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會時期，不同國家都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政治形式，朋黨政治就是其中的一個。作為一種相當重要的政治現象，朋黨政治無論是對國家的經濟還是政治，社會都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最為典型的就是古代朝鮮的朋黨政治。
在一個王朝建立後，都免不了國家權貴和新興的士大夫階層之間的鬥爭，這些士大夫階層他們有自己的思想，學識，有自己對政治和學術的看法和見解，他們的最終目標是治國安邦，並時刻在政治決策中發揮著自己的作用。但就是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有對政治、學術不同的見解，因此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別，就是所謂的朋黨政治。
儒學取代佛教成為朝鮮王朝正統思想，國王決策依賴儒生公論，儒生的濫觴則造成各大派系爭鬥，朋黨政治應運而生
第一個把朱子儒學相對完整的帶到朝鮮王朝的，是當時高麗王朝的宰相安珦。在當時，高麗王朝的佛教僧侶十分腐敗，引起了社會廣泛的不滿和批判。這時儒學就得到了許多優秀學者的關注，出現了一大批儒學傳教者，如鄭夢周，權近等人。他們開始大肆的批判佛教攻擊佛教，力圖讓儒學取代佛教的位置。
在以陳夢周為首的理學儒生們的不斷攻擊下，佛教終於被打落神壇。往日的那些高貴的僧尼成了賤民，而佛教寺院的一系列宗教政治都被打破。儒學徹底取代了佛教的位置，成為了朝鮮王朝的正統的思想。
在1388年，高麗王朝經歷了一場巨變。倭寇的不斷入侵和政治內部的混亂讓舊勢力失去了威信。在一系列改革和戰爭後，李成貴登上了王位，建立了新的朝鮮王朝。此後，一大批儒生推崇「獨尊儒術，斥佛揚儒」的政策，主張以儒學作為治國之方略。而其中，最為重要的政治特點便是朝鮮王朝的「重視公論」。
所謂的重視公論，就是以國王為公論之主，國王每日的業務之一便是聽儒生講論，並以公論判斷政策和措施能否實施，而可以支撐國家綱紀成為社會規範便被稱為「公論」。除此之外，公論必須要與國法和國體相適應，並且公論也需要由朝廷內部公共政治精神的精英來代表，這一點就成了問題。
在政治工作中，各個士大夫的思想和學術觀念的分歧越來越大，他們對傳統儒學和政治決策都有不同的見解，並且不願意相互退讓，這就導致士大夫內部矛盾極其尖銳。
隨著「君臣共治」現象成為了一種社會共識後，不僅是在朝儒官，就連鄉間野地裡的儒生也有資格參與政治，來謀求公論的形成。這就讓國家的政治鬥爭越發嚴重，各種不同的公亂就形成了不同的黨派進行鬥爭。
朝鮮王朝受中國封建王朝的影響，同樣崇尚科舉制。而朝鮮王朝又主張儒學政治，所以為了維持這種政治模式，國家必然需要培養許多儒學學者，並通過科舉選拔人才。為擴大儒學影響，國家大力傳播儒學和刊印儒家經典著作，來擴大儒學的普及程度。這些所有的措施都是對儒學的推進，統治者也力圖構建整個社會的儒學政治系統。
儒學在國家中的地位越來越高的同時儒學士大夫階層政治權力也越來越大，這就讓內部政治的分裂日益深化，各黨派都堅持自己的學術思想，並且為了更多的政治權力而相互鬥爭。其黨派主要可以分為勳舊派、士林派、節義派和清談派。
士林派首腦趙光祖
而各黨派爭論的首要問題就是「公論」，各黨派都以其政治主張加上治國之略並以民意和公理為基點宣揚自己的公論政治，其中，勢力最為強大便是士林派。
士林派不僅擁有朝中勢力，在鄉間還掌控書院和鄉約等組織，由此控制了絕大多數的政治意見和經濟資源。而書院和鄉約的產生也是由於儒學影響的不斷擴大和不斷推進，促使朋黨政治不斷發展。
在高麗王朝朋黨長期的鬥爭中，「西人黨」和「東人黨」輪番上陣，各個政治勢力相互制衡，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統治者不會實施專制暴政，社會長治久安
長期因政治見解不同而引發競爭後，高麗王朝出現了「東西對峙」的局面。「東人」是家住漢城東幹川洞人的總稱，而家住漢城西貞洞的便被稱為「西人」。他們擁有各自不同勢力範圍的書院，以此來展開競爭。
起初，西人黨的勢力是強於東人黨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西人黨的領袖是前朝國舅沈義謙，所以權勢較大，而東人黨的領袖只是一個大司憲。但由於沈義謙作為外戚幹預朝政，使許多大臣不滿，由此，東人黨借住這一機會，猛烈的抨擊西人黨，並且藉助輿論和皇帝的力量吸引了許多人投靠了東人黨。
雙方朋黨勢力的巨大變化同時也引起了朝政的劇烈動蕩，黨派的競爭直接影響到了朝廷中樞的運行。這種情況使得統治者內部極其不滿意，便開始調離一些黨派的首領人物，試圖緩和競爭矛盾。不久，東人黨領袖因病引退，東人黨的勢力得到削弱。
但東人黨並未落得下風，並且繼續對西人党進行反撲與攻擊。這時，屬於東人黨的鄭汝立被國家遣送回家，在失意落魄下，他在鄉間聚眾講學，並且揚言天下即將大亂，多談一些蠱惑人心的話。被西人黨發現後，以叛亂的罪名將其除掉，東人黨也因此名聲受損，聲望降低，西人黨又掌握了主動權。
但是在之後的王位建儲問題上，東人黨依靠輿論和聲望再次戰勝了西人黨，這次不同於以往的競爭，東人黨幫助皇帝上位後，有皇帝在背後支持，西人黨再難以翻身，並且在立儲的爭奪中，西人黨元氣大傷，而且在局勢變化後，有許多人迅速投靠了東人黨。在兩黨長期的競爭中，可以說最後是以東人黨的勝利而告終的。但西人黨在實力上其實是絲毫不弱於東人黨的，為何卻輸得如此慘烈呢？
東人黨比西人黨強勢，就在於東人黨善於並且專注於調動朝廷內部和社會的輿論，並且以道義和民意為基礎來競爭。這樣，使得東人黨在朝廷和社會上的支持人數始終大於西人黨。
西人黨領袖在外戚幹政上使得朝廷中信任他的人實為少數，而東人黨領袖的領導能力要強於西人黨。在立儲之爭中，東人黨專門針對西人黨的領袖人物進行攻擊，將西人黨的幾個首腦都以罪名趕出了朝廷，使得西人黨內部混亂無序，一擊必敗。
在長期的朋黨政治競爭中，朋黨中的的各個政治勢力都起到了相互牽制和制約的作用。他們各自的思想主張，為國家政治發展提供了多樣的建議，使得朝鮮王朝在社會治理上不會出現專制暴政的現象，為社會的長治久安做出貢獻，同時也使國家內部改革創新力增強。
高麗王朝朋黨中的道學政治和哲人政治使得朋黨政治越發壯大，促進了史學和文學的創新，但朋黨政治導致王朝內耗嚴重，統治階級內部失去凝聚力
朝鮮黨派中的朱子理學學者都十分崇尚道學，但每個人對儒學的理解都層次不齊，由此他們的學術觀點和思想都出現了相當大的分歧和摩擦。在學緣的關係上，分為主理學派和主氣學派。
這兩個門派都產生了許多道學大家，主理派在理解朱子思想的時候重視人類精神自身的作用，強調的是個人體驗和自我道德修。並且強調理是這個世界上主宰並且制約著氣的最高本體，實則就是重視「理」的力量而不是「氣」。
而主氣派與主理派恰恰相反，主氣派認為氣是形成宇宙萬物的最基本的單位，而「理」不是。而且主氣派認為探索道德最重要的在於自身外在的學識和經驗，這與主理派強調內在修養截然相反。道學政治注重至治主義，這些道學派的多樣性同時也是朋黨政治的一部分，並推動朋黨政治不斷發展壯大。
在朝鮮王朝中，主要的政治決定是由士人階層所產生的，雖然說國王是政治的主體，但真正管理政治的還是那些士大夫階層。所以我們可以把朝鮮的朋黨政治看成是一種由這些士人所組成的以朱子理學為基礎的哲人政治。
隨著人們對儒學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些哲人們，也就是士人階層，更加注意儒學所注重的禮儀文化。在朝鮮王朝內部，就曾經對服喪問題深入討論過。最後認為，無論是普通人還是官員都需要服喪三年。
此外，為討論服制問題，許多官員搜集各項典禮規定，並且查詢了許多儒學大家的學說和史料。在朝鮮王朝的宗法制下，禮儀問題與王室的關係十分密切，中國講究禮樂制度，而朝鮮也重視不同等級之間的禮儀，特別是王室的禮儀需要更加注重。
儒學畢竟是從中國傳入朝鮮，而儒學的始祖是中國的孔子，中國人有祭祀孔廟的傳統。在以儒學為尊，以儒學士大夫為政治主要成員的朝鮮，同樣視孔子為聖人，有祭祀孔廟的規矩，這種傳統在高麗王朝就已經有了。
但問題在於朝鮮內部黨派林立，都紛紛說自己才是正統，否定其他黨派的儒學見解和政治意見，所以，祭祀孔廟就成為了朋黨政治爭端的一個競爭原因。最後演變成哪個黨派在朝中勢力最強，誰就有資格祭祀孔廟，這樣的現象進一步激化了黨派之間的矛盾，促進了黨派之間的競爭，朋黨政治得到進一步發展。
朋黨政治使得朝廷內部十分的不團結，過度的惡性競爭時常會導致政治局勢的混亂，簡而言之，朝廷內部缺乏凝聚力和共同意識，這樣的政治在面對外來挑戰時會十分混亂和無序。
結語
總而言之，朱子理學在朝鮮王朝的繁榮為朋黨政治提供了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這些黨派始終堅持追求「公論」，形成了各黨派對立的長期現象。這種政治形式可以有效的避免權力的肆意濫用和腐敗現象，各個黨派之間相互制衡和批判，有利於國家革新的出現，為國家發展創造動力。
但這種長期的朋黨競爭，使得朝廷內部政黨分歧越來越大，朝廷內部政治力量越來越分散，到最後無論是在政治經濟甚至外交政策上，都存有分歧，朝鮮王朝所理想的「公論」難以實現，統治內部也由於相互鬥爭和爭奪越來越分散與脆弱。
使得最後朝鮮王朝在對外戰爭中不堪一擊，被外敵入侵現象嚴重。各黨派相互制約雖有利，卻缺少了一個政治集團在面對重大事務上的團結，這對一個國家來說並非益事。
參考文獻：
《清實錄》
《朝鮮後期黨爭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