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文杰
一
西安高中的歷史首先要溯源於崇化書院。這崇化書院，早先又是從建於臥龍寺巷的養正書院於清道光時改名而來的。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2月，陝西西安府知府文啟下令，由鹹寧、長安兩縣令焦雲龍、胡升猷組織監督，將崇化書院遷府考院東，即移建至西安東廳門。如此，西安高中如得落戶於此。
關於這次移建，有「移建崇化書院碑」詳細記載。此碑原立於西安高中校內東北角一座平房廊簷下，1988年拆除平房時，遷教學樓東側。
據載：「崇化書院始建於清嘉慶七年（公元1802年），主持建立者清代舉人葉世焯，原院址西接臥龍寺。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移建於考院舊址東，今西安高中現址。竣工之時為1891年3月。」這個時間被專家定為西安高中的歷史開端。碑文由西安府知府文啟撰文並親書。
據碑文載：當年崇化書院「人傑地靈」,「作人、養士、成德、達材」，這應當是西安高中優良傳統之濫觴。而今之西安高級中學還存有當年「崇化書院」的一副四字木匾。
1894年在洋務運動影響下，由蕭開秦在書院舊址上創辦遊藝學塾。1902年陝西巡撫升允、藩臺樊增祥改遊藝學塾為陝西大學堂，亦稱關中大學堂。所佔仍為原西安府考院舊址。這所高等學堂，是當時陝西的最高學府。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陝西巡撫曹鴻勳根據關中大學堂科目門類不齊，學生程度不高，奏請改關中大學堂為陝西高等學堂（為大學預科，亦稱補習高等學堂）。開辦後藩臺樊增祥兼任了較長時間監督。光緒三十二年（1909）周鏞繼任督監。宣統元年（1909）高等學堂才辦正科。宣統三年（1911）清王朝滅亡，學堂終無正科畢業生。
在1905年前後的陝西大學堂、陝西高等學堂時期，康寄遙、馬步雲、王夢簡、郗朝俊等11名學生被派往日本留學，其中多數人加入中國同盟會，回國後成為辛亥革命在陝西的骨幹人物。
馬步雲（1884—1970），字凌甫，以字行，陝西合陽人。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考入合陽縣學堂，三十年（1904）由縣學堂保送入陝西大學堂。次年，陝西大學堂改名陝西高等學堂。1905年被官費派往日本留學，先入早稻田大學普通科再轉農科，清宣統三年（1911）畢業於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馬步雲在日本加入同盟會，參加反清活動。1912年大都督張鳳翽提議創辦西北大學，馬積極贊成，任創設會委員會委員。西北大學建成後，馬任校教務長兼商科學長。1913年暑假，受校長、留日同學錢鴻鈞之託，東渡日本，為西北大學購置圖書、儀器，還延聘了兩名日籍專門教員。1918年8月，于右任回陝就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討陳義軍統一編為六路，馬步云為第一路參謀長。1921年，馬在由西北大學改建的陝西法政學校任教。1922年選為陝西省三屆議會議長，不到一年，又被劉鎮華任命為陝西省教育廳廳長。上任後的頭一件事，就是與西北大學（1924年1月北京政府批准立案重建）校長傅銅商議舉辦「暑期學校」，請魯迅等國內學界名流來陝講學。1933年馬步雲任安徽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曾一度代理安徽省主席職務。1937年被調往南京，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馬步雲歷任南京中山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江蘇省政協委員。
郗朝俊，1902年考入關中大學堂，1905年官費赴日本留學。參與創辦《秦隴報》《關隴》雜誌。辛亥革命後，任張鳳翽部主管軍需並參與文稿草擬。中華民國建立後，任西北大學創設委員會委員等職，1918年兼任陝西法政專門學校校長等職，1922年任西安紅十字會會長，歷任陝西省教育廳廳長，高等法院院長，中山學院講師等職，1961年以辛亥革命老人參加北京辛亥革命勝利50周年大會，受到周總理董必武副主席接見併合影。
從陝西高等學堂走出的還有一位辛亥革命元老馬彥翀先生。他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軍，陝西副招討使。
馬彥翀（1886—1964），名驤，字彥翀，號本善。清光緒十二年（1886）十月十八日生於陝西省商縣龍駒寨（今丹鳳縣城）。清末，商州開辦學堂，馬彥翀入商州中學堂求學，1908年又進入西安陝西高等學堂，畢業後，馬彥翀接受焦子靜、王子瑞聘請，出任健本學堂教習。該校其實是辛亥革命前陝西革命黨人秘密聚會的三處聯絡點之一（另兩處為公益書局和省諮議局），以培養革命人才為主要任務。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經井勿幕、李襄初介紹，馬加入同盟會。宣統二年（1910）春，同盟會十餘人在西安大雁塔召開秘密會議，馬彥翀為其中之一員。會議之後，委派馬彥翀赴日本為黨人發動武裝起義購買軍火槍械。
馬方、馬正寫的《馬彥翀與張自忠交往追憶——獻給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一文中說：馬彥翀進入西安陝西高等學堂，先後組織參加聲援「蒲案」，及省高等學堂罷課運動。1913年春，第一屆國會在北京開幕，馬被選為眾議院議員。1917年孫中山赴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任大元帥，任命焦子靜為陝西招討使，馬副之，期間任大元帥府參軍。1922年馬彥翀被選為眾議院全院委員長，1924年胡景翼任國民革命軍二軍軍長，在開封任河南省軍務督辦特聘馬為高級顧問。胡景翼是馬彥翀在西安健本學堂任教時第一班的學生。
1934年經宋哲元、石敬亭等力邀，馬彥翀任二十九軍顧問。1935年華北事變後，張自忠出任察哈爾省主席、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天津市市長，力邀馬彥翀擔任察哈爾省秘書長及天津市政府秘書長（權署市長）等職。
1937年10月張自忠受不白之冤，被撤職查辦。馬彥翀在西安得悉消息，立即趕赴南京，起草報告通過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張群，轉呈蔣介石。受蔣接見，連蔣都「肯定馬為了替張剖白，專程從西安趕來，萬裡不辭，很夠義氣，同時請馬彥翀放心，張自忠的事他會很好解決，給張一個交代」。這正如文中小標題所言：「仗義鳴冤終昭雪」。
1940年初張自忠從西安赴湖北襄樊時，馬彥翀親自陪同到龍駒寨，張自忠為馬彥翀在龍駒寨創辦的仁義小學捐助500元建校款。此後馬彥翀在龍駒寨家祠「仁義祠」裡供奉了張自忠這位抗日烈士的牌位，時常弔唁。……撰寫了《張自忠任察哈爾省主席經過》和《張自忠任天津市長之經過》等文章，……對老朋友、長官、抗日烈士英靈的告慰，使他在九泉之下安息。
馬彥翀與張自忠之深厚友誼，其生死之交，可謂感天動地。讓人讀之而淚目。我在西安老街巷中寫過，張自忠在西安曾居二府街。
盧溝橋事變後（1937年），天津淪陷，馬彥翀輾轉回到西安，任陝西省政府設計委員，西安市紙菸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西安紅十字會會長，西安易俗社常務理事，創辦民族工業西安益群菸草公司，出任總經理。西安解放後，任西安市人民代表、西安市政協常委、西安市紅十字會常務委員。
《丹鳳縣誌》載：1942年馬彥翀還創辦了鳳麓中學（後為丹鳳中學），鳳麓中學校址選在兩棵百年古柏樹下的紫陽宮。
1912年從陝西高等學堂畢業的有楊明軒，後來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還有抗戰時陝軍主帥、第四集團軍司令，被譽為「中條山鐵柱子」的孫蔚如，與38軍軍長、抗日名將趙壽山，也是從這所學校走出的。後趙壽山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副司令員，陝西省省長；孫蔚如建國後也任過陝西省副省長、陝西省政協副主席等。
與孫蔚如、趙壽山為同窗的還有一位叫劉安國的文史專家、教育家。他1912年在西北大學預科學習，西大預科被陸建章停辦後，他就畢業於由西大預科改名陝省三中。
劉安國（1895—1989），字依仁，華縣人。1917年考入北京高師博物系。後受聘陝西通志館任採訪。1921年劉安國被母校陝西省三中聘為訓育主任，旋又任校長。他曾聘魏野疇擔任訓育主任，他與魏配合默契，培養出很多人才。有李敷仁、關麟徵，以及張金印（慕陶）等，都是這一時期學生。1933年至1934年為掩護革命學生，把自己青年路189號房屋讓他們住，並供應食宿達一年之久。這些學生中，年齡較大的有的參加過渭華起義，較小的參加過張家口抗日同盟軍。1948年在陝西師範專科學校擔任校長。解放初他負責陝西文化局文物普查工作，幾乎跑遍了關中各縣。著有《雍寶銅器小群圖錄》《歷代陝西自然災害綜錄》等書。「文革」時年逾80，仍備受迫害。粉碎「四人幫」後平反恢復省文史館館員身份。
值得專門說一下的是，劉安國先生在文物考古上取得了不小成就。他是最早發現了藍田「龍骨」化石的人。那是在1936年「雙十二事變」後，他去藍田視察教育時發現的，他詳細記下「龍骨」化石出土地點和埋在地下的深度。被考古專家楊鍾健評定為「藍田猿人發現之前奏。」為研究人類社會發展提供了可貴資料。
提起這個楊鍾健可了不得，他1928年負責周口店的發掘工作，此間發現了中國猿人第一個頭蓋骨。他還是中國恐龍「祿豐龍」的發現者。
馬師儒（1888~1963），字雅堂。陝西米脂人。先後就讀於綏德中學堂、陝西省高等學堂、上海同濟醫工學校工科，1919年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科。1921年3月，入德國柏林大學教育專科學習教育和心理學，1924年獲教育學博士學位。同年轉入瑞士蘇黎世大學，1927年獲該校哲學博士學位後回國，應杜斌丞之約，任陝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校長。他常對人說：「我的志願是想做培養國脈的工作。」1928年9月擔任上海勞動大學教授兼教育科主任，1929年至抗日戰爭爆發前，先後擔任北京大學、青島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等院校的教授。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北京各大學相繼內遷，馬師儒任西安臨時大學，後改名西北聯合大學、國立西北大學教授，還擔任國立西北大學文學院院長。
1942年馬因父喪回陝北，到延安參觀，在延安期間，毛澤東會見了他。還特地請他回陝南後向他早年的老師、同鄉黎錦熙先生（時為遷駐漢中的國立西北大學和西北師範學院合聘教授）問好。這都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強烈不安。指責馬師儒「為奸黨大肆宣傳」。馬師儒被免去職務，並陰謀對他「痛下毒手」。1946年5月西北大學遷回西安。一年半後，馬師儒接任校長。幹了兩年，於1948年9月辭去了校長職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4年西北大學師範學院獨立建校，改建西安師範學院，馬師儒任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教育研究室主任。
另外，陝西高等學堂1906年1月，曾聘足立喜六先生任學堂算學、理化教習，時間4年。足立喜六為日本靜岡縣人，生於1871年，卒於1949年。土木工程技術者、數學家。這位足立喜六先生還喜歡攝影，他拍下了不少西安的老照片，特別珍貴稀罕，給西安留下了影像記憶，讓我特別敬重他。足立喜六先生於1933年出版了《西安史跡研究》一書。此書是其研究漢唐長安舊跡的一部專著。此書配有照片171張，插圖38幅。對當代學者研究古代長安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我們每一個西安人都應該記住這位國際友人足立喜六先生。
二
辛亥革命時陝西高等學堂停辦。原西安府「考院」地址被分為南北兩部分。
南半部佔的面積較大，這裡民國元年（1912年）開辦了「秦省第一中學」，民國二年（1913年）改為「西北大學預科」，康寄遙任校長。民國四年（1915年）預科停辦，改為「省法政專門學校」。
南半部朝南鄰的街叫東廳門，明以前，此街在唐皇城東外側，城河遺址因有六處積水處，得名六海坊。明朝陝西行都司署，俗稱兵馬指揮司，設於今西安高中院內，俗稱軍廳。清初改為清軍同知署即清軍廳，乾隆三十二年（1767）改稱庫廳，同治年改北大街另設軍廳，此街遂改東廳門。因清代鹹寧縣在東，當時清軍廳同知署和鹹寧縣初級審判、檢察兩廳設於此街，故得名東廳門。
王桐齡寫於1924年的《長安之觀察》文中有：「西北大學，校之北門在東大街，有基址六十餘畝，房屋七百餘間，系前清末年省立大學堂故址，旋降為高等學堂，民國成立，改設西北大學預科，旋改為法政專門學校，十二年（1923）九月復改設西北大學。大略分為二部：南半為西北大學，北半為陝西教育廳、教育會、水務局、林務處。」「房屋系中國大四合式，院落周圍有迴廊，既壯觀瞻，又避風雨，其優點一也。院落宏敞，樹木甚多，空氣清新，頗足怡情悅目。」
1924年1月，駐陝西督軍兼省長劉鎮華將原陝西法政專門學校與李儀祉先生所辦水利道路工程學校合併，改名為「國立西北大學」。在這一年7月，魯迅先生曾被邀請在這裡講學，講的是《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當時魯迅住在教師宿舍北院，他住過的屋子30年代被學校建成魯迅紀念館。
和魯迅一同被邀請來學校講學的有北京大學前理學院院長夏元琛，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王桐齡、林礪儒，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黼、哲學系教授陳定謨，東南大學國文系教授陳鍾凡、劉文海，《北京晨報》記者孫伏園等國內學界名流。
在這所名字改來換去的學校中，先後執教授課的有「與南章章太炎並稱北景」的景梅九先生，1908年在陝西高等學堂任教。傑出的散文家、詩人、學者、民主戰士，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五四」時期重要的作家之一的朱自清；有中國著名的教育家、北京師範大學校長林礪儒；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王鳳儀等著名學者。再有教育家、政治家，建國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黃炎培；原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建國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張治中；《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等愛國民主人士，均來過學校講學、講演及從事學術活動。
張季鸞與于右任、李儀祉並稱「近代陝西三傑」，讓你想不到的是，這「三傑」全與西安高中有關係。于右任參與創辦西高前身的西安中山學院，李儀祉1933年任過校長，張季鸞在西高講過學。
這是1927年1月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于右任先生會同共產黨人劉伯堅、劉含初、楊明軒、李子洲、劉志丹等，在原西北大學舊址基礎上創辦「西安中山學院」，學院還佔用了北半部部分地方。邀請鄧希賢（鄧小平）、魏野疇，蘇聯顧問烏斯曼諾夫、謝依夫林，及愛國民主人士惠有光、鄧寶珊來學校講學。
還有梁午峰，他1914年由西北大學預科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5年任陝西省女子師範學校校長。1929年在省立中山中學任教，不久中山中學高中部併入中山大學，被任命為中山大學註冊部主任。其後一直在陝西省教育廳任處長、督學主任等，西安解放後，梁午峰為陝西省圖書館首任館長。
西安中山學院學員大都是陝甘兩省各地中共黨組織保送的黨員、團員和革命青年，以陝北綏德第四師範、榆林中學和關中三原地區送來的學生最多，全院學生700多人。學院名義上是國民黨辦的，實則由共產黨掌控。主辦人劉含初，既參與成立國民黨省黨部，任常務委員（與趙葆華、楊明軒共同主持工作），實際上他是中共黨員。學院的組織、人事領導，全部由中共黨員擔任。院部下分四個學習運動班：婦女運動班、軍事政治運動班、黨組班、農民運動班，並附設有農民運動講習所。以後還成立了暑假教育人員訓練大隊（由各中學學生組成）。中山學院不分男女一律過軍事生活，每天出操，進行軍事訓練，而主要是學習革命理論。當時「西安中山學院」為陝西省的革命工作培訓了大批幹部。其中就有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後因「高饒集團」而下臺的高崗。
「五四」運動後，這個最高學府領導著西安的學生愛國運動。記得1921年在一次反對日本侵華二十一條，收回青島等失地的愛國示威大會上，學生們發表講演，慟哭流涕，義憤填膺。法政學校學生譚再寬咬破手指，用血寫了「還我河山」四個字，群眾的愛國熱情極為高漲。
三
1928年馮玉祥部下石敬亭解散西安中山學院，成立「中山大學」，內設文預科和應用經濟專科。
1929年4月《新西北》雙月刊在中山大學創刊，由西安中山大學出版委員會編輯，系該校校刊。「創刊號」發刊詞中稱：「我們辦這個雜誌有兩個目的：一、西北為中國民族發祥之地，文化開發最早，想把固有的文化，整理而闡揚之；二、西北科學幼稚，物質文明落後，想把歐美的科學知識，灌輸於一般民眾。譬如有一塊肥沃的土地，再種上些美麗的佳果，將來定可得到很好的收穫。」該刊在創刊時，陝西省政府代主席宋哲元還為其寫了祝詞：「大學為國家最高學府，其目的固在闡明學理，探新知，促進科學的發展。……西安中山大學成立未久，規模大備，今其師生特於講習之餘，發刊《新西北》雜誌，將以闡揚西北固有文化，促進西北物質文明，用意之盛，至堪欽佩！」
再有，中山大學還辦有一份《社會學》月刊，《陝西省志報刊志》載：《社會學》月刊，系餘天休主辦，西安中山大學出版部發行，在西安於1930年1月出版第3卷第1號。由此推算，該刊創刊當在1927年。餘天休在其《本雜誌經過及其將來》一文中寫道：「社會學在我國學術上所佔之地位甚為幼稚，……休自民二以還，即追隨國外先知研磨該學，民九返國，即講學於燕都，民十創辦社會學會，民十一創刊《社會學》雜誌……本雜誌曾出刊三年，刊登極有價值之中英文論文不下百餘篇，每期分銷1300餘份，此亦一時之盛舉也。今者本刊重新出世，仍本公開主義，提倡社會學術，討論社會問題，凡對於社會學有關係之著作，一律歡迎。社會學在我國來日之發展，實無可限量。」
1930年1月出版的《社會學》第3卷第1號要目有：餘天休《中國現代社會之根本問題》、陳兆疇《中國政治家的分類及其歷史的背景》、郝照初《舊馬爾薩斯主義》等。
這兩份刊物《新西北》與《社會學》，可見西安中山大學學風之盛。
楊虎城將軍主陝後，1931年，為振興陝西教育，將「中山大學」改組為國立西北大學，後以諸多限制，轉而改為「陝西省立高級中學」。1934年，學校更名為「陝西省立西安高級中學校」，簡稱「西安高中」。從此，校名雖多有變化，但「西安高中」之名用到了現在。
「九一八」事變後，西安高中與西安師範的進步學生代表，一直領導著西安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1931年寒假後，西高學生反日救國會組織全市中學生，集會在南院門的「國民黨陝西省黨部」門前請願，要求抗日。翌年4月，他們參加了驅逐省教育廳廳長李範一和驅戴季陶運動，發生了「四二六」慘案。所謂「驅戴運動」，具體是1932年3月，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來西安考察，其間販賣「不抵抗主義」，企圖欺騙學生，破壞反日運動。戴季陶到西安後，他向主持陝政的楊虎城提出，要對各校師生「訓話」，被楊虎城婉言謝絕，但戴堅決表示了非講不可。4月25日準備在民樂園禮堂向西安各中學學生講演，於是，24日下午在省立高中召開各校活動積極分子會議，決定組織學生，屆時相機發難。因此戴開講不久，學生即倒掌不斷，紛紛向臺上遞紙條，不斷提出質問。後發展到高呼口號「打倒狗委員戴季陶！」「打倒賣國政府！」「戴季陶滾回去！」，並以磚頭土塊砸向主席臺……。26日，舉行全市中學生大規模的驅戴反日大遊行，這才引發了「四二六」慘案，學生與彈壓的軍警發生流血衝突，50多名學生遭逮捕。
由於時任陝西省立高級中學校長黎睛嵐阻止破壞「驅戴反日」運動，壓制學生愛國熱情。1933年學生又起來驅逐黎睛嵐。黎被驅逐後，繼任校長為李儀祉先生，學校附設水利班。但李任校長只是掛名，校務工作直接由教育主任唐得源負責。1934年李儀祉辭去校長，由唐得源接任。1935年唐赴美國留學，繼任校長為李伯恂，教育主任為亢心栽。1938年因避日機轟炸，遷校陝南洋縣，此時由王捷三先生任校長。
1934年與1935年西安高中的學生們又積極參加抵制日貨和反對日本侵略我華北的救亡運動，上街宣傳，抵制日貨，積極募捐；對華北抗日軍隊進行慰問。影響最大的活動是1936年上半年成立「民先隊」組織。當時領導人有李連璧、曹冠群，即時成立了「西安高中學生救國會」，參加了「西安學聯」，此組織由中共地下組織領導。在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的當天，全市各大中小學有組織地進行了大規模的遊行請願鬥爭。當時領頭人有西安高中的李連璧，西安師範的蒲望文（蘇一萍），西安一中馬驂，東北大學的胡景和。數千名學生組成遊行隊伍到西北剿匪司令部、陝西省政府、西安綏靖公署門前集會請願，大家高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因政府各部門的敷衍和毫無誠意，被激怒的學生遂決定進軍臨潼，直接向住在華清池的蔣介石請願。隊伍到中正門，城門早已被軍警關閉。群情激奮的學生決定出中山門，徒步向臨潼進發。蔣介石到西安可不是單純來休養的，他是專門督促張、楊剿共的。當時西北上空的內戰氣氛日益濃烈，可以說戰雲密布。此時的蔣介石聞訊後，立即下令派兵在東郊十里舖、滻河橋一帶堵截，且揚言「格殺勿論」。
學生隊伍行至東郊苗圃（今苗圃路）附近時，張學良將軍驅車趕來，勸阻學生，他站在一個大冢上，飽含感情對學生說，「我張學良有國讎家恨，決不願作亡國奴，我願作學生們的總代表，向蔣委員長請願，請大家相信我，三天之內用事實回答大家。」於是三天後爆發了「西安事變」。
關於張學良對學生這段講話，還有不同版本。《民國西安詞典》記載：「我張學良是國家的軍人，不是蔣介石的走狗。我決不辜負你們的救國心願，決不欺騙大家，一星期內，我用事實作答覆。如果逾期欺騙大家，我張學良甘願你們群眾在任何地方把我處死。」差別最明顯的是一個是三天之內，一個是一星期內。
曾就讀於西師附小、省立第一初級中學、省立高級中學的楊覓楠參加了這次進軍臨潼請願活動。他在自傳中較詳盡地寫到這次活動的過程，並總結了四點：「1，遊行學生們出了城朝臨潼進發時已近黃昏，行進中有一多半同學因飢餓疲憊或預感到危險陸續離隊回家。2，遊行隊伍行進到接近東郊十里舖時只剩下不足三百學生，此時張學良和一位秘書乘黑色小轎車從後面追上遊行學生。3，張學良當時身穿藏青棉袍，站在路邊的土堆上給學生們講話。講話內容除過保證三天之內給學生們答覆以外，還明確告訴學生再向前走有危險。4，在學生行進前方約二百米外埋伏有許多荷槍實彈的士兵，他們身影恍惚槍刺閃動。」
關於這個問題，我的文友封五昌兄專門寫有考證文章《三天之內用事實答覆你們》。封五昌先生一次參加西安市民盟文史資料委的會上，聽到了主持會議的當年親身參加請願的原西高學生劉濟光先生說：「我就在請願學生隊伍中，聽得清清楚楚，看得明白。」是「三天」之內，「當時張學良將軍舉起右手豎起了三個指頭。怎麼會是『七天』呢？」後來封老兄還專門訪問過他的老師黃雲興，當時黃雲興在西安高中上學，是《救亡線》主編。也參加了當時的學生請願遊行。黃雲興先生專門寫了《「西安事變」片斷紀實》一文，關於「三天之內用事實答覆」，黃雲興說：「當時張將軍的豪言壯語我聽得清清楚楚。」他還說：「關於這次大請願的記述中，有人把『三天之內』記為『一周之內』，可能記錯或以為張將軍有意對自己的承諾留有餘地，而忽略了張將軍在激奮之中發自肺腑的真言。」依此看來，反而是《民國西安詞典》記載有誤，讓人深感遺憾！
黃雲興的文章還有：為了宣傳「西安事變」的真相，使張、楊「八項主張」家喻戶曉，西救會於事變第二天下午，在西安高中理化教室召集了二十多個救亡團體的代表商討召開西安市民大會事宜。由上海回西安的電影界知名人士周伯勳主持會議，楊明軒先生向與會代表講解召開市民大會的重大意義，遂即推舉西救會、市學聯會、文化界協會、文化周刊社、陝西援綏戰地服務團、西京中等學校教職員聯合會、東北大學校友會、東北民眾救亡會、東北義勇軍眷屬代表團等九個團體負責籌備。……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時，三百多個團體十萬多群眾從四面八方奔赴會場（革命公園門前廣場，現市體育場）……當時万旗搖動、萬臂高舉，口號聲振天動地，「西救會」宋綺雲主持大會，楊明軒報告召開大會意義，接著敦請張、楊二位將軍講話。……這次大會真是萬人空巷，盛大空前，從所未見，從慷慨激昂的呼嘯中，充分表現了西安人民反對內戰，要求抗日的愛國激情。」
四
在陝西教育史上，西安高中聲名顯赫，以治學嚴謹而著名。由知名學者、教育家先後主持校務。
據「西高」校史載，校長中名人不少，有傅銅（1924年至1927年）、劉含初（1927年）、李儀祉（1932年）、王捷三（1938年），以及亢心栽（1939年至1940年）等。雖然今天之西北大學和西安高級中學同出一脈，但嚴格說其中的傅銅應是西北大學的校長。
亢心栽和楊虎城將軍關係非淺。1930年亢心栽被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選派赴美國留學。1934年初回國，先在楊部擔任秘書，後在陝西省教育廳任督學兼編輯，1936年任西安高中教務主任。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逼楊虎城出國考察，亢心栽不畏懼當時險惡環境，慨然出任楊虎城將軍秘書，於1937年5月隨楊出國。盧溝橋事變後，他急切想回國參加抗日戰爭，是年11月底與楊將軍一起返回，共赴國難。抵香港，楊被蔣介石囚禁，亢心栽得王捷三信任，仍回西高任教務主任。王捷三升任教育廳廳長，委他為西安高級中學校長。
《民國西安詞典人物》載：西高校長侯良弼「民國二十九年（1940）八月至三十八年（1949）六月任陝西省立西安高級中學校長。戰爭年代頻繁遷校，仍艱難維持教學活動。任西高校長9年裡，國共兩黨在教師和學生中活動較多，鬥爭激烈，使用嚴格手段約束教師和學生，反對三青團在西高建立組織，反對國民黨在西高發展學生黨員，也力圖將共產黨拒之門外，以免學生過早介入黨派之爭而耽誤學業。民國三十五年（1946）春安排學生照常上課，使當局精心策劃的西安第二次「反蘇遊行」流產。侯良弼治學嚴謹，學識淵博，與侯培倉、段紹巖、關中哲被時人譽為「關中四大才子」。民國三十八年（1949）六月二十八日西安市軍管會接管西高后被免職，一度赴香港，旋返回西安參加西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1951年「鎮反」運動時，被以「大學閥」、「反革命」罪名判處死刑。而侯良弼先生這段經歷，西高校史並未詳細記載。原因應該是迴避侯良弼先生被政府鎮壓這一史實。但我們可以從《民國西安詞典》的記載中看到，侯良弼先生是一位正直的學者和教育家。
一百多年來，西安高級中學一代一代的教師，也不乏名重一時的名流大腕，可以說名師雲集。
例如，李瘦枝先生，「西安事變」爆發時，李先生任西安高級中學訓育主任。他家住西高對面，經常在校與學生接觸。並講授歷史課，兼任「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委員。率領學生參加紀念「一二九」周年請願遊行，反對內戰，要求抗日，迎來了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事變和平解決後，經西救會主要負責人楊明軒、原教育廳長李壽亭等人倡議成立西北教育界救國大同盟，簡稱「抗盟」，李瘦枝是主要成員。後任過三原中學、興國中學校長，掩護了不少「抗盟」同志。如朱茂青、趙曼青、武伯綸、李一青、袁若愚等。《民國西安詞典人物》載：「1951年2月被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任命為陝西省高等教育局副局長。」
羅常培先生，語言學家、語言教育家。與趙元任、李方桂同稱為早期中國語言學界的「三巨頭」。
武伯綸先生，陝西文博事業的拓荒者、西北歷史博物館館長。
袁允中先生，秦腔劇作家，其創作改編的《五典坡》《劉嬋金》《狀元媒》久演不衰，成為三意社的保留劇目。
鄭竹逸先生，20世紀40年代西安世界語活動的核心人物。先後任陝西省一中、二中校長，陝西省京劇院書記，陝西省圖書館館長等職。
值得一說的是著名作家柳青，於1934年夏，考入西安高中。我的朋友，西安市文聯同事、文史專家王民權，曾在檔案局工作時，一次查閱西安高中檔案，竟發現了柳青的學籍檔案，他上學時的名字為劉蘊華，兄長劉春園當時在西安高中當教師。柳青成長路上都得到了兄長劉春園的幫助，上米脂東街小學時，他大哥就是這所小學的先生，他考上綏德師範，考上了榆林省立六中，全是大哥資助的。而柳青考入西安高中也離不開他大哥劉春園的資助和人脈關係。榆林離西安這麼遠，在那個年月窮家子弟的柳青能考上這麼重要的名校，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在西安高中任教的大哥，那一切可以免談。再有，柳青當年的學習成績很優秀，尤其是英語得91分，竟是全班第一。王民權為此撰寫幾篇文章，集中發在2013年的《中國檔案報》《陝西檔案》《西安檔案》上。
而柳青在校期間開始業餘文學創作，寫散文、詩歌，翻譯外國短篇小說，不斷在報刊上發表。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燃及西安，他積極參與遊行示威，宣傳抗日，呼籲「停止內戰」。當時，柳青是西安高中學生會負責人，擔負學校高中學生刊物《救亡線》的編輯。
《救亡線》1936年上半年出創刊號，後遭查禁。1936年10月為紀念魯迅逝世而出復刊號，主編黃雲興。
西安高中還有一份《播種者》刊物，1937年1月25日創刊。陝西省立西安高中、西京市中等學校教職員救國聯合會編輯。該刊是抗日救亡的刊物，以抗日救國作為當前西北知識分子的責任，以肅清漢奸，堅定群眾抗日救國統一意志為宗旨。
我西安市二十七中初中同學楊勁漢給我說：他的父親陳步瀾1941在西安高中當過軍事教官。陳步瀾老先生與夫人楊敏霞黃埔軍校武漢戰幹團畢業，抗日戰爭時參加過武漢、長沙保守戰；在西安高中期間因經常接觸西高進步學生，被中統特務機關拘留，後查不出具體事實才被放回。
五
1949年9月西安高中更名為陝甘寧邊區西安高級中學，並將當時興國中學、中正中學部分學生併入。1958年改為「西安市二十中學」。1986年10月恢復「西安高級中學」校名。校址位於陝西西安東廳門街85號。2013年，學校搬遷至渭濱路北段西安高級中學新校區。
作為百年名校的西安高級中學，精英會聚，人才輩出。
辛亥革命先驅惠春波也曾由西高前身的關中大學堂畢業。惠春波，原名象賢，長安人。清廩庠生，由井勿幕、郭希仁介紹入同盟會，與康寄遙、惠甘亭等創設兩等小學於帝君廟，鼓吹革命。辛亥西安光復，任軍府軍需及親衛隊管帶，旋升標統。他與張鳳翽不但是小學同學，而且是同年同月生，他們是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與摯友。辛亥革命，他們同時參加西安起義，惠春波任混成旅旅長，以後還任過當時政府的警察廳廳長、財政廳廳長等職。
辛亥革命西安起義次日猛攻滿城時，惠春波就親臨前線參與戰鬥。當時清廷前陝甘總督升允，潛入甘肅蘭州，又被委以陝西巡撫兼管軍務，調甘軍進攻陝西，連陷邠州、長武，鳳翔、乾州，岐山告急，由兵馬大都督張雲山率部堵截，張風翽親赴一線指揮，委惠春波為標統，同往乾州投入激烈戰鬥。其間身先士卒，身負重傷，由馬弁高鵬飛背負下戰場。惠之英勇，甘冒槍林彈雨，不惜流血犧牲之氣慨，給前線戰士以極大鼓舞。當時《三秦英雄復漢歌》唱本中有：「大統領帶隊伍西路巡變，惠春波作先鋒一馬當先。」西路亦有民謠說：「要得甘軍歿，除非惠春波。」
還有，1926年「二虎守長安」的危難時刻，惠春波曾受命冒死出城，與軍閥劉鎮華談判，大義凜然。惠春波因酷愛秦腔，創辦了西安最早的秦腔劇團榛苓社，培養扶持了一批優秀的秦腔演員，如秦腔正宗李正敏，以及何振中、沈和中、顏春苓等。和張風翽一起創辦了菊林小學與中學。
據該學校官網上介紹的知名校友除過前文提到的，尚有抗日名將，八路軍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員包森，鮮為人知的是這位抗日名將包森，還是電影《平原遊擊隊》中李向陽的原形。我們這一代人誰不知道大名鼎鼎，如雷貫耳的李向陽呀！更想不到的是英雄的真身包森，還是從我們西安高中走出去的。有楊虎城將軍的夫人謝葆貞，兒子楊拯民、女兒楊拯英。還有原西安市市長劉庚；中科院院士高鴻、侯洵；中國工程院院士譚天偉；氣象專家雷雨順、古微生物學家鄧寶、數學家王戍堂、海洋學家劉振中、著名醫學專家尚天裕。以及世界航模冠軍梁躍；電影導演、中國影協第九屆副主席黃建新；中央電視臺主持人胡蝶等。還有西安市第一醫院眼科主治醫師，任過西安市中醫院眼科主任的龐啟訓。
再就是，著名書法家衛俊秀，中國當代深荷碩望的學者型書法大家，也在市二十中當過教師，後任陝西師範大學教授。
衛俊秀（1909—2002），字子英，筆名景迅、若魯，山西省襄汾縣景村人。被公認為魯迅、莊子研究專家。有《傅山論書法》《衛俊秀書法集》等行世。衛先生家住西安土地廟什字的草場巷，以草書見長，「其作品氣韻高古，筆勢磅礴，或如瀑布飛渡，一瀉千裡，或如珠落玉盤，溫婉俊逸。放處不凝滯，收處不佻靡，密處勢蕩氣摩，疏處空靈可人」。有評論家稱其成功地解決了草書的碑化問題，稱其與于右任、王蘧常、林散之並稱為20世紀草書四大家。衛俊秀先生命途多舛，歷經劫難，1955年以「胡風分子」罪名被拘留，1958年春以「歷史反革命」罪名，被判勞動教養三年，到銅川崔家溝勞改煤礦下井當礦工，1979年年逾70歲時才獲平反。了解其身世，深感一個文化人之命苦如此，世之不平，真讓人憋屈鬱悶加憤慨。
還有一位，陝西象棋界泰鬥級人物，長期擔任西安市象棋協會主席的劉道平先生，是西安市二十中的語文老師。劉先生自幼聰慧，天資超凡，他13歲出道，就參加了西安市青年會主辦的成人象棋賽。他品學兼優，1948年以西安市文科第１名成績考入西北大學，簡直就是從神童一步步邁上學霸級。中國象棋棋壇上有「象壇四皓」之說，即南陳、北賈、東屠、西劉，其中的「西劉」就是劉道平先生。1983年4月，國家體委成立中國象棋推廣小組，由劉道平任組長。
劉道平先生西北大學畢業後，留校當了老師，但1957年反右時因他貼過一張署名「西北大學中文系八年級學生」的大字報，雖然沒有涉及什麼「右派言論」，但署名中「八年級學生」調侃自己當教師仍是學生，此話竟惹惱了領導，這可能平時因為劉道平恃才傲物，看不慣的事就會發牢騷、說怪話，有點「刺兒頭」的性格，讓領導和一些極左之人不滿，最後被逐出西大，來到西安市二十中學混飯碗，當了語文老師。慶幸的是他與右派分子擦肩，沒惹上大禍。
二十中學生一回憶起劉先生，都要說他如何一人對壘多人下蒙目棋，驚嘆中加敬佩。我的朋友二十中高六六屆學生劉永昌回憶說：劉老師是西安市象棋協會主席，記得他在學校會議室與多人蒙目大戰，就是一絕。一次劉老師與象棋大師馬長安，兩人掛牌蒙目大戰，直殺得昏天黑地，驚心動魄，讓裡三層外三層，水洩不通的圍觀男女同學，一個個大開眼界。尤其是劉老師與馬長安對弈時，兩位詼諧幽默之人，互相調侃鬥嘴、貶損砸呱，互不饒人，且妙語連珠，比說相聲聽咧還解饞，讓我們喜不自禁，見識如此聞所無聞之精彩場面。最終當然還是劉老師贏了。這成了二十中校園經久不息的話題。
劉永昌還說，劉道平老師棋下得好，課也講得好。我們最愛上老師講解古漢語的課，老師才華橫溢，真正是西北大學中文系古漢語專業的大才子啊！劉老師一貫衣冠整潔，永遠褲線挺立，他身材修長，風度翩翩，永遠抬頭挺胸，儒雅而氣宇軒昂。他待人和氣、和藹可親，和同學們親密無間。是最受學生尊重的老師之一。
我的朋友，二十中初71屆學生東曼偉說起劉道平老師，也是敬佩之至。他說我們同學中，都以能在他帶的班上上課為榮。因為他名氣太大，年級老師為安撫沒有上過劉老師課而不安的同學們，特別安排了一次劉道平老師講大課。我緊趕慢趕去聽課，我的天呀！教室裡人滿為患，已經擠不進去了。凳子上、桌子上、過道裡全是坐著、站著的人，多得一塌糊塗，水洩不通。甚至連窗戶臺上都擠著好幾個。我記得特別清，他給我們講的是魯迅先生寫的文章《藥》。亂鬨鬨的教室裡，劉老師一到場，讀了一句：「華老栓……。」全場立刻鴉雀無聲，三五句讀完，大家已經是屏著呼吸在洗耳恭聽了。這時，教室裡安靜得恐怕是掉一根針都可以聽著。我就這一次，上過劉老師的課，卻在腦海中留下難忘的記憶。還有他聲音的磁性，人格的魅力，永遠銘刻在了我的心裡。
「文革」中，劉老師也被批判，遭遇劫難。他住學校的單身宿舍，也被紅衛兵給抄了。同學們私下說，那是因為有造反派、紅衛兵早就盯上劉道平老師手裡那一副價值不菲的玉石象棋了！劉永昌到1968年我們已經上山下鄉當知青後，回母校再見到劉老師，還問起老師那副玉石象棋，後來落實政策追回來沒有？老師悽然說：那還能回來。我們感覺劉老師真愛象棋呀，說得真悲哀？
而令人欣慰的是曾任西安市象棋協會副主席的張豐先生說，最後在西安市教育局領導同志幫助下找回了玉石象棋，使之完璧歸「劉」啦！
六
還有1941年從陝西省立高級中學畢業的楊覓楠，他本名楊永鎮，是考入省立高級中學後才改名楊覓楠的。1919年出生，祖籍長安縣西四府，曾就讀於西師附小、省立第一初級中學。1945年畢業於蘭州國立西北醫學專科學校，旋即被徵調為軍醫，並在1948年就職於國民政府陸海空第四總醫院，以後又在重慶第七軍醫大學大坪醫院工作，1958年調回西安空軍西安醫院，任眼科主任醫師，系屈光不正病理研究專家。出版有學術專著《屈光檢影淺說》，回紀錄《楊覓楠自傳》、《浮旅半世任消磨》。
楊覓楠先生一生喜歡攝影，他拍攝了不少非常珍貴的西安老照片，例如鐘樓、陝西省立第一初級中學圖書館與二道門、臨潼華清池等，為歷史留下了見證。尤其難得的是他1941年在大雁塔旁購得「大雁塔日蝕」照片，為1941年9月21日發生在西安的「日蝕」現象留下了唯一的照片資料。
再有甘肅省作協原駐會副主席李禾，50年代中曾就讀於西安高級中學。他是陝西渭南人，1934年出生在西安，中國作協會員、甘肅《飛天》雜誌副編審。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人生的開篇》《危險年齡》及中短篇小說集《觸摸前面的世界》等。
李禾還是研究風顛和尚的專家，出版有《風顛和尚》一書。西安西南城角的火藥局巷與四知村之間有座達摩庵，傳說風顛和尚修煉之地，最後圓寂於此，於是，達摩庵被稱為風顛洞。而我就住在四知村，從小就覺得風顛和尚很神奇，後來也開始研究風顛和尚在西安的傳說故事。在研究中才知道李禾是這方面的專家。
風顛和尚還被稱為「滲金佛祖」很是神奇。傳說當人們在西安的火藥局巷風顛洞為風顛和尚鍍金身時，金粉全滲入皮肉。康熙皇帝聽到後驚奇地稱風顛和尚為滲金佛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佛學大辭典》「風顛」一條載：「清康熙間陝西人，名超常，號風顛。俗姓李，名福。」西安碑林博物館裡還藏有根據風顛和尚所繪的達摩像，刻的《達摩東渡圖》和《達摩面壁圖》兩方石碑。
七
而和我有交往，熟悉的畢業於西安市二十中（西安高級中學）的朋友也不少，任陝西省新聞出版局副巡視員、新聞出版工作者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的李天增。一次他受邀參加二十中一個會議，他發言時就強調，自己不但是二十中的學生，還是家屬和家長。因為他1963年從西安市二十中畢業，考上陝西師範大學；他的夫人劉怡和他是師大同班同桌的同學，劉怡老師大學畢業後成了西安高中的教師，在西高幹到退休，他又成了家屬，而他家拆遷過渡時，還在學校臨時分配的房屋住過，我曾去過幾次；而且李天增的弟弟李天福也是二十中高中老三屆畢業，退休前擔任西安市教育局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處處長；再後來李天增的女兒李娜也上了二十中，他又成了學生家長。如今李娜擔任《文化藝術報》副社長。可以說他與西安高級中學（西安市二十中）的緣分特別之深厚。
二十中院子東邊牆和菊花園李天增家的院子緊連著，他聽父親說：日本人轟炸天水行營時，李家也受損失，南廈房被炸塌，一直空著，後挖了一個滲井。
西安市二十中學對門，有一家天生園食品廠，1950—1960年代，天生園生產綠豆糕很有名。天生園食品廠地方小，就借用二十中教學樓三樓頂平臺上曬煮好的綠豆，鋪幾溜涼蓆，煮好綠豆用麻袋扛上樓，攤開晾曬在席上。時值三年困難時期的1961年前後，李天增正在二十中上高中，他發現，有些飢餓難耐的學生就上樓頂，你抓一把，我抓一把偷著吃。
李天增和我曾是銅川市歌舞團的同事，同一宿舍住過5年，一輩子中最親近的老兄和好友。
說來也有點傳奇，我們銅川市歌舞團當年竟然還從西安市二十中招了6名七一屆、七二屆的學生。他們是從事舞蹈歌劇的演員陳曉光、衛西平、趙新義、劉國慶、吳瑞林，還有和我都在樂隊拉小提琴的東曼偉。這6位當年都是二十中文藝宣傳隊的尖子演員，又成為「銅歌」骨幹演員中最靚的英俊美男帥小夥。他們能進一家市級歌舞團的「銅歌」，原因是「文革」中全國文藝團體基本都不招生，而「銅歌」為普及樣板戲而成立，為當年在全國招生的少數幾家文藝團體之一。所以他們一下被「銅歌」拔了尖子。記得陳曉光演過歌劇《洪湖赤衛隊》裡的劉闖，衛西平演過笆蕾舞劇《白毛女》裡的楊白勞。
1978年，銅川市歌舞團改制解散，僅僅存在了8年，而從西安市二十中投奔「銅歌」而來的驕子們紛紛各奔東西，陳曉光調到北京進入工程兵文工團，後又調入廣州軍區戰士話劇團；趙新義調到昆明軍區政治部歌舞團（國防歌舞團）；劉國慶調到青海省民族歌舞團；吳瑞林調到湖南株洲市歌舞團。
而解散後，有緣見面的最早是陳曉光，1992年秋，我被香港黃河文化出版社聘為副社長兼副總編，以及《黃河詩刊》執行主編，住在出版社深圳的編輯部，曉光當時從廣州軍區戰士話劇團退伍，任廣東省外經貿委下屬一家公司的經理。我去廣州時他接待我，14年後重相見，那種親熱用語言已難以表達。他帶我一起遊覽了越秀公園、黃埔軍校等處，2002年時，我又去廣東省的深圳、廣州、虎門、佛山、三水、肇慶等地採風，路經廣州我們又見面聚會，好不高興。曉光這幾十年在演藝事業上成就不凡，先後獲全軍文藝會演優秀表演獎，廣東省戲劇花會優秀男演員獎及廣東省文藝會演優秀演員獎等，並榮立三等軍功二次。為廣東電視藝術家協會會員、廣東戲劇家協會會員。近20多年來在影視劇：《夜奔》《戰士》《大地》《穿越火線》《搜索連》《代號利劍》《羊城暗哨》等幾十部劇中擔任主要角色。
而東曼偉留在了西安，在西工大附中當美術老師，因為愛好相同，又知根知底，我們關係緊密得一塌糊塗，一個月至少見上一二面，電話更是不斷。東曼偉成功改行，經他不斷艱苦奮鬥，成了陝西省美術家協會會員、陝西省攝影家協會會員、陝西省油畫學會理事、西安市詩書畫研究會副會長，成了一位出色的油畫家和攝影家。他辦畫展、攝影展，我肯定是每次必到，並寫前言或評論。出畫冊、攝影作品集，我也寫了《東曼偉的油畫人生》《一個真正藝術家的信念永恆》《與鳥兒一起飛翔》等三篇文章。
我1965年上中專西安市財會學校時的校長多印真，80年代末當了西安市二十中的副校長，我曾去探望過多校長。
八
我還認識不少從西安市二十中畢業，和我同屬一代人的老三屆學生。第一個就是我在西北大學中文系作家班的同學李昶怡，他西安市二十中高68屆學生，神奇的是他和我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李昶怡1968年插隊寶雞縣顏家河公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寶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西秦文學》主編。著有長篇小說《龍案》，散文集《魂歸》，中篇小說《天劫》等，是陝西一位實力派作家、他的姐姐李佩芝也是陝西的一位著名的女散文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陝西省作協常務理事。她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擔任過太白文藝出版社作品室主任、副編審，兩屆陝西省政協委員，出版有《別是滋味》《今晚入夢》《失落的仙邸》《南方.北方》《家的感覺》等散文集。
可惜的是李佩芝和李昶怡姐弟倆都英年早逝。我在我的長篇報告文學《老三屆採訪手記》「英年早逝的記錄」一章中寫到了李昶怡。
市二十中高67屆學生還有弓保安，是我初中市二十七中的校友，他家和我家都住在西門裡，他住龍渠灣，我住白鷺灣。他大學從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來任陝西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編審。並為陝西詩詞學會副會長。我們多有來往，20世紀90年代還去過他家，他住青年路的人民出版社的家屬院。弓保安文學創作碩果纍纍，出版有短篇小說集《靈魂的顫慄》、散文集《呼喚自然》、詞集《柔腸詞》，以及《中國神話故事》《聊齋故事新編（上下）》古典文學專著《唐五代詞三百首今譯》《宋詞三百首今譯》《金元明詞三百首今譯》《清詞三百首今譯》《山水花鳥詞譯解》等著作，並主編出版了《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叢書》等。
我西安市文聯的同事張文彥，也是西安市二十中高67屆畢業的。當年二十中是省級重點中學，全省招生。這種招生就是在各縣拔梢子，挑學習最好的學生。張文彥從旬邑中學初中畢業，他當年高考竟然考了全縣第一名。於是他們縣考前三名全被二十中錄取。
張文彥為農家子弟，文科成績特別突出，一般城裡娃也不敢小看。他上二十中時第一次老師布置考察學生的命題作文《我的家庭》，一寫出來，就讓老師焦仲存刮目相看，被當成範文，在班上當堂宣讀。接著「文化革命」開始，但他沒停止讀書學習，被批為封資修大毒草的古今中外名著，他也設法找來閱讀沒放棄。兩年中他竟寫了16本讀書筆記。張文彥說：我們二十中就和《陝西日報》社一牆之隔，站在學校操場就可以看見報社大樓裡編輯、記者的身影。當一天有同學拿了一張《陝西日報》讓他看，並說：這就是那座大樓裡的人寫的。這讓喜愛文學的他，一下對這座大樓充滿了敬畏與神秘，直接影響了張文彥這一生對職業的選擇方向。
知青下鄉插隊時他回到旬邑，又參加文藝宣傳隊，又為公社電影放映隊繪製幻燈片，折騰來折騰去，他都沒忘記想當報社編輯記者的夢想。
終於在1978年他成了《中國青年報》的記者，接著當了駐西安記者站的站長。1999年調入西安市文聯擔任副主席。此間他還拿起畫筆，書畫雙修，還擔任面安市書協副主席、西安書學院副院長。幹得風生水起，讓人羨慕。
再就是我認識市二十中高671班學生，西安電視臺專題部負責人李滿堂，和張文彥是同級同學。在西安老三屆知青活動中來往較多，他與張文彥插隊時的知青老照片都被收入了我主編的《情系黃土地陝西知青老照片》一書。
市二十中高66屆學生周敬貧（介令，老丐知青）。和我也特別熟悉。我創作出版的《記憶老西安》第一卷上冊《雙仁府》一文寫過他的傳奇家世。他還以筆名老丐知青，為我的這本書寫了篇評論文章《靜看花枯榮，淡視雲卷舒》。
西安市二十中高66屆學生劉永昌，他和李昶怡一同插隊寶雞縣顏家河同一個公社。劉永昌後來在西安西郊的西安航空學院，任電氣工程系主任兼書記，幹得很是不錯，他寫了近百萬字知青插隊生活的回憶文章，他還是西安老三屆知青活動的熱心參與者和組織者。
永昌和我在西安的老三屆知青活動中有過多次十分緊密的合作，我們2008年11月1日在西安興慶宮公園沉香亭畔，為在此舉辦的紀念陝西省「老三屆」知青上山下鄉40周年活動，在組委會安排下，承擔了兩件事，第一是聯手編輯了《情系黃土地陝西知青老照片》一書，我任主編，劉永昌任副主編，我們合作寫了本書的前言。這本作為內部資料的冊子，卻被國家圖書館作為文獻而收藏。第二是由劉永昌主持，我協助編輯了110塊展板的「黃土地的兒女——陝西知青大型圖片展覽」，並成功展出。另外，我們在2018年「老三屆」知青上山下鄉50周年時，又共同主編了《陝西知青檔案叢書老照片卷》，只可惜這套叢書其它卷都順利出版，而老照片卷卻因故沒出成。再有，我寫長篇報告文學《老三屆採訪手記》時，也得到了永昌老友的傾力相助，讓我感動。例如他給我推薦市二十中畢業的周小真，下面特引用我寫的「英年早逝的記錄」中的一段：
一天，他的同班好友，一起串聯、一起插隊的老搭檔吳建勝和劉永昌到我的辦公室，一起回憶昶怡，都不勝惋惜，感嘆英才遭妒忌，命運太不公。劉永昌和吳建勝又講了和李昶怡同班同插隊的另一位老三屆——英年早逝的科技之星周小真。
周小真是西安建築科技大學的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是自然科學領域裡老三屆中出類拔萃的人物。他於1995年8月12日因患肝癌而逝世。周小真逝世引起很大震動，《西安晚報》發表專文《過早隕落的科技之星》。周小真在我國建築結構、抗震防災等科技領域苦心鑽研，取得豐碩成果。由他主持創建的結構實驗室，連續多年被國家教委、冶金部評為先進實驗室，他自己也多次獲得省、部級科技進步獎。
周小真三次到日本留學，曾十六次獲國際國內大獎。他用自己節約下的二三十萬元為學校購買教學設備……周小真在建築防震學上有一套高超的學識，而在自己身體的「防震」保護上卻是不設防，長年累月的超負荷付出，終於病倒住了院。
周小真和李昶怡都是從顏家河插隊走出來的，各自在他們的崗位作出了很大的成績。他們同學情深，當身患肝癌、生命垂危中的小真得知遠在寶雞的昶怡也患了腦瘤病倒時，馬上讓家人送了400元去看望，時間不過兩個月，周小真就不幸辭世了，而兩年後昶怡也撒手人寰。他們那種純真崇高、守望相助的人間真情叫人悽惻而感動。當我讀到李昶怡為周小真寫的報告文學《魂系西秦嶺》時，不由為這兩位超常付出、積勞成疾而英年早逝的老三屆人悲痛哀傷。
劉永昌和吳建勝還領著我去探望過周小真的夫人文佩芳。他還給我介紹了他們二十中同學，一起去寶雞插隊，為了救人而壯烈犧牲的陳建安。他寫了一篇《大山的懷念》，深切懷念「老三屆」知青英雄陳建安。文章收入到《情系黃土地陝西知青老照片》一書中。
「西安市二十中學高67屆學生，1968年10月底下鄉寶雞縣顏家河公社林光六隊，知青組長。1970年9月2日，在農業學大寨「斬龍頭」工地上，在比平時暴漲幾丈的渭河秋水中運木頭時，他被激流漩渦卷向河岸時，回頭瞬間，發現與自己一起運木頭的農民兄弟仍在河中掙扎，他便毫不猶豫返身跳入激流中，將人與木料推向岸邊。正在此時一排巨浪迎頭拍來，把陳建安直接捲入激流中，一下衝得不見蹤影，岸上的農民兄弟，看到這一幕，無不放聲痛哭；男女知青順河疾跑，呼喚著陳建安。但激流飛洩，再也不見自己的同學……。一周後，才在下遊100多裡外，寶成鐵路線大鐵橋下發現了遺體。
為了救人和保護公共財產，陳建安英勇地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那年他才22歲呀！隨後，吳建勝同學寫了一首歌《建安活在我們心上》，流淚唱給英年早逝的陳建安，同學們的哭聲撼動了沉寂的大山。」
而和陳建安同在寶雞縣顏家河公社林光大隊六小隊插隊的任永佶同學，1971年9月14日被招工進寶雞市公安機關坪頭派出所。在一次執行任務中，為了抄近路追上逃犯，他不顧水深浪急，不顧自己不會遊泳，奮不顧身地跳入渭河滔滔激浪中，也被大水衝走而犧牲，成為了一位革命烈士。這是在陳建安同學英勇犧牲僅僅一年兩個月零一天的時候呀！讓人們悲痛欲絕。
西安市二十中老三屆這一代學子，可以說人才濟濟，他們中間還有：曾經擔任過西北建築設計院院長的樊宏康，668班；西安市警校校長楊瑞璋，667班；紅旗手錶廠廠長陸耕，661班；陝西省人大常委會民族、宗教、僑務和外事委員會主任張啟鈞，671班；陝西省地方志辦公室主任董健橋，683班；長安大學工程機械學院院長、教授馮忠緒，668班；陝西師範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院長郭欣根，668班；陝西建築材料設計院院長雷憲科，668班等。
寫這篇有關西安高級中學歷史溯源及變遷的文章，我的心情是比較忐忑的，因為我深知，真實的歷史，其實很難真實地寫出來。所以這篇掛一漏萬的文章，如果能寫出幾分真實，我就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