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翔】
這兩天，朋友圈被兩篇文章刷屏，首先是《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然後是餓了麼有針對性地趁熱推出《你願意多給我5分鐘嗎？》。這篇推送先是被贊公關行動迅速，繼而被全網大面積批評，飽和式炮轟。
很多文章紛紛發表看法，有同情外賣員的，有理中客式分析外賣員工作時間靈活，多勞多得，比起在家種地、工廠打工，甚至很多大城市苦逼坐辦公室的白領都要強，更有人說道，「你們這些知識分子替別人不值，白掬了幾把眼淚。人家為什麼要從事外賣呢？因為真香定律啊！」
本文嘗試通過擺事實，列數據的方式分析外賣員的收入現狀，揭示出外賣員所謂的「高收入」不過是一種錯覺和幻象。
首先看一組美團外賣官方發布的《2020上半年騎手就業報告》中的數據：2020年上半年，即使受疫情影響，仍有45.7%的騎手月收入在4000-8000元，7.7%月收入超過1萬元。請注意圖中的小字注釋：此部分騎手為非兼職騎手。因為騎手中有大量兼職群體，每月只完成1、2單的情況，無法準確測算收入，故刪除此部分群體。所以我們可以理解，這是全職騎手的收入水平。
從時間分布來看，平均每天配送時間低於4 小時的騎手，佔比達到 58.8 %（見下圖）。近六成騎手工作時間自由，騎手工作之餘還有生活或從事其他工作的時間。
2019年美團騎手平均每日工作時長
美團報告的這兩組數字，很容易誤導大家對外賣騎手這個職業產生幻想，即：每天工作不到四小時，每月輕鬆掙到4000多，多勞多得，月薪過萬也不是難事，這簡直是一個高自由、高收入的dream job（夢想工作）！
但我們通過分析發現，日均工作時長是計入了全職騎手和兼職騎手的全部數據。而兼職群體由於「每月只完成1、2單的情況，無法準確測算收入」，在騎手的月收入數據中被刪除了。
劃重點：這樣兩組數字完全不能真實的反映外賣騎手的工作時長與收入水平。美團的數據不可用！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嚴謹的研究者的學術調研數據。
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鄭廣懷教授團隊，2019年7月-2020年對武漢的快遞員和外賣員所做的調查【1】：外賣騎手的月均工資為5882元，與農民工月收入3721元相比，平臺工人的工資水平較高。從工資構成來看，僅依賴派單提成的比例最高，外賣騎手的佔比為35%。平臺工人的工資收入體現出高度的不穩定性，絕大多數工資依靠派單提成，這也是平臺工人拼命跑單的主要原因。
2019年武漢市社會平均工資8170元，最低工資每小時不低於18元、每月不低於1750元。
平臺工人月均收入
武漢外賣騎手的工作時間集中在8-12小時，以10小時佔比最高。
平臺工人每日工作時間
劃重點：近七成武漢外賣騎手員每日工作時長在8-12小時，10小時最高。月均工資5882元。低於武漢市的社平工資8170元。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馮向楠，2018年7月對北京地區外賣騎手的調查：「調研結果顯示，在收入方面，大部分騎手的收入集中在5000—8000元，真正能「月入過萬」的不足10%，高收入只是絕對少數。」【2】
北京市社保中心的數據顯示，北京2018年平均工資為10712元，最低工資每小時不低於24元、每月不低於2120元。
「84%的外賣員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只有14%的外賣員每天工作8小時。北京市外賣員平均工作11.4小時。明顯超出了每天最多工作11小時的國家標準。站點只規定專送騎手午高峰（10點-14點）和晚高峰（14點半-20點半）必須在線。然而，只跑午高峰和晚高峰的單子又無法滿足外賣員的生活。因此，大多數外賣員只能通過延長工作時間，提高送單量，增加收入。而這導致外賣員的過勞問題很嚴重，存在職業病的風險。」【3】
劃重點：84%的外賣員每日工作時長超過10小時，平均日工作時長11.4小時，超過11小時的國家標準。月均收入集中在5000-8000元。
華東師範大學呂宣如，2018年3月-11月對上海地區外賣騎手的調查【4】：2018年上海外賣騎手的月平均可支配性收入為6271元，上海市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上海市2018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水平為7832元。最低工資標準242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21元。
新業態下靈活就業人員月收入情況
外賣騎手的工作時間較多集中在8-10小時和10-12小時，分布在8小時以下和12小時以上的兩端分布值較少。
劃重點：2018年上海外賣騎手的月均收入6271元，低於當年上海市社平工資7832元。騎手工作時間集中在8-12小時。
我們把上述的三個不同城市的數字綜合整理對比如下（上海的騎手數據是可支配性收入，口徑與其他兩地的騎手「工資」、「社平工資」不完全相同，但不影響整體的比較）：
【5】
劃重點：通過數據對比可以看出，三個城市的外賣騎手月平均工資均低於社平工資標準。
雖然三個城市外賣騎手的小時工資折算略高於該市非全日制最低工資標準，但考慮到【4】：
1）正規就業中，企業還需支付加班工資、夜班津貼等超時補償（50-200%之間），這部分是不計入最低工資標準的。
2）由於勞動關係界定困難，平臺逃避了外賣騎手的社保（五險一金），而在正規就業中，企業社保費用可佔工資的30%。
3）外賣騎手在送餐過程中出現意外或事故，不能享受工傷賠償，意外保險也經常遭遇不予賠付的情況，這些費用全部都要自己承擔。
如果把上述因素計算在內，外賣騎手的收入水平必然低於城市最低小時工資標準。
鄭廣懷研究團隊總結道：「平臺工人很多是因為其薪酬相對較高且多勞多得的特點而進入的。以快遞和外賣行業為例，快遞員和外賣員抱著高薪夢想進入這個行業，但是單價的不斷下調、扣款金額的增加導致他們每天需要配送更多的訂單，勞動時間不斷延長，每天的勞動量也不斷加大。他們的作息往往不規律，在各種惡劣的天氣中也要在外奔波，可能還會因為一個差評而白跑一趟，這導致很多配送員不僅身體吃不消，對工作的滿意度還不高，最後的收入也可能不盡如人意。……行業流動性高也從側面反映了部分平臺工人對於自己工作的認同度和滿意度不高的問題。」【1】
疫情期間，由於餐飲服務業、建築業和很多小微創業企業的倒閉，這批被失業的勞動者選擇成為進入門檻很低的外賣騎手，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其他工作不好找。
不少學者都有撰文分析平臺和算法是如何實現對勞動者的控制，通過信息壟斷與分配、遊戲化工作、嚴苛的獎懲和升級制度、反饋與評價體系等等一系列手段，對勞動者進行意識、情感和行為的規訓，使這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勞動者認同、依賴和忍受各種看似有選擇、實則無選擇的長時間、高強度、低保障的工作狀態。
資本攫取最大化利潤的衝動、頭部平臺的市場壟斷地位、平臺對勞動者權益保障的逃避，和數字經濟以每單每人每個行為為基礎的算法控制力，這些因素的結合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是：騎手的行為被最大化地操控到平臺希望的模式，而勞動者的收入被壓低到可接受的最低限，勞動者的價值被最大程度的剝削和榨取，人被異化到極致。
近日，習主席為鍾南山等抗疫英雄授勳，「國士無雙，國禮待之」，他們是當之無愧的。在疫情中，這些外賣騎手穿梭在空蕩的街道上，支撐起千萬家的生活補給，把被疫情阻隔的空間與人們重新連接起來。他們也許無法被授勳，但在疫情過後，他們需要平臺、消費者，乃至全社會的理解、尊重與善待。
參考資料：
【1】鄭廣懷研究團隊，「平臺工人」與「下載勞動」：武漢市快遞員和送餐員的群體特徵與勞動過程，中國集刊網預印本。
【2】馮向楠，詹婧，人工智慧時代網際網路平臺勞動過程研究———以平臺外賣騎手為例。
【3】馮向楠，北京地區外賣員勞動權益保障狀況及影響因素研究，《勞動保障世界》。
【4】呂宣如，新業態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險制度研究。
【5】實際情況是大部分外賣員都工作28天，甚至是更多。比如根據馮向楠對北京地區外賣員的調研顯示，北京市外賣員每個月平均工作28.7天，每個月工作28天及以上的佔89%。
【6】閆冬，平臺用工勞動報酬保護研究：以外賣騎手為樣本，《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20 Vol.37，N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