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學明
龔學明/文
詩歌是大眾化的，還是小眾化的，這個話題曾一直被熱議，也曾引起激烈爭論。
時至今日，認同大眾化的觀點應該漸佔主流，尤其在新時代詩歌發展方向的討論中，許多有識之士都強調，詩歌要接地氣，要讀得懂，要有醒目而有效的社會功能價值。
有關詞條告訴我們大眾化和小眾化的區別。
什麼是大眾化？人們中普遍的現象或事物稱為大眾化。它應該是廣受歡迎或者眾人喜好的文化。西方學者還認為，是一切來自廣場而非廟堂的民間的文化。
什麼又是小眾化？小眾化是相對於大眾化這個概念而言的，它指的是社會階層內部的一些人群源於某種共同的興趣、愛好或品性而聚合成一個小圈子的趨勢。
從上面的概念可知，詩歌大眾化就是要讓詩歌成為廣受歡迎的文化。如果說目前的詩歌存在小眾化的現象，則應該走出小圈子。詩歌大眾化沒有一點降格以求的意思，並不等於是詩歌變成了「大路貨」。詩歌大眾化是時代走出困境、走向昌盛在文藝中的必然。
詩歌大眾化是時代昌盛在文藝中的必然
詩歌藝術的來源告訴我們，從一開始，藝術就是屬於大眾的：詩歌的創造者並不是深居王宮或華屋的帝王、貴族，而是在大自然中生存、生活的普通人。
一部《詩經》匯集了305首詩歌，這些中國最早的詩歌都是生活在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的人們有感於自然、生活、情感而創作，人們唱啊誦啊，快樂或悲傷，由此流行於民間，被當時的採詩官採集到，收到了這一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中。
這些詩是如此地接地氣，它們寫到了當時自然中的種種植物、花草，荇草、葛藤、車前草，愛情、婚嫁、出徵、思念，讀之親切而生動，進入詩中如同回到那個時代。
這證明，詩歌藝術不是某個小圈子的人所為。一部中國詩歌史也證明，詩歌作者廣泛，詩歌的讀者就會增多，詩歌的影響就會深遠。
說起詩歌，我們總會想到唐朝。清朝初年編修的匯集唐代詩歌的總集《全唐詩》，全書共900卷，成書於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全唐詩》共收錄唐代詩人49403首詩，作者共2873人。可見，唐朝尤其是盛唐詩人眾多，這其中還有眾多沒有入選的詩人和詩作。
詩歌在那個時代是主流文化，也是大眾文化。孔子說，「不讀詩，無以言。」到了唐朝，詩歌進入了普通人的生活。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朝代，唐代時的中國是當時世界範圍內最重要、最強盛的國家，中國被稱為詩的國度。
唐朝詩歌繁榮奠基於國家統一、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等多種條件，但唐詩達到繁榮無比的境地則與科舉考試和愛詩風尚有著直接的關係。唐朝的科舉取士，打破了門閥士族壟斷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層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臺。與此同時，文化也從少數士族文人手中轉移到中下層庶族文人手中。
高宗調露二年（680年），朝廷規定進士考試第二場加試詩、賦各一篇（首）；開元年後進一步規定這場考試專考詩歌，這客觀上促進了全國學習詩歌熱潮的形成。
當下的中國進入了新時代，經濟繼續穩步發展，到2020年中國將全面完成脫貧。隨著教育的普通，高考錄取率上升，普通人群的學歷水平提高，這些都成為詩歌大眾化的基礎。
「今天的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歷史性巨變，發展步伐之快前所未有，社會生活的廣闊豐富前所未有，人們精神世界的多姿多彩前所未有。在這樣的時代要求面前，任何一位有抱負的作家藝術家都不能視而不見、無動於衷、無所作為。」（習總書記語）
「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習總書記語）
作為人民一分子的詩人，既是詩歌藝術的創造者，也是詩歌藝術的欣賞者和享受者。他們沒有理由孤芳自賞，也沒有理由不讓更多的普通人體會更多詩歌的藝術之美，陶冶自己的情操。
大眾化被錯認為是質量下降的「大路貨」
需要強調的是，詩歌大眾化，即讓更多的人寫作和閱讀，並不應該降低詩歌的質量，認為只要詩歌大眾化了，詩歌就成為「大路貨」，這是錯誤的。詩歌大眾化後，如果出現詩歌質量下降，也是不應該的。
說詩歌大眾化後出現「大路貨」，在中國新詩起步後不久就有這樣的論調。胡適為一改舊體詩僵死的毛病，用白話文發起了詩歌革命。胡適的新詩觀對新詩的影響很大：作詩有如作文，即用口語寫詩，以求更多的人讀懂。
這樣的詩作因其少了詩語的隱喻性抒情功能而受到抨擊。
詩人鄭敏認為，這樣的大眾化與「大路貨」無異。由於認定大眾只能理解蒼白無內涵的語言，因此一旦進入為大眾寫詩的進步詩人的角色，就拿出那種粗製濫造的貨色，而每當恢復自己作為詩人的本色時，就又寫出不「白」的藝術詩。這種對詩的兩重標準，反映在對讀者中的大眾與內行者的審美品味的不同評價上。一直到今天，大眾化仍是一個最晦澀的詞，因為它和「大路貨」有血緣關係。過於白話的詩，缺乏古典詩詞的登峰造極的凝練藝術，讀起來語言鬆散，思路平緩，沒有層次。（內容見鄭敏：《結構——解構視角：語言·文化·評論》，清華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02-103頁）
胡適寫作白話詩是在中國新詩的探索階段，其詩作無疑是不成熟的，其質量的不如意並不能因此就與大眾化的原因搭上界。將大眾化的追求，說作是詩歌必須降格以求，無疑是偷換概念。
一些詩人一直有精英或貴族的感覺、意識。為了顯示自己的尊貴，故意寫作晦澀難懂的詩歌，用過多的隱喻，甚至生造詞彙。為保證所謂的詩歌質量，他們不願考慮普通讀者的需求，認為讀者反正讀不懂，除非自己降低藝術要求。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象徵派詩人，就存在著這樣的問題。久居國外的李金髮為純藝術而寫作，直至生造出詞彙。
近百年過去了，認為優秀詩歌只屬於小眾的觀點，在一些詩人中仍然存在。有人提出，詩歌大眾化與小眾化是不斷泛起沉滓的一個詩學百年問題，認為這個討論經過多年多次論證，在新詩百年後，再持續討論下去，猶如輪子空轉，並無多大意義。討論結果無關詩歌質量本身，因為大眾化的詩歌很難推進詩歌質量的整體提升，小眾化詩歌也並非一定就是高水準。
在近年的一次上海詩歌藝術節上，還有人認為，詩歌是給小眾看的，這比較正常，只是給大眾寫的詩歌肯定是有問題的，但完全的孤芳自賞，完全的象牙塔，也不是特別合適。小眾化是詩歌最健康的狀態。
一位寫作晦澀的詩人稱，他的讀者包含300年以後的人，包含火星上的讀者。唯獨對於眼下的讀者，對美的要求、對格言的需要、對交流和心靈慰藉的需要、對孤獨的需要，他的詩不接受這種意義上的需要的「訂貨」。為什麼？因為這樣的需要層次低了。一些詩人不願意將自己的詩歌變成這樣的「大路貨」。
尋找通俗易懂而又藝術性強的詩歌
在多樣性詩歌美學追求的寫作中，完全可以解決既確保詩歌的藝術之美，又能讓讀者廣泛接受、喜愛的詩歌。這樣的例子，在歷史是有的。
以唐代詩歌為例，詩人眾多，既有風格豪放、寫作上誇張到有點超現實味道的李白詩歌，也有禪意深濃的王維詩歌和意象內隱的李商隱詩歌，更有內容多來自現實、通俗而韻味濃鬱的白居易詩歌。詩人們在各自己熟悉的寫作向度中存在，有的自我陶醉，有的講究讀者的反饋。這其中，最令我們津津樂道的是白居易的詩歌，是一種貼近現實和生活而又有很高藝術性的詩歌。
我們很容易會記起白居易向一位老嫗請教的故事。宋代僧人惠洪在《冷齋夜話》記載，「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作為夜話，雖不如正史真實，但這則故事也未必是假。
這裡面傳達出的則是白居作詩是注重「大眾化」的。他的詩作文字淺顯，少用典故和古奧的詞句，便於廣大讀者接受，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創作中他還喜歡提煉民間俗語入詩，增添詩歌的神趣。白居易作詩多能做到「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薛雪《一瓢詩話》），在平易、切近的形式裡蘊含深遠的思想情趣，有力地顯示著白詩通俗化、大眾化的重要成就。
內容的深刻和風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會上流傳特別廣。他在世時，他的詩歌已廣泛傳誦。白居易的詩歌對後世文學有巨大影響，有眾多的詩人學習和繼承。
白居易是一位詩歌理論家，他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強調詩歌必須關注現實，要有批評社會政治的功能。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
在技巧上，他倡導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的詩歌理論，具有當代價值。當代詩歌中，行文淺顯、內容深刻、詩句優美流暢的詩歌也是有的，成為一些有見識的詩人的追求。在一些編輯的視野中，尤其是面向大眾化的報紙編輯，對於這樣的詩人和詩歌尤其敏感和關注。
詩人聶權就是這樣一位詩人。聶權的詩歌被認為是回到「人間」的詩篇。他的詩歌很容易進入，語詞中鮮見隱晦艱澀的表達，也少有刻意詰難的技巧，更多的時候，它是對日常生活的直接描摹和呈現，是對現實人生的深度體察和追問。這樣的作品是很容易引起共鳴。
揚子晚報曾在2016年8月刊登了聶權的5首詩，隨即收到老詩人孫友田來稿好評。照例說，兩位詩人年齡相差懸殊，詩觀大不一樣，一位老詩人去肯定一位30多歲的詩人不太能理解，只能說是真的被打動了。
被感動並點評的是聶權的短詩《流浪兒》，很短，只有10多行。孫友田如此分析：短詩開頭的3行就動人心魄：「用粉筆／在水泥地上／畫一個媽媽」，流浪兒四處漂泊，生活無著，沒有黑板，只有水泥地。沒有鉛筆，只有用一支粉筆，傾訴對媽媽的愛戀和思念。一個流浪兒的形象脫穎而出。粉筆畫的媽媽那麼大，「然後蜷縮在她的肚腹中睡去，像／依偎著她／也像仍然在她體內／捨不得出生」，渴望得到媽媽的呵護，甚至捨不得出生。
讀到此處，讓人心酸。詩的結尾是流浪兒畫中的媽媽：「她有漂亮長發，蝴蝶結／有向日葵一樣的圓臉龐／和彎彎笑眼」。天下的媽媽，都是美的化身，愛的天使。《流浪兒》是首好詩。在精煉和精美上會對寫詩的人有所啟發，也會在社會上引起反響。
像這樣寫出語言平易而內容感人的詩人，還有大解等一批詩人。這些詩人的作品在社會上影響大，喜歡的人群廣泛。通過學習和引導，可以成為一種有明顯美學價值的詩歌類別。
他們的寫作證明，詩歌大眾化不等於是作品的「大路貨」，而一樣閃耀著金子的光芒。詩人楊克在《兩隻黃蝴蝶蹁躚了百年的花園》一文中說，「傳達人類的普遍情感，直抵人心，有閱讀快感，是大眾對好詩的期待。」
除了作品本身的因素外，使詩歌走向大眾成為真正可能，還需要我們順應時代的變化，即應時而為。目前已進入融媒體時代，傳播的載體已由傳統的報紙、電臺、電視向網絡、手機端擴散，自媒體風起雲湧，民謠音樂歌詞中詩意濃鬱，傳播廣泛。
這些具有時代特徵的傳播方式已經深入人心，可以結合詩歌本身短小易記、朗朗上口的優勢特點，進行有效組合。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說，「總體看，網際網路等新媒體對文藝的影響還在不斷變化、尚未定型、還未成熟，未知遠遠大於已知。文藝工作者要充分把握這種新態勢、大趨勢，適應形勢發展。」
藉助新媒體，詩歌大眾化大有作為。
【作者簡介】
龔學明，男，江蘇崑山人。1964年5月生。1980年代求學於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分配至江蘇新華日報社，參與創辦揚子晚報。高級記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為江蘇揚子晚報《詩風》詩刊主編。現居南京。
長期致力於新聞和文學的寫作，至今發表新聞和文學作品數量以上萬計。獲國家新聞出版署頒發的資深新聞工作者榮譽證書，為全國和江蘇省報紙好新聞一等獎獲得者。
中學時始文學創作，1984年大三時在《詩歌報》發表詩歌處女作，並陸續在《詩刊》《文藝報》《中國作家》《工人日報》《鐘山》《上海文學》《北京文學》《清明》《四川文學》《作品》《詩潮》《詩選刊》《詩林》《詩歌報》《飛天》《雨花》《揚子江詩刊》《中國詩人》《上海詩人》《秋水》（臺灣）《延河》《海燕》《詩歌月刊》《大公報》（香港）等發表詩歌、散文詩、散文、小小說、報告文學、文學評論。作品入選多種選集。
出版有個人詩集《河水及人》（安徽文藝出版社，1991）、《冰痕》（江蘇文藝出版社，2017）、《白的鳥 紫的花》（南京出版社，2018）、《爸爸謠》（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散文集《藝術創造人生》（人民日報出版社，2004）、隨筆集《上海有夢》（珠海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