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盧青青 底線思維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盧青青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8月29日山西臨汾市發生飯店坍塌事故，截止目前共救出57人，其中29人遇難，7人重傷，21人輕傷。據報導該飯店是襄汾縣一農村飯店，發生事故當天正在承辦鄰村一場八十壽宴，死傷者多為老人親屬，過壽老人的老伴也在事故中遇難。
壽宴中發生如此意外事故讓人始料不及，也痛心難捱。最難以釋懷的莫過於過壽老人，八十高壽，兒孫滿堂，正是頤養天年時刻，遭此劇痛怕是一生難以撫平。當前事故的原因仍在進一步明確中，但無論何故傷痛已不可逆轉。
8月30日拍攝的事故現場。新華社記者 楊晨光 攝
筆者想從作為事情起點的老人過壽聊起，以辦酒形式呈現的做壽既是人情交往的公共平臺，也是尊老孝老的社會體現，通過老人過壽可以窺探農村養老面貌的一二。
一
在農民的生活軌跡中，有諸多重要的人生節點會通過儀式活動呈現，比如紅白事（即子女婚嫁和老人過世），做壽也是其中一個面向。整體上，農村現在為老人舉辦比較正式的、相對大規模的壽宴越來越少見了，多數家戶都是兒女及孫輩等至親聚在一起為老人簡單慶賀一下，沒有講究的規矩，也沒有特殊的儀式，只是一場私人性的家庭聚餐。
比如筆者2016年在蘇州調研時，那裡的村民過壽就很少，一般只有80歲大壽才過，他們認為不滿80歲做壽不吉利，但80大壽過得也很簡單，自家人在一起吃個便飯，「買點麵條煮一下，吃壽麵，也不放煙花爆竹，幾百元就搞定了。」而有些地方甚至沒有給老人過壽一說。事故發生地山西臨汾農村作為北方村莊，當地的養老傳統維繫得較好，為老人做壽的風俗也一直延續至今。
筆者所在研究團隊今年暑假剛好在山西臨猗調研，與事故發生地相鄰，地方生態與風俗具有相似性。按照當地傳統，老人年滿60歲以後進入老年角色，每年都可以過生日也即過壽。但是過壽有「大辦」和「小辦」之分，所謂「大辦」即是依循紅白事的規格，舉辦酒席、宴請四鄰，辦的規模大且相當隆重；而「小辦」則通常只是兒女及孫輩等至親聚在一起吃一頓，並不專門擺酒席宴客。
一般而言整歲過壽會大辦，比如60歲、70歲、80歲等，尤其是80歲生日在當地是大壽，通常是要大辦的，因為當地習俗認為老人到了80歲身體好，預示著家庭條件好，諸事順當。而其他生日則相對小辦，自家人熱鬧一下。當然大辦與否也取決於家庭條件，家庭條件好的，其子女可能在每個整歲都為老人大辦壽宴，而條件一般的則多選擇只過80歲大壽。
老人過壽作為子代回饋老人的一種方式，在傳統老人權威較高、孝道倫理髮達的地方一直是一項比較隆重的事情。伴隨著市場經濟與現代化的發展，尤其是在城市化壓力下，家庭發展目標和發展資源向下集聚，老人愈發處於被遺忘的角落，因此相關於老人的節日尤其是為老人過壽在許多農村是愈發不重視的。
像山西臨汾這類還比較重視老人生日的地方，老人過壽本身也發生了變化，最典型的表現是重功能而輕儀式。傳統時期的老人過壽與紅白事一樣有一套相對完備的儀式存在，通過儀式的舉行完成美好的期許抑或是消弭可能的災難，同時也強化老人的特殊地位，延續倫理規範。
但是當前老人過壽，儀式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因此不斷簡化，甚至沒有儀式，更多是親朋好友聚在一起圖個熱鬧和吉利，儀式的弱化暗含著更為注重當下的現世取向，也預示著老人地位的悄然變化。
老人過壽另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宴席地點，當前農村的酒席越來越傾向於去酒店辦酒而非在自家承辦。這一方面與家戶經濟水平提高有關，去酒店辦酒的成本整體要略高於在家自辦的成本，但是酒店一條龍服務更為方便省事，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去酒店辦是更簡便的方式。尤其是多數家戶子女常年在外務工，過年過節才回家，家中辦事要一切重頭置辦，麻煩且也不見得更節約。
另一方面與儀式的弱化有關，傳統時期的儀式是伴隨著諸多禁忌的，因此往往要在自家辦，不宜在別處辦。但是當前辦事沒有那麼多講究了，公共規則也不斷弱化了，去哪裡辦、怎麼個辦法往往都是主家自己說了算。
村民自家搭建的壽堂。圖片來源見水印
邏輯上，人情的功能性面向越強，越容易被市場化服務所替代，也越容易私人化而導致人情異化。事故中的老人壽宴也是在飯店承辦才發生的意外，當然並非不能在飯店辦，事故中的飯店是鄰村人開的，其與在家請一條龍服務性質差不多，只是換了場地並沒有打破人情的公共性，村裡親鄰都到了，但是與在自家承辦塑造的村莊內部公共氛圍仍是有差別的。
二
過壽在不斷變化，其所蘊含的孝悌倫理、生死觀念等具有本體性意涵的價值和意義屬性是越來越弱的，但是做壽卻不必然隨之消失，相反相較於傳統物質匱乏時期，現在的老人做壽反倒是更加隆重了，尤其是在酒席的檔次和規模上越來越高大上。
由此不禁要問：過壽的本真意義越來越弱的時候，為何還要如此大擺宴席做壽呢？媒體報導事故中的李大爺原本是不想辦宴席的，經不住子女、親朋的勸說才承辦的。李大爺的子女都在外務工，不想麻煩子女、給子女增添負擔。但是子女及親朋與李大爺想的不同，他們認為八十大壽應該好好慶祝一番。在此意義上，做壽往往不是老人的自主意願，而通常是子女的意願，子女比老人更想做壽。
從功能性層面出發，為老人做壽大致具有三個方面的功能，第一，對老人而言，做壽是晚輩回饋長輩的一種方式，是子女孝心的體現。一般來說，壽宴是子女為老人承辦的，子代承擔壽宴的所有花費。按照山西當地農村水平，自家人在村莊飯店小辦的花費在幾百元左右，而在村級飯店大辦則至少要花費1萬多元，如果是專門請戲班子則需要花費更大成本。
不僅如此，壽宴期間，子女及其他晚輩都會給老人送禮物或者是給點紅包，作為孝敬老人的表示。錢不多，幾百到幾千元不等，但是壽宴作為一個名目為子女孝敬老人提供一個合理又合法的理由。筆者在山東調研時，那裡的老人過壽子女也會多少表示一下，在老人生日敬敬孝。
北方農村在子代婚姻與城市化壓力下，能夠自理的老人一般都不會主動找子代要贍養費，而子代也少有主動意識定期回饋老人，過壽恰好彌補這一日常互動的空缺。同時做壽也具有一定的文化傳遞功能，把孝敬、回饋老人作為習俗延續下去。
第二，做壽作為熟人社會人情往來的互動機制，通過請客辦酒把整個社會關係網絡建構與凝聚起來，組成一個人情的互助體系與情感體系，立足人情的不斷虧欠、往來，確認、潤滑和維繫社會關係。
比如事故中的案例就是親戚和鄰居基本都到場了，對於親鄰而言，其不僅僅是為了祝賀老人高壽，也非單純為了圖熱鬧，其具有很強的人情往來功能，也即通過過壽送禮走人情、還人情，確認彼此關係的同時強化關係的社會建構。社會關係無論是先天的血緣關係還是後天的地緣關係，都需要通過人情等社會交往形式展開互動與強化。
第三，做壽尤其是大辦將事件公共化，子代就可以藉助人情的公共平臺進行社會性展演。在熟人社會中，人情不僅是社會關係交往、互動的平臺，也是面子競爭的舞臺。比如湖南某村調查發現，老人過壽時子女通常會給老人送禮物，村裡女性老人手上往往戴著好幾個金戒指，都是過壽時子女送的，這成為子代在村莊競爭的一個標的物。
山西農村同樣如此，與臨汾相鄰的臨猗縣土地資源豐富，人均3畝左右，而且當地以種植蘋果為主，農業剩餘較多，村莊社會分化不大，較高的農業剩餘維繫村莊完整的社會結構，人口外流較少，在低度分化的社會中社會競爭比較發達。
事故發生地所在鄉人均土地也在2-3畝，農業剩餘相對充裕，家戶之間在低度分化下產生較強的面子競爭，所以當地老人做壽不在乎酒席的檔次而在乎規模，講求人來排場大，所以大辦的壽宴往往在百人以上，條件稍好的還會請戲班子等，用當地人的話說「辦了，家裡兒女都有面子」。
因此，從功能上看，老人不主動大辦壽宴是因為其沒有很強的社會性表達訴求，而做壽對子女和親鄰具有更強的表達意義，子女通過為老人做壽表現自己孝心的同時，也實現了在村莊社會中的面子展演，而親鄰則通過禮尚往來還了人情的同時還能熱鬧一番。做壽尤其是大辦往往是辦給外人看的。
壽堂裡的西式大蛋糕。圖片來源見水印
三
在當前婚姻成本急劇上漲與城市化進程壓力下，家庭發展資源基於「恩往下流」的倫理觀念，被集聚到子代乃至孫輩身上，作為勞動能力日漸弱化的老年人不僅社會地位較低，在家庭中的地位也越來越趨於邊緣。
尤其是在老人壽命普遍延長的情況下，家庭結構的擴大化，四世往往難以同堂，導致老人尤其是高齡老人成為家庭的邊緣群體，老人不僅伴隨著當家權的轉移在村莊社會中成為依附於子代的存在，在家庭中也日益變成拖累乃至於被選擇性遺棄。從這個層面講，儘管做壽的功能具有很強的外向性，但是其作為回饋老人的一種表達方式仍是值得肯定的，這說明老人還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社會中的孝老儀式還在延續。
客觀上，除少數不能自理者外，國家基礎養老金的兜底與口糧、菜園地的種植，農村多數老人普遍可以實現自養，物質要求並不高，反而是精神需求面向更為凸顯。精神需求既包括充實的閒暇文化生活，也包括子女的陪伴。對老人而言，他們最渴望的還是子女的陪伴，而打工經濟與家庭發展壓力下卻通常難以實現。因此，老人疏解孤悶情緒更多需要依賴熟人社會，尤其是日常閒暇的交往互動。
老人尤其是中高齡老人，土地種植面積減少，閒暇時間增多，對閒暇生活的需求度很高。但是在村莊公共空間不斷萎縮、鄉村文化生活日益凋敝的背景下，精神文化生活成為老人最大的問題。地方政府乃至村級組織應該在此層面下功夫，比如通過老年人協會等方式將老人組織起來，為他們塑造社會交往的公共文化空間和社會環境，這對留守老人尤為重要。
原標題：《老人過壽，「辦了，家裡兒女都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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