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的官見到我，都得點頭哈腰的，我讓他低頭他不敢抬頭，我讓他抬頭他不敢低頭……」這句話說的就是理髮師。雖然對於普通理髮師來說，讓這些官員輪番低頭的機會不多，但是在民國時就真有這樣一位理髮師，曾讓大批的民國政要在他面前低頭。
這位理髮師的名字叫做羅伯禮，1895年出生於廣東順德，18歲的時候在菲律賓馬尼拉加入了同盟會。根據羅伯禮的自述，他的剃刀生涯開始於宣統元年（1909年），那時候他有一個專門的任務就是給革命者剪髮。後來他輾轉從菲律賓到香港再到上海，並最終在「一樂也」拿起剃刀成為了一名理髮師。
「一樂也」當時在上海鼎鼎有名的大新公司的底層隔壁，是全上海最大最具規模的理髮店。
因為「一樂也」早已經成為了當時上海理髮界的扛把子，再加上羅伯禮曾經的革命經歷，因此他便成為了中山先生在滬期間的「御用理髮師」。
孫中山
當時中山先生定居在慕多利亞路（舊上海復興公園旁的一條馬路）14號。家裡的陳設極為簡單，同住的人只有兩名副官和胡漢民先生。由於國事忙碌，中山先生理髮只能一個月兩次，每次都沒超過十分鐘。根據羅伯禮在1947年接受訪問時的回憶，中山先生對於修飾非常簡單，發質較硬而從不摸髮油。修面的時候中山經常殷殷關註上海工會組織的情況，叮囑他必須以身作則，負責將理髮工會籌組統一起來，並勸導大家繳納會費，以此來奠定革命工作的底層基礎。
理髮完畢，中山先生會要求副官向羅伯禮付費兩元，並對羅伯禮說：「任何職業在革命工作的前都是一律平等的。」
1920年前後，隨著時局動蕩，軍閥割據，許多民國政要都留居上海為未來進行籌劃。吳鐵成、郭泰祺、葉楚傖、張繼等經常乘坐人力車前往「一樂也」理髮。
根據羅伯禮的回憶，吳鐵成最講究修面，修好後一定要再使用電氣磨麵，剪髮時要求慢條斯理。在整個理髮過程中，隨著剪刀的軋軋聲，吳鐵成總是閉目不語，靜靜的享受刀光皂影下這片刻的熨帖和溫存。
郭泰祺
著名外交家，抗戰勝利後中國首任駐聯合國大使郭泰祺，當時年少偏偏，對修飾自然也特別注意。當郭泰祺穿著整潔的衣服挺拔的端坐在理髮椅上的時候，羅伯禮便小心翼翼地為他輕撫衣服，熟練而又習慣地為他小心翼翼地保護鬢角上的兩堆柔發，因為這是郭泰祺最為愛惜的一塊禁地。自耳邊以上，不允許露白。
那時候汪精衛、唐少川也都是羅伯禮的常客。汪精衛理髮的時候，與眾不同。他每次理髮前後都要對自己的整個頭部面部的美觀作一個對比。如果他認為理髮後並未有益於他原本的那副「小生」姿態，那麼給的小費最多兩角小洋。汪精衛對著鏡子搔首弄姿的心理，常常讓他把金錢和面子放在一起進行等量衡量。
汪精衛
在小費金額這點上，同樣年少英俊的郭泰祺就與汪精衛完全不同了。儘管郭泰祺也是當時著名的美男子，也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但他並不會根據自己每次理髮後的喜好支付小費，每次都很有規律：理髮四角，修面兩角，從不給小費。
1930年代前後，羅伯禮還替宋子文在祈齊路（今嶽陽路）公館內理髮。當時羅伯禮最擔心的是他操剪速度不能符合宋子文突如其來的要求。宋子文要是在理髮的時候突然催一聲「快」，那麼兩三分鐘內整個理髮過程必須要完成，不要搽油，不要整理，付帳一直都是每次大洋五元。
對於給這麼多的民國政要理髮，讓羅伯禮印象極為深刻的竟然是孔祥熙。羅伯禮稱孔祥熙在理髮時所表現出來的寬厚和誠篤，是讓他在記憶中始終覺得感激的。
孔祥熙
孔祥熙每次理髮結束，籤字付帳後，便會緩慢自然的向腰間的錢包裡去摸索，口裡還不住地向羅伯禮誠懇的說：「我還沒有給你酒錢了！」最終大洋四角每次都在羅伯禮多次推就下還是放在了他的手中。
對於民國政要羅伯禮給出的評價是：「老派的人物雖然動作不合時宜，不夠漂亮，但是他們的心地都是好的。」
蔡廷鍇
抗日英雄19路軍軍長蔡廷鍇將軍，原本他理髮並沒有固定場所，經常隨便找個地方坐下來剪個頭髮就算了。後來不知怎麼的這位衝鋒陷陣的抗日英雄忽然「害羞」了起來，覺得自己在外面理髮時，旁邊總是圍了一大堆看客粉絲，把他當成了品頭論足的目標，使得他全身都感覺到局促不安。
此時的「一樂也」早已經關門歇業，羅伯禮已經轉移到上海銀行公會中擔任理髮技師去了。蔡廷鍇將軍經人介紹後，便委託羅伯禮經常在會中一間小房間裡為他理髮修面。
羅伯禮回憶曾經盛極一時的「一樂也」時，表示當時店裡有一種特製的「刷頭器」，形狀就如同當時燙髮用的圓盤，吊在半空，下面略呈筒狀，專門用以代替肥皂來洗磨頭部。當時的民國要人們都曾經很欣然地把頭鑽進這個圓筒裡享受過抓刷洗刮的舒適。結果不想後來被「一樂也」老闆施得之的後人拆了當廢鐵賣了。
張嘉璈
以至於1947年羅伯禮在接受採訪回憶自己整個理發生涯時，不如遺憾地表示「到現在為止，整個上海還沒有出現過第二臺這樣的機器。」
不過1947年的時候，儘管「一樂也」早已經不在，羅伯禮也已經52歲，藏身於公會中充當理髮技師，但是當時來找他理髮的民國財經要人依然絡繹不絕。李馥蓀、張嘉璈、貝松蓀、王曉籟等這些中國銀行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當時羅伯禮的座上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