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莒縣，6名江南棄兒站在山頭，望向南方的故鄉。
摘要：半個多世紀後，兩鬢斑白，皺紋橫生的棄兒們從北方回到江南，第一次對著自己的親生父母或他們的墳堆喊一聲「爸爸媽媽」。2018年夏，攝影記者田建明開始著手拍攝這一群體，記錄了他們的望鄉與找尋。
圖丨田建明
文丨羅曉蘭
編輯丨高心碧
侯登科紀實攝影獎組委會X極晝工作室 聯合出品
陌生的家，陌生的親人。他不知道說什麼，雙眼茫然，低頭看著地面發愣。親生母親坐在身旁，神情悲戚。南北方言拉大了彼此的距離，沉默間，只聽到60年的光陰「呼呼」從耳旁吹過。
上世紀60年代前後，江浙滬地區尤其是農村出現了較嚴重的糧食短缺，一些嬰兒被父母遺棄，分批派送或民間介紹到北方缺兒少女的家庭收養，他們被稱為「江南棄兒」。據不完全統計，這一群體多達10萬人。
河南安陽的史紅亮從上海轉站，坐火車前往浙江嘉興尋親。這段滬杭鐵路也是養父當年抱養他時所走的路。
在「野孩子」的譏諷聲中長大的棄嬰，如今大多成了祖父母。在生活泥淖裡沉浮，經歷從怨恨到理解的心路歷程後，他們放下成見開始尋親，想要弄清楚「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為什麼被拋棄」這些困擾了大半生的問題。
尋親猶如滄海中打撈一粟，成功者實屬幸運。認親現場大多熱鬧非凡，快門聲「咔嚓」響，多臺攝像機移動，圍觀者高舉手機。「歡迎寶貝回家」的紅色橫幅鮮豔刺眼，爆竹燃過的刺鼻味道飄在空中。
河南鄭州，10名江南棄兒聚會，商議組團尋親。江南棄兒在收養家庭多為獨苗，沒有兄弟姐妹，他們彼此聯絡，互相慰藉。
2018年起，攝影師田建明跟蹤拍攝了50多個尋親者，足跡遍布浙江、河南、山東等5省，作品《江南棄兒》入圍了第七屆侯登科紀實攝影獎。在無法撫平的割裂之殤與骨肉至親的本能親近之間，他的照片定格了劇烈的衝突和濃鬱的情緒，試圖還原那些被打碎的人生。
以下是田建明的自述：
父輩在流淚
認親儀式的頭天晚上，劉擁軍只睡了3個小時。一下車，他的眼淚撲簌撲簌往下掉，50歲了，哭得像個孩子。
他是個典型的北方漢子，沉默，不外露感情。得知自己從何處來後，他開始跑浙江嘉興、海寧附近地區尋親。他之前表現得不太在乎，上次離開時還說「以後我不會再來了。」我見過類似的場景多次，他們那一刻的痛哭和平日的印象形成鮮明反差，對我衝擊非常大，像是我的父輩在流淚。
2019年6月，海寧市鹽官鎮郭店村認親現場，劉擁軍投入生父的懷抱。
我是《嘉興日報》的攝影記者，85後，從2018年8月嘉興首屆「棄兒尋親會」開始接觸這個群體。「江南棄兒」來自江浙滬地區，出於工作的原因，我拍攝的多是嘉興一帶的人。他們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比我大好多歲，可他們想找到親生父母的心情，和我在福利院報導時見到的小孩一樣。
接觸多了，我就想了解他們各人的命運。我是北方農村長大的，老家在河南安陽，離棄兒王植喜家不到100公裡，比較熟悉他的生活環境。拍攝時，我跟他聊起過去，他停了十幾秒不說話，突然憋著一口氣，淚一下子就流下來。他的命運不好，十幾歲時養母就患癌，養父也癱瘓了。
王植喜5歲時，收養家庭給他的親生父母寫了一封信，寄了這張照片，信中謊稱他「不幸夭折」，從此斷了來往。
1986年，養父母去世的第二年，王植喜18歲。他夢到了一個地址，就按照夢境從河南坐火車跑到上海去找。家裡窮，捨不得住賓館，晚上露宿街頭。直到去年，51歲的他才第一次回到真正的家鄉。
王植喜跟親生母親見面的那一刻，情感還是壓抑著的。他母親一直握著親孫子的手說話，對她而言這是意外之喜，前些年的清明節，她還給王植喜燒過紙。王植喜頭也不抬，不敢看她媽媽，說話聲音非常小，等到了父親的墳頭前，他才忍不住痛哭。那一刻他是真正站在了他父母的面前，他想了多少年呀。
2019年6月，浙江省海寧市鹽官鎮郭店村，王植喜跪在生父的墓碑前。
袁景軍也跪在父母墳前哭了，但他的感情是不一樣的。輾轉了兩個收養家庭後，袁景軍從農村出來，考上了公務員。認親前一天，他回到浙江海寧，下車看到酒店的工作人員，就跟陪同的家人說，「趕緊把特產拿出來給我這些老鄉分分」。對他來說，尋親更多是求個圓滿。
碼頭
我拍了50個左右尋親者，有10多個是當年遺棄孩子的父母方。
我一開始不理解這些父母。採訪他們時，聽很多人提起碼頭，後來我才明白，那時江南出行靠水運，他們是把孩子放在人來人往的地方。
送走過女兒的魏小寶老人在碼頭。
「我的孩子被一個騎著自行車的人抱走了。」「抱走我孩子的人穿一件風衣，戴了一頂禮帽和一塊手錶。」上世紀60年代，這些「有錢人」的裝扮，讓他們相信孩子以後會過得好。也有些人放下孩子後暗中觀察，沒人抱走再抱回去。
棄兒難免怨恨親生父母。
農村沒有秘密，閒話不斷。袁景軍兒時和小夥伴玩耍，一有爭執對方脫口就罵「上海的」「抱來的」，他在人前忍著，扭頭就掉眼淚，回到家抱頭痛哭。
長大成人要結婚，也有影響。不能門當戶對，只能找個條件差一些的。王植喜就沒找到一個健康的妻子，兩個女兒是他用奶粉餵大的。
2019年5月，來自浙江海寧的於祥榮（中）與親哥哥餘悅慶、餘學勤相認。
DNA配對是確認尋親者雙方是否為親子關係的科學依據。
為人父母是條分界線。大部分棄兒有了自己的孩子後，才理解親生父母當年的苦衷。他們聽說，當年有的父母家裡孩子多養不起，就把兒子送出去，把女兒留下來。要送兩個女兒中的一個，就把長得漂亮的送出去。這樣的孩子容易被喜歡，過得好一些。
怨恨逐漸消解，尋根的情緒就慢慢變多。年輕時忙著工作、結婚生子，現在人生過半，很多人在養父母過世後，就開始尋找歸屬感。為了避免親人有被分家產的擔憂，他們每次尋親會上臺演講都說，「我們絕對不分財產，可以籤協議。」
2018年8月，江南棄兒尋親志願者在浙江嘉興人民公園召開首屆尋親大會，來自浙江、山東、河南等地200餘名尋親者到場。
我尤其希望父母方能站出來，信息對稱了，尋親成功的比例會更大。但主動認親的父母方仍佔少數。很多老人已經過世，活著的也到了耄耋之年，很難從社會上獲取信息，或者難以直面自己的愧疚感。
拍攝兩年多以來，我逐漸認識到了社會的複雜性。他們是在歷史風浪中跌倒的人，我們可以善意地扶一把。
許多棄兒曾被送往嘉興救濟院（現嘉興市社會福利院），再由其他家庭領養。根據當時的管理規定，生父母從此不能打聽孩子的去向。
客客氣氣的家人
人海茫茫，尋親太難了。
袁景軍42歲時才得知自己的身世。15年來他20次下江南，曾寫詩感慨：「尋親難，尋親難，酷似風摧船；夢中嬉戲錢江水，一覺醒來淚枕幹；何時得團圓？」
十幾年來，袁景軍每年都會利用節假日去海寧尋找親生父母，此前因為時間久遠一無所獲。
裝有袁景軍出身秘密的信封，他據此得知自己的江南棄兒身份。
他們最開始集體尋親是在2000年後，從網絡論壇到qq群，一直到2018年嘉興公開舉辦了兩屆尋親會。2019年又有一屆，今年因為疫情停辦。
離開攝像機和閃光燈，認親後也有一些冷清和尷尬的時刻。
趙淑亮從600公裡外的山東莒縣趕來，母子二人相見，趙淑亮輕聲喊了一聲「媽」後就陷入沉默。生母說的是嘉興本地方言，趙淑亮說著山東方言，母子倆緊握著雙手，卻完全聽不懂對方的話。
趙淑亮母子相認。
我拍過的棄兒大多是親生父母不在了，有些出生地也變了，認親後只能對著照片看看。也有人見了後坐在一起客客氣氣的，只說「啊，你的身體挺好」，冷靜得像是僅僅多了一個親戚。
我沒有碰見一個棄兒回到親生父母身邊。尋親後，雙方回到各自的生活，每年見個面，作為親戚走動。劉擁軍的親生父母囑咐他，「你沒有贍養我們的義務」。大哥倒是經常找他商量家事，比如另一個兄弟家裡有喜事，要隨多少禮。
「棄兒尋親」並不是俗套的溫情故事，成功的只佔百分之幾。
2019年7月，河南省安陽腫瘤醫院，56歲的趙海林正在接受治療。
河南安陽的棄兒趙海林，2019年夏天我去醫院拍他時，已經患了胃癌。幾個月後他就去世了，我去參加葬禮，看到他的孫子抱著他的照片送葬。我在那一刻理解了何謂傳宗接代，他們為什麼被送走，為什麼被收養。這是一種生命的延續，生生死死的交接。
趙海林帶著找到親生父母的願望離開了。他的女兒託人寄來一把浙江海寧的土，葬禮上，他們把土撒在棺材底，讓他枕著故土永眠。
姚雨忠、姚五寶夫婦，曾步行近兩個小時將剛出生的二女兒送到原海寧硤石東山養育堂門口。50年來，夫妻倆一直掛念著這個女兒。
大多數棄嬰曾被放在浙北農家常見的「元寶籃」中。圖為志願者在表演尋親節目，期望更多的棄兒父母站出來。
山東莒縣，棄兒劉彥雷（右）與王順風一起喝羊頭湯、吃鍋餅。他們自小在山東長大，喜食麵食，生活習慣與江南人完全不同。
時隔60年，朱阿華提起女兒仍老淚縱橫，張口就能說出女兒的生日。
2019年8月，河南新鄉的郭忠領來到浙江省桐鄉市，與自己的親生父母、兄弟姐妹認親，一家人淚灑現場。
2019年8月，浙江省義烏市舉辦尋親大會，在海外生活的棄兒們委託志願者做了宣傳頁，等待被前來尋親的親生父母認領。
2020年5月，海寧市斜橋鎮華豐村，袁景軍穿過百米長的「時空隧道」，回家。
註：「侯登科紀實攝影獎」是國內第一個民間的、公益的、以攝影家個人命名的紀實攝影獎，自2007年開展首屆評選，致力於推動紀實攝影對中國當代社會生活的關注。目前，該獎由深圳市越眾歷史影像館承辦，第八屆獎項作品正在徵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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