來盛行的凱恩斯主義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路，有三個鮮明的特點：約束政府行為、釋放社會經濟活力、推動知識型和創新型經濟發展。這三點剛好契合了上世紀九十年以後信息經濟發展的需求，為美國社會的新動能孕育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
表1.裡根執政時期主要的簡政措施
資料來源：黨倩娜，《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結構性改革政策與措施》，2016年10月25日，上海情報服務平臺網，圖表為作者自行繪製。
三、裡根供給側改革的得與失：比減稅更重要的是放鬆管制
從結果看，1983年至1988年，五年內美國的實際國民生產增加了23％，加上平均每年4.6％的經濟增長率，不但突破了美國自1970年代末期以來的經濟衰退困境，也使得美國經濟經歷了在和平時期，前所未見的持續擴張和繁榮。但在其任內所造成的貧富差距增加和聯邦政府的雙赤字（Double deficit，龐大預算赤字與巨額貿易逆差）也在美國國內也引來了國內的諸多批評。（表2）是1981-1988年美國政府赤字、債務增加額度表，從數據可以看出，美國政府赤字和政府債務在裡根政府時期的快速增加情況。以至於早期支持裡根稅改的原美國美國預算局局長大衛·斯託克曼在面對財政赤字日益擴大的嚴酷事實面前，公開批評道：「在美國，拉弗曲線或其『反饋作用』是不存在的，他不過是一種虛構的財政神話」[⑧]。甚至有經濟學家指責其為「巫術經濟」 （Voodoo economics），被認為說這些經濟繁榮只是假象。綜合網絡可查的公開文獻看，對裡根新政的批判與肯定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表2.1981-1988年美國政府赤字、債務增加額度表（單位：10億美元）
數據來源：FedStats
一是認為80年代美國經濟復甦是美國二戰後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自然發展的過程，政府舉張的減少幹預市場的政策，只不過是「無為而治」，並不能說明是政府功勞。二是拉弗曲線適用於高稅率國家，美國在當時相較之下的稅率屬於中低稅率，所以減稅並未能達到增加稅收總量的功效。裡根的減稅政策甚至被部分經濟學家被稱為是劫貧濟富，因為其稅制設計無法對中下階層產生明顯的受益效果，反而拉大了貧富差距。三是裡根當局雖然承諾推動縮小政府規模、刪減國家支出，但他任職期間因美蘇冷戰使國防預算爆增，再加上減稅未能實現總體稅收增長的目的，預算的赤字和國債反而增加。
但裡根的支持者則認為自羅斯福總統新政之後，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產生了強大的慣性，政府對經濟的幹預越來越多，是裡根將美國帶回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路線。二是裡根促進了美國市場競爭及企業活力，且放寬政府管制，刪減過時法律制度，催化了20年代90 年代美國信息革命、鞏固了美國在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三是裡根所強調的「去管制化」和「減稅」對美國後來的政治生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裡根的所有改革措施中什麼才是最有效的？（表3）是本文對裡根新政「四板斧」的效果評價比較。從裡根新政的四項主要措施比較看，放鬆管制和「減稅」所釋放的社會發展積極預期起到的作用較為關鍵。
綜合正反兩方面的觀點，可以將裡根新政歸結為兩點，即「去管制化」和「減稅」。而綜合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經濟發展基礎情況，「去管制化」要比「減稅」額度大小重要得多。這如同一架從「經濟危機戰場」成功飛過的戰機，「減稅」因為涉及面最廣、彈痕最多，所以容易認為是最重要的，但其實「去管制化」才是美國當時經濟的「引擎」，推動美國在面臨冷戰強敵的情況下度過了經濟滯漲期，並承啟了後來的信息經濟時代。通過放鬆管制，裡根扭轉了戰後瀰漫在美國上空的凱恩斯主義，回歸到了市場為主體的自由經濟發展中來。裡根執政的8年間，促進了美國社會的資本自由化、釋放了社會生產潛力，打破了菲利普曲線 (Phillips Curve)的「魔咒」，在維持低通膨的同時也維持了較低的失業率，因為「去管制化」極大地增加了美國就業需求基數，促成了非政府計劃能實現的經濟繁榮。
表3.裡根新政「四板斧」效果評價
政策效果評價稅制改革減稅額度有限（約佔每年稅收總額的2.48%）緊縮公共支出實際削減有限。國防增支增加政府和社會負擔放鬆管制增強經濟活力、產生增量四、不是所有的改革都需要「傷筋動骨」，或許我們需要的只是一個「節油閥」
二戰時期著名的噴火戰機(Spitfire)曾經令敵軍聞風喪膽，整個二戰空戰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但早期量產的噴火戰機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就是飛機在加油爬升做翻滾等特技動作的時候容易忽然熄火，其中原因是當時化油器存在缺陷，飛機在做爬升和翻滾動作時，容易導致過濃的油氣混合物灌入引擎燃燒室，從而導致引擎出現「悶油」熄火（視頻1）。
（視頻1）
隨著戰爭的爆發，英國需要迅速解決這個問題。當時英國的工程師們一籌莫展，因為批量更換飛機發動機化油器的工程巨大，很難適應戰爭要求。這時一位叫比阿特麗斯·希林的年輕女工程師想到了一個巧妙的解決辦法：她給飛機引擎化油器安裝了一個簡單的黃銅節油環，迅速解決了已經批量生產的噴火戰機「悶油」熄火問題，為當時的空戰和戰機的後續升級贏得了時間。
圖5.比阿特麗斯·希林照片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長達40年的改革開放使很多人形成了一個思維慣性，就是問題無論大小，都容易被宏觀化、體制化。我們其實更多的是需要像比阿特麗斯·希林這樣的年輕工程師，以及創新和充滿自由活力的土壤。因此，在強化現行體制優越性的基礎上，我們是否需要一些類似工程師的「節油閥」可以解疫情過後經濟發展的燃煤之急呢？本文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減稅的首要目的是激活社會投資和發展活力，額度大小並不是主要變量。「拉弗曲線」最大的問題是很難量化，沒有固定的公式可以計算出稅點高低的精準影響。而且由於社會一直是不斷變化的，所以減稅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減稅帶來巨額的赤字會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進而會威脅到市場的發展。因此我們需要評價企業從稅收中節省出來的錢最終的流向，差額的稅率應該與良性的社會資本波動進行良性循環。
二是穩經濟需要穩信心。過去幾年隨著多項惠民措施的大力推行，我國老百姓的「獲得感」顯著上升。特別是精準扶貧深入人心，人民熱情高漲。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隨著我國企業的產業結構升級、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對企業的監管和要求也越來越高，使得大量民營企業的危機感增加、企業行為趨於保守。企業的安全感是信心之源，未來需要進一步採取相關措施，讓老百姓有「獲得感」的同時，企業也更加有「安全感」。
三是在清晰的產權保護制度下，做大做強國企與民營經濟發展並不矛盾。裡根執政時期，在放鬆管制的同時，也放鬆了對IBM、AT&T等超大型企業的監管。在產權保護制度明晰的情況下，做大做強國企與民營經濟的大繁榮大發展並不衝突，而且都是共同做大經濟蛋糕的重要動能，並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過程，因此要警惕相關負面輿論的誤導。
四是數字貨幣或為金融改革帶來根本性變革。當前我國央行正在抓緊研發我國的數字貨幣體系，並且高度受到全球關注。數字貨幣與以往的任何貨幣都有本質區別。傳統的貨幣是「標量」貨幣。即傳統貨幣沒有方向，只有數字的大小，並不能記錄流動方向。而數字貨幣是「矢量」貨幣，即有大小也有方向。數字貨幣是一個移動的「帳本」，不僅能夠記錄貨幣的大小、而且能夠動態更新所有的交易記錄，這使得資金的流動性在央行層面的精準跟蹤提供了高效、低成本的解決方案，未來的貨幣政策的精準化調控將會是大勢所趨。當前的諸多金融難題，隨著貨幣本身數位化的「升維」而迎刃而解。總體來看，未來的經濟發展，將會需要越來越多的「工程師」將我們的制度優勢建設得越來越完美。
註：
[①]夫子.減稅——美國前總統裡根的偉大演出[J].涉外稅務,2004(08):78-79.
[②]薛伯英.「裡根經濟學」的蓋棺論定[J].世界經濟,1988(12):19-26.
[③]楊志勇.裡根與川普稅制改革的比較分析及對中國的啟示[J].國際經濟評論,2018(03):47-63+5.
[④]郭慶旺,夏明.評裡根稅制改革的消極影響[J].涉外稅務,1988(05):4-5.
[⑤] CasparWeinberger,1986,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FY 1987. 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313.
[⑥] Beeman William, Dreyer Jeanin, and Paul van de Water, 1985,「Dimensions of the Deficit Problem, 」in Phillip Cagan eds., ContemporaryEconomic Problems: The Economy in Deficit, Washington, D. C.:American EnterpriseInstitute, pp. 122.
[⑦]顏子魁，《從雷根到布希—論美國經濟的演變》，《臺灣經濟研究月刊》，1992年，第15 卷，第8期，第65頁。
[⑧]大衛·斯託克曼：《政治學的成就》，紐約，哈珀-諾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第66，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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