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三、五，分享讀書筆記，乾貨滿滿，快來帶走吧！
宋代總論
本想好吃懶做地把宋、明、清三個朝代放在一起講述，因它們雖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各有側重，但在制度上卻有一致性。但最後，本文還是放棄了這個思路，分為三個部分來詳細敘述。
錢穆老先生在書中講，宋代是中國的歷朝歷代中較為貧弱的，政治制度也是最最沒有建樹的一環，一切因循承襲唐代的建制，偶爾迫於外部環境的壓力稍加塗抹，便草草執行下去。「宋之於唐，好像東漢之於西漢，有事而無政，有形勢推遷而無制度建立。」
宋代的中央政府
一言以蔽之，宋代的中央政府是不像樣的，這固然有其歷史原因，但也不影響我們後來人對它的評價。宋代分割了相權，門下、尚書兩省不再預聞政府的最高命令，這分化了宰相的行政權。皇帝又將財政大權歸於戶部、鹽鐵、度支三司，剝奪了宰相對財政的掌控，這分化了宰相的財權。政府又添置了樞密院獨管軍事，這分化了宰相的軍事權。因此，我們可以說宋代宰相擁有的權威已經大不如前了，「三公坐而論道」的日子也一去不復返了，這也是宋代中央組織最為後人詬病的地方。
雖然相權孱弱，但我們總要以歷史的眼光去看待問題。錢穆先生說得很是到位：宋太祖趙匡胤本來是一個「御前都檢點」，也就是皇帝的一個侍衛，突然一夜醒來黃袍加身，自然要鞏固他的地位。宋太祖並非是第一個糊裡糊塗被擁立的皇帝，五代十國天下大亂，幾十年間完全是軍人執政，軍隊讓誰當皇帝誰就是皇帝，因此這種皇帝也顯然沒有什麼威信可言。及至趙匡胤當了皇帝，天下漸趨一統，自然要抹除掉五代十國那個時候亂世的樣子，因此增加皇權就成了當務之急。皇權增加，相對的相權自然就要衰落下去，這是在評議宋代中央組織制度時必須要掌握的背景。
雖然宰相處於弱勢，但我們也不能就說宋朝是一個黑暗專制的朝代，它仍舊保持著自宋太祖以來「優假士人，不許誅戮朝官」的家訓，也仍然有南宋快要亡國時對寧宗隨意批下手令時「事不出中書，是為亂政」的批評。因此錢穆先生在書中總結道：「宋代制度之缺點，在散、在弱，不在專與暴。」
講完相權，再說監察。漢代的監察全在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外可監察政府百官，內可監察皇親國戚，其權力是完整的。唐代則單獨設置了一個御史臺，其職權就只能監察政府，而不能監察皇帝了。但政府中仍有可以監察皇帝的官職，這種官叫做「諫官」。當時皇帝朝會之後遣散百官，獨留宰相深談，此刻便有「補闕」、「拾遺」之類名頭的諫官在側提出意見。「補闕」是補充皇帝意見中的缺失，「拾遺」是提醒皇帝遺忘的成例或者律令，總而言之他們的官位都很小，因此可以直抒己見而不怕承擔責任。同時，很多宰相無法直接對皇帝說的話也可交由他們去說，即便說錯惹得皇帝生氣也不會責罰他們，因他們本就是專門為皇帝提出意見的。如此，皇帝的錯漏便有人糾正，皇權和相權之間也有一種微妙的平衡。
到了宋代便又完全是另一種情況了。宋代的監察機關獨立，不屬於政府序列而屬於皇帝管轄。然而諫官的本職工作在於糾正皇帝而非糾正政府，宋代扭轉了這一職位本來的用意，將其置於政府的對立面。宰相說的話，這些人總要挑一些地方進行反駁，因此政府便和監察相互攻擊，皇帝反倒沒有人監督了。當然，宋代也並非沒有想過改革，但祖宗積弊太多。皇帝專權而言官掣肘，致使「範仲淹失敗在前，王安石失敗在後」，這場改革終於沒有繼續下去，宋代的中央政府制度也就一直承襲了舊制，沒有隨著實際形式進行改革。
宋代的地方政府
宋代的地方政府相比於中央政府更加失敗，主要失敗在兩個方面：一是地方官員的冗餘，二是地方財政的薄弱。
宋代的地方政府和唐代類似，分為「路」「府、州、軍、監」「縣」三級。五代十國以來軍人執政，地方的長官幾乎全是軍人，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後不再允許軍人執政，把地方的行政長官統統置換成文人。這些軍官仍舊保留著勳爵，在都城也有大宅厚祿，只是不讓他們插手地方事務，他們也樂得如此。中央派去地方的官員一般叫做「知某某州事」或者「知某某府事」，須注意到他們本來是中央的官，只是外派到地方暫時管事，本質上是一種臨時的差遣，而非長期性的任職。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後來「知州」、「知府」、「知縣」卻成了正式的官名，這其實是不符合名義的。
然而，知州和知府畢竟還是中層地方官員，上頭的每一「路」還有更大的行政長官。唐代每一「道」的首長叫做「觀察使」，宋代每一「路」的首長則叫做「監司官」。如果單單是名字有所改變是不值得一提的，然而此處必須要指出的是，宋代每一路的監司官有四位，分別是帥、漕、憲、倉，分管兵工民事、財賦轉運、司法獄訟、倉儲水利。此四名官員地位相等而僅僅分管不同，在人事上均有影響，這也導致下級地方官場更加混亂，人事制度汙濁不堪。
地方官員的冗餘已經講完，第二點就是地方財政的薄弱。宋制，地方財政全數要押解中央，地方則不留分毫存蓄，全靠每年中央統一調撥。此種制度下中央集中軍權、集中財權，地方則日益貧弱，雖然一定程度上防止唐代藩鎮割據之隱患，但只要中央有失，則全國將土崩瓦解，難以組織有效的抵抗。且看「唐兩京俱失，然州郡財力富厚，糧餉足備，足以各自為戰」，而宋則一蹶不振，就此江山易主了。
宋代的選拔制度
宋代的選拔制度和唐代一樣，屬於科舉制度，且相比唐代更加嚴格。對於宋代選拔制度的評述，我要講一些我與錢穆先生相異的觀點。
其一，錢穆先生認為，唐代門第勢力是如日中天的，科舉考試應考的大多是門第子弟，因其有家教薰染且涉獵政治掌故，故一旦從政便如魚得水。及至宋代門第衰落，應考多為窮苦學生，除卻文選詩賦和經籍典故之外對政治傳統茫然無知，實際操作起來不免生格，對政治本身沒有裨益。
【我對錢穆先生觀點的批評】我對於錢穆先生的觀點是有不同意見的，須知一國政治並不因為世家大族子弟的「早慧」變得更有效率，也絕不會因為寒門子弟的「稚嫩」而拖累進步。秉持客觀的視角，世家大族的子弟可能在政治手腕方面略勝一籌，但更加存在著無數裙帶關係和腐敗勾當。遍覽中國近代史，民國時期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算得上大族，可為國家政治制度做了多少貢獻呢？政治世家把持上層，社會階級不斷固化，是要出大問題的。錢穆先生是跟隨國民黨去臺灣的學者，也是近代史的親歷者，他不會不知道這個問題，但也許是他被國民黨邀請去講演，總要說一些好聽的，因此書中觀點著實有失偏頗，這是值得批評的。
其二，錢穆先生認為宋代的科舉制度過於嚴密，不利於真正選拔有用的人才。他說唐代考試有「公卷」之制，考生把平日詩文成績送至中央，未考之前已有很多名士獲得了客觀的地位。唐代考試還有「通榜」之制，據社會及政府先輩輿論來拔取知名之士，卻不專憑考試之一日短長。宋代則「糊名」之制，遠比唐代嚴格，故有主考官存心要錄取他平日最得意的門生從學，而因為糊名尋覓不得該人試卷導致落第，反而得不到政府的真才。
【我對錢穆先生觀點的批評】我對於此觀點也是不同意的，匿名考試並無不妥之處，反而是所有制度當中最最公正的。我支持荀子的「性惡論」，且往往認為我們須以最大的惡意去揣測一項制度中的紕漏，方可使制度在實踐中不至淪喪。如每個主考官都欽點他最得意的門生從學，則人身之依附必成，自黃髫至弱冠，哪個學子有學習之心？怕是都想盡辦法討好師長，從中獲得一些將來考試的私利，不正之風大行其道，如是則學將不學，考將不考，終至國將不國之境地！
宋代的經濟制度
宋代的經濟制度大都沿襲唐代的兩稅制，並無些許創新之處，卻漸漸顯露出兩稅制的弊端。
本來兩稅制度，就是把一切賦稅項目都歸併成簡單的夏秋兩稅，便於政府統計。按理來講，因所有的稅賦都合併一體，政府本不應重新收取額外的稅種，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都「忘記」了兩稅制的初衷，於是「租庸調」裡面的種種賦稅又都於老百姓的頭上，形成了新的沉重負擔。
同時，宋代還有一種「差役法」，是從五代十國時期延續下來的一種習慣。五代時期，軍隊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地方出錢出人出力，而又沒有相應的稅賦制度，只好臨時找到當地的領袖，問他們要財物要勞力，當地的豪紳也都不敢違逆，於是這些地方領袖就變成了專門對上頭辦差的人。這樣下去三五年，最大的鄉紳就被軍隊吃用垮了，於是軍隊又去找另外一個。這種制度沿襲到宋代，就是「差役」，地方上面永遠沒有一個特別興旺的家族了。
這種制度使得地方經濟凋敝，自然有一種力量對它進行變革，王安石就是代表之一。他擬定了一個「免役錢」的法子，叫地方出錢，每家攤派，如此可免去地方私家為政府辦差導致的破產情形。錢穆先生說「與其擇肥而噬，一家一家排著次第破產；不如平均攤派，為害轉輕。」最後這項變法終於推行了下去，直到清代中國也再沒有過力役。然而正因為沒有役，人口便不需要詳細計算，後來便漸漸只關心土地而不再關心人口，正如書中所說「一個國民，只要沒有田地，不應科舉考試，不犯政府法令，便可以終身不與國家發生絲毫的直接關係。」可以說，正因為切割了國民與國家，這項制度是危險的。
宋代的軍事制度
錢穆先生說，宋代的軍事制度要算作中國歷史上最壞的兵制了。但我們必須知道，無論多壞的制度，總是由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造成的，因此仍不能過分責備當時的政府。
唐末天下大亂，及至五代十國仍然藩鎮割據，兵亂仍頻，以至於全民皆兵，無人念書了。這樣的軍隊當然是沒有戰鬥力的，不能上陣打仗，便只能當勞役來用。當時只要有人當兵，他的臉上就要被刺字防止他逃跑，稱為「配軍」，梁山好漢大多數就是這樣的人。到了宋太祖黃袍加身，他有心整理兵制，卻因積重難返，只能在這些軍漢裡面挑一批符合條件的另外編成一隊，稱為「禁軍」，剩下來的老弱便叫「廂軍」。禁軍是用來退敵作戰的，廂軍則在地方上充當勞役。
至於宋政府為何不裁兵復員休養生息，卻著實是當時形勢所逼。當時遼國虎踞北原，而宋建都開封又向北平原一片，無險可守，便不得不養兵來充當國防力量。至於遷都則因當時形勢所迫而無法為之，北方經戰亂經濟凋敝，糧食補給全賴於南方水運而來。當時從開封通往洛陽的汴渠因為戰火損壞不能使用，陸路運輸又太過艱難，沒有能力把糧食從開封運往別處，因此就建都在黃河邊的開封，無力再尋一個國都了。
宋代因為國防需要而囤積重兵，但又因崇文抑武，不欲蹈五代覆轍，因此「養兵而愈不得兵之用，又沒有退役制度，導致愈養愈多。」兵多了卻沒有戰鬥力，是以年數增加而兵疲將怠，卻因兵卒龐多而益加驕橫，須時時優而教之。於是相應文官又要增加，終至「冗兵」和「冗吏」並行，使國家積貧積弱，難以扭轉頹勢。
宋代制度評述
簡而言之，宋代是一個在風雨飄搖之際立國的時代，是一個飽受軍卒動亂而重文輕武的時代，是一個努力求變卻積重難返的無奈時代。我們不能因宋代貧弱而簡單地說政府無能，更不能因為最後無甚建樹而否定當時的艱苦和努力。正如錢穆先生在書中所說「因為宋代的緣故，從唐末五代如此混亂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復興。」
雖然宋代的弊病很多，在矯正唐末的錯誤制度時又衍生出許多其他的錯誤，但我們不能就單怪宋人。中國在唐代末期的窮兵黷武下仍然沒有垮臺，中華文化仍然綿延傳承，還出現了宋詞這樣的瑰寶和理學這樣的思潮，這些成績都要歸功於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