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青少年時代對書法就有特別的興趣。從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甚至在他老人家生命垂危的最後歲月裡，也從沒間斷過鑽研和練習書法，還一直保持著喜愛閱看歷代草書字帖和古今名流、學者的墨跡與手書、手稿、手札的習慣。
1973年黨的十大召開的那段時間，毛澤東的身體不太好，主要是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穩，可以說是步履艱難，而且有點氣喘籲籲。8月24日晚，大會開幕的時候，毛澤東出席了。後來宣布散會時，他站起來已很困難了，於是周恩來總理當場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場。此時，毛澤東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是很清楚的。
進入1976年，毛澤東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吃藥吃飯都需要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兩飯，行走更加困難。進入七八月，毛澤東已常常處於昏迷狀態。
面對這樣的健康狀況，本當好好地休養，保重身體，可是，毛澤東並沒有這樣做，他仍然以頑強的毅力堅特每天看文件、看各種圖書報刊，其中也包括歷代碑帖、字帖和古今名人墨跡、手書、手稿、手札等。
醫生建議他少看書或不看書，但他一天也沒有少看，一天也沒有不看。從1972年10月12日到1975年1月12日，整整3年零3個月。在這近1200個日日夜夜中，毛澤東帶病翻看了數百種、上千冊的字帖、墨跡、真跡、手書等書法作品。
晚年的毛澤東，特別是病魔纏身的歲月裡，為什麼還孜孜不倦、苦心鑽研各種碑帖、字帖和古今名人墨跡、真跡、手書、手稿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因為閱覽學習鑽研歷代書法作品是毛澤東一生的愛好，一生對此都有濃厚的興趣。
儘管主觀上並沒有成為書法家的欲望和追求，但毛澤東幾十年不懈地努力，加上他本人的天賦和智慧，因此，毛澤東早已被專家、行家公認是當代最著名的書法家，他的書體被人們譽為「毛體」。這已經是當今世人公認的事實。毛澤東在書法上的造詣和成就是他本人幾十年的堅持執著、從不自滿、從不懈怠、苦苦鑽研和學習練習的結果。
對於這一點，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陳秉忱老先生曾在《回憶毛主席周總理朱委員長書法活動片斷》一文中說：
「我們從僅存的一張明信片（指毛澤東青年時代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寫給羅學瓚的明信片——筆者注）的字跡來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晉唐楷書和魏碑的影響，用筆緊嚴而又開拓，是有較深功力的。在延安時期，領導抗戰和建黨，工作、著作任務那樣繁忙，毛主席仍時常閱覽法帖（閱過的晉唐小楷等帖，一直帶在身邊）。……全國解放後，更多地閱覽法帖。1949年出國（率中國黨政代表團第一次訪問蘇聯——筆者注）訪問時，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隨。
1955年開始，指示身邊工作人員廣置碑帖。二十年間，所存拓本及影本碑帖約有六百多種，看過的也近四百種，『二王』（指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筆者注）帖及孫過庭、懷素的草書帖，則是時常批閱。毛主席不但博覽群帖，而且注意規範草書，如古人編輯的《草訣要領》和《草訣百韻歌》等帖。」
關於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博覽群帖、練習書法的事，當時為毛澤東管理圖書的逄先知的回憶文章中還有這樣一段介紹：
「毛澤東可說是當代一流書法家，尤其擅長草書。他喜歡看字帖，特別是草書字帖，這是他的重要娛樂活動，也是最好的休息。在草書中，毛澤東最喜歡懷素的草書。他多次要過《懷素自敘帖真跡》。我們見到懷素的字帖，只要是好的，就買下來給他送去。
1961年10月27日，毛澤東要看《懷素自敘帖真跡》，並指示我們，把他所有的字帖都放在他那裡。從此，我們就在北京和外地，買來很多字帖，包括一批套帖如《三希堂法帖》、《昭和法帖大系》（日本影印）等，放在他的臥室外間的會客室裡，擺滿了三四個書架。在他臥室的茶几上、床鋪上、辦公桌上，到處都放著字帖，以便隨時觀賞。
1964年12月10日，毛澤東要看各家書寫的各種字體的《千字文》字帖。我們很快為他收集了30餘種，行草隸篆，無所不有，而以草書為主，包括自東晉以來各代大書法家王羲之、智永、懷素、歐陽詢、張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趙孟、康熙等，直到近代書法家于右任的作品。」
「除了買字帖供毛澤東觀賞，我們有時還到故宮借一些名書法家的真跡給他看。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陳秉忱向故宮借了20件字畫，其中8件是明代大書法家寫的草書，包括解縉、張弼、傅山、文徵明、董其昌等。」
田家英、陳秉忱、逄先知他們幾位都是很愛好書法並在書法方面很有研究的。他們三位從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十多年裡先後為毛澤東購置了六百多種字帖。雖不能說這是我國歷代書法精品的全部，但說它們是我國歷代書法的代表之作也毫不過分。由于田家英的關係，清代的名人墨跡、碑帖尤為齊全。
毛澤東晚年對這些書法作品非常喜愛，六百多種字帖反覆閱看，很快這些就不再能滿足他學書鑽研、觀賞休息、調節的需要了。
到了70年代，他老人家一次又一次地指示我們為他繼續購置、借閱各種字帖。北京各大圖書館和有關研究部門找差不多了，又指示我們專門到南京、上海等地去借閱。僅1974年下半年，筆者經手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為毛澤東借閱的各種字帖就達165種、342冊。
後來，我查閱主席借書登記本，上海、南京借來的字帖、墨跡，他老人家一直放在身邊反覆翻閱，直到1976年病中還時常翻閱。
第二，鑽研學字學書、學習中國歷史、學習中國文化的需要。
毛澤東曾說過：「學字要有帖」。學習書法，要對照字帖，用心研究，反覆臨摹練習。這是歷代諸多前人學書的基本方法，也是毛澤東學書的基本經驗。毛澤東青少年時代學習書法時，就是從臨摹字帖開始的。
毛澤東對我國延綿數千年的書法藝術的學習研究和臨摹練習並不局限在書本上，也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他學習研究的範圍很廣，就是在環境惡劣、生活艱難的戰爭歲月，就是在戰火紛飛的行軍路上，只要一碰到石刻、碑文、字匾，他都非常虛心而又饒有興趣地學習研究並臨摹一番。他很善於從歷代碑帖中汲取精華，博採眾長。
1935年1月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之後，中央紅軍贏得了長徵以來的首次大勝——婁山關大捷，打破了婁山關守敵所謂的「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不可戰勝的神話。
婁山關位於貴州遵義城北險峻的婁山上，是由貴州進入四川的重要關口，是防守貴州北部重鎮遵義的要衝，自古乃兵家必爭之地。婁山關雄踞婁山山脈的最高峰，周圍山峰峰峰如劍，萬丈矗立，直插雲端。關上有茅屋兩間，石碑一座，上刻「婁山關」三個大字。
當毛澤東隨著勝利的中央紅軍沿著十步一彎、八步一拐的羊腸山路來到地形十分險要的婁山關上時，如海的蒼山、破舊的茅屋好像並沒有引起毛澤東的注意，而當他看到石碑上的「婁山關」三個紅漆大字時，卻停住了腳步，饒有興趣地問身邊的陳昌奉等同志：「『婁山關』刻碑幹什麼？」陳昌奉等同志一時都回答不出來。他便給大家解釋說：「關乃要塞重地也，是出入的通道，常以碑柱碑石為界，區分和標誌地名。」
接著，他又從書法藝術的角度向大家講解了「婁山關」三個字的特點和價值。他稱讚「婁山關」三個大字寫得蒼勁，像峻峰那樣挺拔屹立，運筆如飛。「婁山關」三個字不僅寫得很好，而且工匠石刻也非常精美、匠心獨運、惟妙惟肖。所以，毛澤東在頗有情致欣賞時，還反覆揣摩，不斷用手在筆畫上臨摹運筆，口中感嘆道：「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和修建於何代。」
毛澤東晚年除了從歷代碑帖、字帖和古今名人墨跡、手書、手稿等書法作品中學字學書之外，還常常把這個過程看成是學習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過程，這也是毛澤東涉獵傳統文化的一個獨到之處。
第三，為了休息、調整，也為了轉移、緩解內心深處複雜的情感。
筆者認為，毛澤東晚年每天不停地看書（包括看字帖、名人墨跡、手書、手札等），除了上述的兩個方面屬於主觀方面原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客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黨事、國事、家事等多方面的情況，使毛澤東晚年精神遭受很大的損耗，身體受到很大的損害，感情遭受很多的創傷，使他時常感到憂慮、不安、痛楚、孤獨、寂寞、悲涼。這種情境下的看書、看字帖、看墨跡、看書法作品，顯然有著排遣煩悶的功用。
毛澤東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工作之餘，看看名人字畫、墨跡，這也是一種休息。在這種情境下的讀書，看字帖、看墨跡、看真跡等，一般是以瀏覽為主，批畫較少。根據時間和環境，看多少就多少，看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顯得比較輕鬆隨意。
一位年過八旬的老人，而且身患多種疾病，每天還有大量的工作，要長時間地閱看文件，還要讀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等嚴肅正史，自然是很累的。很需要休息，很需要調節。
怎麼休息？怎麼調節？毛澤東有他獨到的做法，看正書看久了，看累了，就換著看閒書，看輕鬆的書，字帖、墨跡、書法真跡等就是他常看的休閒書籍。
如果說遊泳、散步、爬山等運動增強了毛澤東的體質，使其以旺盛的精力投入革命工作，那麼，一生不懈地博覽群書、學字學書、鑽研書法，則為毛澤東的精神生活帶來愉悅和享受。毛澤東一生愛好書法，愛好欣賞名人書法、墨跡。一冊冊古今名人字帖、墨跡、真跡等書法作品一直陪伴著毛澤東度過了人生的最後旅程。
【本文來源於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晚年讀書生活20問》，因篇幅限制，有所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