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妻子江冬秀因做得一手絕妙的徽州菜，而使胡適一家可盡享美食，許多朋友也聞名而來，一飽口福，胡適的美食之家因此更是遠近聞名。林語堂的家庭也堪稱「美食之家」，這是一個重視「吃」、講究「吃」的小家庭。
林語堂伉儷
妻子廖翠鳳做得一手好廈門菜，令林語堂讚不絕口。清蒸鰻魚、清蒸螃蟹、炒嫩筍、燉鮮雞、薄餅和炒米粉等都是難得的美味佳餚。每當此時，林語堂總是有說有笑，快樂無限，就如同一個盼吃食的孩子。林語堂的妻子還喜歡在家裡請客吃飯，而每次她都是親自準備，從買菜到做菜，都非常用心。在吃飯時，她又一直注意誰的碗裡盤子裡是空的，並總是殷勤地勸吃，自己卻常常吃不飽。張大千到林語堂家裡吃飯，廖翠鳳燒了一個新鮮大鯉魚頭，因為大千是四川人，小女兒林相如便為他做了一個煸燒青椒四川菜，都深得美食家張大千的賞識。平日裡，相如在家中還經常把袁枚的菜譜拿來一一試驗，結果深深佩服袁枚是知味之人。另外，廖翠鳳與三女林相如合編了一本《中國烹飪秘訣》，後來此書榮獲1960年法蘭克福德國烹飪學會大獎。1969年，廖翠鳳與林相如在美國又出版了一本《中國食譜》，影響也非常大。有妻子和女兒的照顧，林語堂自然過著神仙一般的生活。
林語堂與張大千
美食之家的另一層意思是指林語堂本人。少年時期因為家中生活困難，不知美食為何物，父親留給他的半碗肉絲麵竟能令他有美妙無比的感覺。青年時期的經濟也一直非常緊張，讀書、留學、寫作讓他沒有多少精力顧及於此。到中年以後，林語堂富裕起來，生活也漸漸安定，他開始有條件享受人生之口福了。舊時代的多數文人對美食都有講究，遠處如蘇東坡不去說他，只要看看近處魯迅、鬱達夫、林語堂等人經常找名館子吃飯，就可以明白這一點。在美國紐約的林語堂還常常回憶和留戀北京東興樓的醋熘魚片、宮保雞丁及四川的九曲迴腸和幹炒肉絲。
比較而言，林語堂更是一個美食家，他自己就說過：「我生來便是一個伊壁鳩魯派的信徒（享樂主義者），吃好味道的東西最能給我以無上的快樂。」（《林語堂自傳》）在這段時間，林語堂在講究美食的同時還主要強調自己飲食的習慣和獨特性。比如他稱自己的胃口好，除了橡皮外能夠消化一切東西。他還經常在晚上睡前進餐，否則就睡不著覺，至於吃起來的氣勢更是令人害怕，有時一次吃5個雞蛋，還加上餅乾。到了晚年以後，林語堂在食物上越來越講究精美，美食家的傾向更為突出。比如張大千赴美，林語堂在家裡宴請他，反過來張大千請林語堂則到新開的四川館子四海樓。這次吃飯讓林語堂大開眼界，他這樣寫道：「該館婁師傅原是大千家裡的師傅，這回又是大千點菜，所以名廚名菜，與眾不同。最名貴的是鱘鱑大翅，是我一生第一次嘗到。這不是鯊魚翅，是產於南非洲的，平常吃不到，也買不到。」（《與大千先生無所不談》）林語堂曾在《記遊臺南》裡，對阿霞小食館的海鮮讚不絕口，認為「這是絕無僅有的」。館子主人是女的，「她的螃蟹之肥厚蟹黃，我們就沒見過，看來盤中物就像鹹鴨蛋，聽說是自己養的。她的甲魚鱉裙之厚可二公分，也是我沒吃過的。她的明蝦，肉白嫩，有龍蝦之香而味勝龍蝦。天下竟有此奇珍，不可不記」。
張大千在巴西八德園下廚
林語堂認為，由於種種原因，中國人是地球上唯一一種無所不吃的動物，而從這裡慢慢形成了自己關於「吃」的驕傲，像至今還為人廣為喜歡的「東坡肘子」、「江公豆腐」，這就形成了我們的「吃的文化」和「吃的藝術」。而西方則沒有這些，林語堂說西方食品中他只喜愛蜜露瓜、芹菜和紅燒牛肉，而大多數他都不喜歡，因為許多食品只是填飽肚子而已，沒有什麼美感和藝術性可言。
以英國為例，在那裡根本沒有「烹飪」、「廚師」、「菜餚」和「美食家」之類的稱呼，而只有「燒煮」、「夥夫」、「盤裝菜」和「貪吃的肚子」與之相對應。所以，西方的食品是以各式各樣的肉為表現形式的，蔬菜太少，即使有蔬菜也只知道將它放在白水中煮，常常是煮得太過。或許在西方人看來，飲食根本不值得花費那麼多時間，也沒有什麼探討之必要，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如何節約時間創造更多的產品，賺來更多的錢，甚至認為還不如去研究一下「形而上」的東西，這在林語堂看來是遠離了人生，是不知道人生之真義的。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中提出這樣的觀點：「如果說還有什麼事情要我們認真對待，那末，這樣的事情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學識，而是『吃』。我們公開宣稱『吃』是人生為數不多的享受之一。這個態度問題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除非我們老老實實地對待這個問題，否則我們永遠也不可能把吃和烹調提高到藝術的境界上來。」在這一點上，林語堂認為，他逛了西半球許多地方，可能只有巴西的聖保羅人與法國人才能理解中國的飲食文化及其藝術精神。由此，我們也可理解林語堂為什麼曾說過這樣的話：「我認為中國人和法國人最為相近，這從法國人著書和飲食的方式可以清楚地看出來。」（《生活的藝術》）
某種程度上說，飲食的細密和藝術化，標誌著人的思維和心性的細緻和藝術化，一個對烹飪藝術沒有興趣的人是無法理解一個民族細緻的文化及其技藝的。與西方有著強烈的宗教情結不同，中國人是將生活的藝術當成宗教，當成第二本能的，所以他們才能那麼津津有味地談論、研究飲食。孔子說過「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他堅持自己的飲食觀：不得其醬不食，割不正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蘇東坡是一個飲食文化的集大成者，《紅樓夢》裡作者也處處記下豐富多彩的飲食細節，而且頗具文採和耐心，文人的宴會中也常常吃得很多、很慢，並且經常在其中穿插吟詩唱曲和各種遊戲。一句話，中國的飲食已成為一種文化，一種生活的藝術，一種中國人敏感心靈的培植方式。當然，林語堂也批判現代官場吃喝對中國文化和生活藝術的異化，他們狂飲大嚼，暴殄天物，結果不但沒有美感，反而得了肝病、腎病，可惡而復可憐。
那麼，林語堂是如何理解和把握食品之性的呢？換句話說，如何能夠將飲食提高到文化和藝術的高度？概括起來，林語堂認為食品本性有兩種：一種是以本味見長，這時不可加過多的佐料，否則就失了本味；另一種是必須加佐料，方能顯示其滋味的。如鱖魚必得清燉方能不失其本味，較肥的魚則必須加中國醬油烹調才好吃。而筍燒豬肉則是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肉借筍而鮮，筍以肉而肥，二者合在一起則可口之極，真是天下之至餚。另有白菜煮雞也是這樣，雞味滲入白菜，白菜味進入雞肉之中，從而達到了最好的配合，其味道之鮮美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林語堂指出，中國的烹飪藝術，實際上就是依了物性間的相互關係，而將其品味調和起來的一種技藝和方法。這是人的文化進入相當精細和微妙的境界後才能實現的。
與西方文化不同的是，在中國歷史上許多很著名的文人往往不是空談什麼人類生死、上帝有無等問題，而是貼近生活，直接面對生活，從與人相離最近的生活中找到樂趣及意義，所以李笠翁和袁子才都寫過關於飲食文化的專著，而且他們本身都是從飲食中獲得藝術化生活方式的典型代表。正因為這樣，李笠翁才能在草黃蟹肥時節，將平日積攢起來的錢用來大量購買螃蟹，並邀請朋友一同享用。這個自稱是「蟹奴」的李笠翁用一顆透明的詩心將自己的生活照亮了，在他那些大談飲食之美之樂的作品中，這種心情被從容自得、優美動聽的筆調記錄了下來。每當談到這位美食家，林語堂總是思想清明而透徹，心情歡樂無比，文思泉湧，妙語連珠，就好像李笠翁是四月原野那一片盛開的鮮花和花朵上的點點晨珠。林語堂還談到鄭板橋，敬服他深得飲食之道，能夠從一碗大米粥裡發現美和快樂。試想，在天寒地凍的時節，一碗熱粥，佐以醬姜小碟，雙手捧碗，縮頸啜之，霜晨雪早，得周身俱暖，於是鄭板橋說出這樣可愛的一句話：「嗟乎！嗟乎！吾其長為農夫以沒世乎!」林語堂引下這句話，足見他對鄭板橋的詩化人生觀的信服，就連這句話的用詞遣句和語調也頗似林語堂說出，看來，林語堂深得鄭板橋之神髓。
林語堂強調食物哲學最重要的有三點：新鮮、可口和火候適宜。這首先要求用料新鮮，不論哪個廚師都是這樣，他的技術再高超，如果沒有新鮮的東西，他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可口就要看是否清脆爽嫩，這完全與火候有關。像筍的清脆無比，像芹菜的爽脆都是這樣，過焦過糊的東西都是不會有口感和美感的。有時，林語堂還用色、香、味來判斷烹飪藝術的高下，他認為最美味可口的湯即是蛤蜊鯽魚湯。
將人們習以為常而又一向忽略的飲食問題當成文化和藝術進行研究探討，這是林語堂對中國現代文化的重大貢獻，也是林語堂明理見智的地方。但是作為一個作家，林語堂更為獨特的地方還在於將飲食問題文學化，就是說在林語堂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中，我們發現了飲食文化對他的深入影響。如文學內容的「吃」文化特色，如《說恥惡衣惡食》《元稹的酸豆腐》《說紐約的飲食起居》和《吃草與吃肉》等都是這樣。最為突出的是飲食之「味」成為林語堂作品及其批評的一個關鍵詞，他從事文學創作時非常講究「味」，用來進行批評時也喜愛用「味」。比如，林語堂曾寫過《哈佛味》談自己剛回國時文章中還留有哈佛味道，就是聲調太高，過後受《語絲》諸子的薰陶，開始明白做文章的道理。《編輯滋味》則從做編輯的苦與樂之滋味展開，一個「味」字發出了心中之喜與樂。《文章五味》更進一步，直接用飲食中之「五味」來比喻「文章」，尋找飲食和文章內在的聯繫。作者反對文章之「酸味」，一如討厭飲食之「酸味」，而主張「雋雅幽妙，耐人咀嚼」者。所以，作者提出：「甜，酸，苦，辣，鹹淡，缺一不可。鹹淡為五味之正，言論要以淺顯明白曉暢為主，可以讀之不厭。大刀闊斧，快人快語，雖然苦澀，常是藥石之言。嘲諷文章，冷峭尖利，雖覺酸辣，令人興奮。唯清甜文字，其味雋永，讀者只覺甘美，而無酸辣文章讀了肚裡不快之感。」「然五味之用，貴在調和，最佳文章，亦應莊諧並出，一味幽默者，其文反覺無味。」這簡直是林語堂用烹飪之法談文作文了，其精妙處只有懂得烹飪之道者方能領會一二，如若對此一竅不通，那是太可惜了，因為如此論文作文真是如有神助。從這一點來看，林語堂這個美食家是知道飲食之「味」，更知道文章之「味」的。
林語堂還寫過《說本色之美》，倡導「平淡」，認為：「文人稍有高見者，都看不起堆砌辭藻，都漸趨平淡，以平淡為文學最高佳境；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運用之，便成天地間至文。」同樣，林語堂在《食品與藥物》一文中又說過這樣一段話：「中國最貴重的食品，本身都同樣具有三種物質，即無色、無臭和無味，如魚翅、燕窩和銀耳都屬於這一類。這三種食品都是含膠質的東西，都是無色、無臭、無味。其所以成佳餚，全在用好湯去配合。」如果將林語堂這兩段分別「論文」和「論食品」的話並讀，我們就可以看出「食品性」對林語堂「文章性」的深刻影響與啟迪。
關於美食家林語堂還有幾則有趣的故事。第一個是，當生病時，他不僅不少食或停食，反而加大飲食，比平日吃得更多，相反卻很少吃藥。其理由是，食物有治療疾病之功效，生病時多吃飯，病自然會好的。奇怪的是，林語堂的話對他的病還真靈驗，病中他只要多吃飯，病很快就好了。第二個是，林語堂想吃什麼就吃什麼，肥肉也不忌口，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什麼時候吃就什麼時候吃。儘管吃得多，吃得好，除了散步也不怎麼鍛鍊，但林語堂卻不發胖。對此，廖翠鳳常常勸林語堂不要貪吃，更不要吃那些易發胖的肥肉之類，林語堂總是打個哈哈應付過來，實在要回答，林語堂就說：「我這不是很好嗎？沒有發胖，精力充沛，思維敏捷，年輕有力。」第三個是，令林語堂感覺頗為費解，許多請客人家非要等到晚上8點鐘才開飯。遇到這種主人林語堂總是心懷不滿，因為那個時間他的肚子早就餓了。這樣，久而久之，林語堂養成了這樣的習慣：只要請客人家赴宴的時間定得晚了，他就先在家裡吃過飯再去。每到這個時候，林語堂總是神採飛揚，意氣煥發，因為他肚子不是空著，而是「胸有成竹」了。
本文節選自：《閒話林語堂》，作者：王兆勝，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閒話林語堂》從多角度介紹了林語堂與中西方文化之間的關係及其文化理想，寫出了他的個性癖好，在徐徐而談之中給我們展示出一個有血有肉、富有個性的林語堂。其中也講述了他與魯迅、胡適、周作人、鬱達夫、賽珍珠、郭沫若等人當年的文壇恩怨，拂去歷史的浮塵，還其歷史的本來面目。寓學理於閒適之中，讀來生動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