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浩｜原載《鄭州輕工業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3年
在20世紀的中國女作家中，蕭紅雖然算不上一個大家，但卻是最具有性別意識和性別自覺的女作家之一，蕭紅的女性意識具有清晰的發展脈絡，她的小說描繪了一個時代的婦女生活，在二三十年代的女性文學創作中佔有獨特的地位。
那麼，何謂女性意識呢？樂黛雲教授認為：「應從三個層次來理解：第一是社會層面，從社會階級機構看女性所受的壓迫及其反抗壓迫的覺醒；第二是自然層面，以女性生理特點研究女性自我，如生理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經年；第三是文化層面，以男性為參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獨特處境。」[1]蕭紅以自己悲劇性的人生體驗，從社會層面觀注下層女性的生存形態和生存困境，從自然層面表現女性的生育苦難，從文化層面結實了性別關係中男性對於女性人格和尊嚴的踐踏，批判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對於女性的束縛，這一切都使她的作品具有強烈的女性意識。
蕭紅是一位充分女性化的作家，女性問題是她思考的核心問題，女性意識是她的創作的基點，遺憾的是從蕭紅研究的現狀來看，從女性意識角度進行的研究還不多見，因此本文擬從女性意識來觀照蕭紅創作，拋磚引玉，對蕭紅小說有更深層次的理解。
(一)
不論對於女性文學如何界定，其最基本的出發點必然落腳在對女性生活，命運的描寫與關註上。蕭紅在創作中強烈地關注著女性的生命體驗和生成困境，探討和追尋著女性的生存意義和價值，特別是她的那些觸及女性的生育與死亡的作品，更是被女性主義藝術奉為表達女性精神性別的經典。
在蕭紅小說中對女性生活的描寫首先表現為女性求生的艱難和悲慘命運。蕭紅的多篇作品都以女性為角度來反映廣大底層婦女的悲慘命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的形象集中反映了階級壓迫下勞動婦女的生存處境。她成年累月的為地主幹活，吃的卻是「地主用一餵豬的爛土豆」，在丈夫被地主活活燒死之後，她把丈夫的骨頭包在衣襟下，拖著臨產的身子繼續勞作。當她因為再也帶不動自己的肚子而在地頭喘口氣時，又被張地主踢了致命的一腳而母子雙亡。
如果說蕭紅敘說王阿嫂的慘死還只是下意識地描寫女性的苦難，那麼她在隨後的《生死場》《呼蘭河傳》中描寫在貧苦生活，階級壓迫以及民族災難圍攻之下女性艱難求生的畫面，則是有目的地表現了女性的群體命運。蕭紅用女人的眼淚、沉獄、怨恨和堅韌編織起一個個悽涼而令人感慨的故事片段，塑造了一群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女性形象。其中浮雕式的女性形象有麻面婆、老王婆和金枝。麻面婆善良本分，面對生活的磨難從來不說一個「不」字，可最後依然無法逃脫悲慘的結局。
老王婆為了生存先後三次嫁人，年輕時他死了女人，老年時兒子有因為當土匪而被官俯捉去槍斃，苦痛悽慘的人生最後徹底摧毀了她生命的信心，她絕望的自殺了。在生存面前，女性被迫失去很多東西，甚至包括貞潔。金枝在丈夫死後來到哈爾濱艱難謀生，連做窮縫衣婆的機會都沒有，想著盼著她回家的久病的母親，金枝「為著錢，為著生活，跟了一單身漢到了他的房舍」，用肉體換了一元錢。蕭紅對此沒有進行任何道德評價，而是以客觀公允的態度理解女性求生的艱難。
女性除了面臨求生的艱難之外，還必須承受生育的苦難。自古以來生育就被當做女性最崇高最美好的創造性行為，然而在蕭紅筆下，對於身處苦境中的農婦來說，生育並不是一件值得驕傲和喜悅的事情，而是一種純粹的肉體苦難，是她們沉重人生中的又一大痛苦與災難，生育的季節也變成了女性受「刑罰的日子」，蕭紅對痛苦不堪的「生育的刑法」的渲染描寫，無疑強化了女性生存的悲劇性困境。蕭紅在《王阿姨的死中》對生育過程作了如此觸目驚心的描繪：「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著，同時在血泊裡也有一個小的、新的動物在掙扎」[2]，生和死的連接以女性生命的苦刑或毀滅為代價，而且這代價的付出又是無意義無價值的，只是再由一個新的「小動物」連接自己非人的雖生猶死的生存。
對於生育的描寫可以說來自蕭紅個人的切膚之痛。蕭紅先後兩次在貧病中產下孩子並被迫送給別人，她親自「體驗了生死交界處的掙扎，體驗了沒有愛情的生育與沒有意義的動物般的肉體的苦痛」[3]。對生育苦難的體驗使她愈識到，與男性相比，女性似乎永遠無法逃離這種令人頗粟的生育災難。因此蕭紅在以滯重的筆墨描寫「生育的刑罰」的同時，還寫了鳥類以及豬狗等動物的繁殖生產活動，直接把婦女的生育與動物的生育放在一起，「暖和的季節，全村忙著生產」，「豬狗在生產，人也在生產」，兩者不僅是季節上的同時，也是性質上的同質。蕭紅在作品中之所以一再把「生育」這一女人偉大的創造性業績降低到動物的水平，這是痛定思痛的深刻反思，也是蕭紅作為女人的刻骨傷痛。
除了生育的苦難之外，蕭紅在表現女人的死亡時更是觸目驚心。蕭紅在她的十多部小說中，幾乎篇篇涉及死亡問題。而且所涉及的死亡面基本上都是發生在女性身上的：《王阿姨的死》中懷著身孕的王阿姨的自殺和自殺未遂時恐怖的情形，小金枝被父親活活摔死，美麗的月英姑娘癱瘓後遭到丈夫的折磨而死；《呼蘭河傳》中「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團圓媳婦被活活打死、燙死。《小城三月》裡的翠姨在男女有別的社會裡鬱郁而死，其中最震撼讀者心靈的是美麗多情的月英的慘死。
月英是打魚村最美麗最漂亮的女人，她那雙多情的眼睛常使人感到「落到棉絨裡那樣愉快和溫暖」，可是在病魔的摧殘和丈夫的虐待下，「她像一個患病的貓，孤獨而無望」，姣好的身體也只剩下「線條組成的人形，只有頭闊大些，頭在身上仿佛是一個燈籠掛在桿頭」[3]，這些原本美麗強健的女性，她們美麗而富有活力的生命被沉重的生活和無法把握的命運所吞噬，被外在的環境多摧殘，最後走向了死亡。
「婚姻，是傳統社會指派給女人的命運。」蕭紅小說中的女性命運是悲慘的，他們身上的壓迫來自男性的殘暴虐待和摧殘。
面對女性生命毀滅的悲劇，蕭紅的敘述卻顯得平淡客觀，沒有進行過多的渲染。對王大姐的死是這樣描寫的：「在這樣一個夜裡，馮歪嘴子的女人死了。第二天早晨，正遇著烏鴉的時候，就給馮歪嘴子的女人送葬了。」月英的死是：「三天以後，月英的棺材抬著橫過荒山而奔著去埋葬，葬在荒山下。死人死了，活人計算著怎樣活下去。冬天女人預著夏季的衣裳，男人們計慮著怎樣開始明年的耕種」。小團賀媳婦的死未正面描寫：「還沒有到二月，那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小團圓媳婦就死了。」兩個埋葬她的人回來，議論「酒菜真不錯，雞蛋湯也熱乎」，關於埋葬小團媳婦的經過卻隻字未提。這樣一個活潑能幹，無憂無慮的小團圓媳婦就是在眾人的手中扼殺了。透過這一切可以看到男權社會對女性的摧殘和迫害其實不需要藉助於魯四老爺之流的封建衛道士，甚至也無需由男子們自己來實施，光是這些」無意識的看客」也足以將婦女的命運推向悲劇。作家蕭紅在貌似輕鬆淡漠的敘述背後，我們感到她內心深處的悲憫與不平，感受到由女性無聲的死亡所散發出的欲哭無淚的沉重與悲涼。
生與死是人生的兩個端點，中間連接的是日復一日的生活，對蕭紅筆下的婦女們來說，人生的起點是生育的災難，人生的終點是死亡的悲涼，中間是日復一日的艱難的求生，無論是年幼的孩子、戀愛的少女、生死線上呻吟的產婦，以及經歷了所有痛苦磨難的中老年婦女，她們的生活都是同樣悲苦艱難，她們有著同樣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些不同女性的不同人生階段，自然鏈成了女性完整的生命過程。蕭紅透過「生死場」上沉重悲涼的女性人生歷程，對女性生存和生命這一哲學命題進行了嚴肅深刻的思考。
(二)
如果蕭紅小說僅僅表現女人自然生命的生育、衰老與病死，那也不過只說明了女人自然生命的短暫與不幸，缺乏更深更高的哲學意義。蕭紅對女性生存的關注，對女性問題的思考並沒有止於此，她敏銳地發現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更為深層的原因就是男尊女卑的社會關係以及封建倫理道德。因此蕭紅對於女性困境的描寫始終是置於男性權威和封建意識的覆蓋之下，女人的悲劇性的敘述就構成了對男性權威的消解和對封建意識的批判。
蕭紅小說對於男性權威的批判首先體現在男性對於女性人格的冷漠和踐踏上。在男人眼裡，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隸。男人在她們身上榨取到青春的容顏、性慾的滿足和廉價的勞動力，卻從來沒有把她們當做與自己同等地位的人看待。《生死場》中甜美溫柔的農家女金枝懷著美好的憧憬愛上了成業，但是成業只把她當做洩慾的工具，使她未婚先孕，不得不匆匆嫁了過來。她帶著身孕從早忙到晚，卻常常被丈夫打罵。成業在外邊生意虧本，回來就拿妻子當出氣筒，甚至不惜摔死才一個月大的要兒。成業死後，成了寡婦的金枝為了生活來到都市，又遭到男人的強暴。受盡男性欺凌侮辱的金枝悲憤地表白：「從前恨男人，現在恨小日本……我恨中國人呢？除外我什麼也不恨。」[4]歷盡苦難的金枝為了尋求一塊身心棲息的「淨土」，決定出家當尼姑，可是尼姑庵在日軍進來之後早已空了，孤獨的金枝依然無路可走。如果說《生死場》中的老王婆在階段壓迫和民族災難之際從愚昧順從到奮起反抗，表現了民族覺醒的時代大主題的話，金枝表現的則是男人如何誘惑女人以滿足他們的欲望，如何把她們當成滿足本能需要的工具和服侍生活的奴隸並冷漠殘忍地對待她們。溫和而又多情的月英的悲劇也是如此，癱瘓之前的月英容貌美麗，被丈夫當作炫耀的資本，不幸患了癱病之後，她身體生蛆，牙齒發綠，丈夫因為她已經失去了使用價值，不但不照顧她，反而百般痛罵虐待她，最終她被折磨而死。在金枝、月英等女性身上，她們的悲劇並不因為民族侵略勢力和剝削者的兇殘，而主要是由男性的冷漠與粗暴所造成的，作者通過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表明了在男性中心的社會裡，女人的生存意義就是男人的工具和奴隸，表達了作者對男權世界的絕望和無言的抗爭。
由於男性對女性的人格踐踏和迫害，蕭紅小說中男女之間的性別和諧完全被性別對立所代替。《生死場》中成業的嫂嫂在自已丈夫面前好像一隻小鼠，她說：「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塊一般硬，叫我不敢觸一觸他」［4］。成業對金枝沒有高層次的情感交流，只有動物般的毫無人性的佔有。金枝「出嫁還不到四個月，就漸漸會詛咒丈夫，漸漸感到男人是炎涼的人，那正和別的村婦一樣」[3]。簫紅小說中男人的象徵意象常常是「石快」、「太陽」、「老虎」、 「禽獸」和「貓」，「男人是炎涼的人類」，他們對待女人如「石快」般冷漠、「太陽」般暴烈、「老虎」般兇狠，表現出「禽獸」般本能的欲望和需要。而形容女人的詞彙則常常是「老鼠」、「豬狗」、「稻草人」、「罪人」。這些詞彙象徵了在男性心中的社會裡女性社會地位的卑微，以及她們對男人的從屬關係。
蕭紅小說對於男性權威的批判還體現在情愛描寫的缺失上，愛情是女性視為第一生命的東西，但是在蕭紅的小說中愛情是一個沉默的缺席者，蕭紅唯一涉足性愛的作品是她的絕筆小說《小城三月》，她著力刻畫了主人公翠姨這一美麗嫻靜的女性形象。翠姨擁有純真痴心的愛情，卻無法掙脫傳統的桎梏和心靈的枷鎖，更無法得到所愛戀的人的愛情回報，終於在無望的沉默中抑鬱而死。從早期王阿嫂的死到絕筆小說翠姨的死，蕭紅通過描寫女性戚戚而生、鬱郁而死的悲劇命運，揭露了男權社會的無情和冷酷。
女性的災難不僅來自男權中心主義的冷漠和性別對立，還來自傳統的頑固意識與文化心理，它們像一張巨大的網強行主宰著婦女的言行，甚至扼殺她們的生命，造成了婦女幾千年來的悲慘處境。《呼蘭河傳》展示了兩個少女由鮮活到死亡的命運。在20世紀20年代的呼蘭河一帶，封建意識仍然嚴重損害著婦女的身心。12歲的小團圓媳婦來到婆家之後，因不知害羞、長得高大、一頓能吃三碗飯而被鄰居們說長道短，認為她沒有規矩，不像個團圓媳婦，婆婆用嚴厲的打罵來管教她，小團圓媳婦終於被折騰而死。漂亮的王大姐在沒有「父母之命、媒約之言」的情況下與磨信馮歪嘴子結合，封建意識根深蒂固的人們無法認同和接受這一事實，他們認為王大姐傷風拜俗，不僅辱罵她，還窺視、騷擾王大姐的私生活，馮歪嘴子的東家在數九寒天把他們一家趕出了磨房，王大姐終於在寂寞冷眼中死去。
蕭紅通過對兩位年輕女性生命毀滅性的描寫，揭示出威脅女性生存的一大禍首便是封建意識、習俗和禮教。傳統的倫理道德對女性身份、行為的界定，在頑固的愚眾心理中形成了一整套對女性的規範，它們像強加在女性身上的柔軟的鎖鏈，給女性造成巨大的束縛與壓制，並扼殺她們鮮活的生命。蕭紅以自己的親身體驗體察入微地表現了女性掙扎在傳統的倫理之網中的不幸，表現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習俗的巨大殘害性，揭示了女性悲劇的深層文化根源。由表現女性的生存苦難到解構男性中心主義再到揭示封建倫理次序對女性的殘害，顯示了蕭紅女性意識的逐步深入和強化。
(三)
作為一位飽受封建婦權和男權雙重放逐之苦的女性，蕭紅的人生體驗中感受最深切的無疑是她鮮明獨特的女性意識。女性意識不但困擾和影響了蕭紅的全部生活，而且也影響著她的全部創作。
首先，從女性意識的形成來看，蕭紅的女性意識主要源自不幸的童年經歷和成年後的情感悲劇，自身不幸的生活經歷構成了蕭紅女性意識的起點。蕭紅出身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封建家庭裡，父親僅僅因為蕭紅是女孩便輕視和無視她，母親也非常重男輕女，並且還看不慣公公對女孩子的嬌縱，她是在父母的冷漠寡愛中度過童年生活的。「女兒」作為一種原罪標誌註定了蕭紅在家庭中的命運，她最早也最敏感地意識到了女性所面臨的命運，感覺到世界對於女性的種種歧視與冷酷，這種感覺深深的傷害了她那顆稚嫩而敏感的心靈，給她留下了終生難以癒合的創傷。稍大之後，蕭紅在學校接受了新思想，對民主和自由很嚮往，但是封建專制的父親為了仕途將蕭紅強行嫁入一戶有錢人家。蕭紅從小就耳聞目睹包辦婚姻的悲劇，所以不顧一切擺脫了舊式家庭的束縛，走上了追求自由平等的新女性的人生道路。
在「五四」新思潮的影響下，知識女性主動脫離舊家庭，追求自主的愛情婚姻已經不是罕有的事了，但是當時中國男權專制的社會性質並沒有本質的改變。蕭紅是一個愛情至上主義者，她自幼缺少家庭溫暖，因此把所有的感情都傾注在愛情上，對愛情的追求表現得強烈而執著。在她遭受初戀受騙的重大打擊時，獲得了蕭軍的營救，可是自負傲慢的蕭軍卻有著嚴重的大男子主義和用情不專的士大夫習氣，兩人之間產生了無可挽回的分裂。與蕭軍分手之後，她又把感情寄托在端木身上，遺憾的是端木是一個膽小自私的人，蕭紅又一次陷入了情感的困境中。蕭紅一生追求愛情卻連連落空，最後於貧病交加中結束了苦難抗爭的一生。蕭紅曾感慨的說：「我一生最大的悲哀和不幸都因為我是個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作為一個反抗男權專制社會的新女性，蕭紅飽嘗愛情的追求和失落的痛苦，這些痛苦的積澱催生了她極端的女性意識。難能可貴的是，雖然蕭紅飽嘗了婚姻的不幸，但是她非但沒有把創作視角僅僅滯留在對情感不幸的詮釋中，反而使自己的創作從不幸中升華開來，將筆觸伸向了下層婦女。對女性在男權專制下的不幸命運的思考。對於女性的寬容和理解，對於男權專制的抗議，所有這一切和成了蕭紅獨特的女性愈識。
其次，蕭紅的女性意識具有清晰的發展脈絡。蕭紅小說可以分為女性意識的萌芽、確立以及成熟的三個階段。在早期創作中蕭紅的女性意識還處在朦朧自發的狀態，但是她擅長從女性視角來反映農村的階級壓迫，平民的苦難生活，從女性角度來審視和表現社會性主題。隨著創作的發展，她的女性愈識也表現的越來越明顯，《生死場》出現標誌著蕭紅女性意識的確立。在《生死場》中雖然有階級壓迫、民族反抗的時代性主題，但是對眾多下層女性生存狀態的關注，使其女性意識得到了深入的發掘和表現。蕭紅在《後花園》《呼蘭河傳》《小城三月》等後期創作中，為自己的女性意識尋找到了最恰當的切入點，它們不但繼承了蕭紅在《生死場》中對女性人生形態及其性別對立關係的思考。並且通過女性情感和心理的描寫，更進一步揭示出傳統倫理文化對女性的巨大摧殘。至此蕭紅以自己獨特的創作，營造了一片女性意識高揚的精神家園。她的女性意識由自發進入自覺、由淺層的揭示步入根源的探究，顯示了清晰的發展軌跡。
最後，從女性意識的作用來看，蕭紅的女性意識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創作中同樣佔據著獨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在「五四」到20世紀20年代的女性創作中，以冰心為代表的閨閣派女作家們用創作來讚美母愛與童心，渴望用愛來消除罪惡，解決一切社會矛盾。「五四」之後廬隱、凌叔華等致力於愛情女性的塑造，她們受過「五四」新風的薰陶和良好的教育，追求個性解放和戀愛自由，經受著愛情與現實的衝突、理智與情感的苦悶，因此冰心、廬隱、凌叔華等女作家關注的多是知識女性的個性解放，她們思考和表現多在的多是在「女性與人生」主題下的感情生活，題材局限在知識女性與上層貴婦的情愛生活圈子裡，人物也比較簡單。蕭紅本人的生活經歷及對下層婦女苦難的了解使她無法沉醉於知識女性的圍城中，她始終把關注和表現的目光放在下層勞動婦女不幸的命運上，並由此確立了自己獨特的視角，即從婦女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上來表現她們的悲劇命運。
20世紀30年代社會歷史急劇變動轉移了文學的主導流向，由於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日益尖銳女作家們把婦女解放與杜會解放的需要聯繫起來，從個性意識的覺醒走像社會意識的覺醒，如丁玲從革命與愛情的角度來刻畫時代新女性，羅淑從政治階級的角度來反映包括婦女在內的勞動人民的生活和命運。與一般女作家所經歷的由抒寫自我轉向社會的過程相反，蕭紅所經歷的是由尋找社會到尋找自我、由普遍感情轉向個性化情感形式的過程，因此蕭紅筆下的女性悲劇更為嚴重、內涵也更複雜，它是社會最底層的勞動婦女生存的悲劇，是現實的社會的悲劇，更是歷史的文化的悲劇。
蕭紅從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女性的生存狀態和生命過程，寫出了北方苦難女性的血淚，唱出了女性掙扎在生存與毀滅之間的悲歌，揭示了男性對女性的冷漠和迫害，為現代女性文學注入了一份鮮活。蕭紅揭示了兩性之間的對立，但是她的真正意圖並不是要男女互相仇視，而是為了喚起社會對於女性人格尊嚴的重視。女性作為一個特殊的人類群體，她們特有的人格和性別特徵如何得到尊重和發展，社會倫理和文化氛圍如何為女性提供一個更充分更自由發揮的空間，她們作為一個女人的價值如何體現，尋求這些問題的解答理應是所有女性文學創作的出發點和關注的焦點。蕭紅通過婦女命運的描寫所呼喚的正是一個由和諧的兩性關系所構成的世界，這就是蕭紅的女性意識所蘊涵的深刻意義之所在。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