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薦書|杜君立:火藥時代的中國軍事大分流——《從丹藥到槍炮》

2021-02-13 學人Scholar

作為一個西方漢學家,歐陽泰師承史景遷的衣缽,但在很多方面,他頗具賈雷德·戴蒙德之風。幾年前出版的《1661決戰熱蘭遮》就有些史景遷+戴蒙德的意味。史景遷和戴蒙德都擅長寫歷史暢銷書,前者以描述動人,後者以剖析見長。歐陽泰的書也非常好看,走的是中西技術對比史的路線,選擇的話題也都是中西碰撞的歷史,《1661》與這本《從丹藥到槍炮》在內容上也有交匯之處,比如關於熱蘭遮戰爭,兩本書中都有,只是後者的著眼點僅限於火器和艦船。

在拙作《歷史的細節》中,我曾專門寫過火藥的歷史,一方面,這讓我對火藥的歷史影響有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也讓我對火藥史方面的書籍非常感興趣,所以很早便注意到歐陽泰和他的這兩部書。

跟《1661》一樣,《從丹藥到槍炮》先前就已在臺灣出版,名為《火藥時代》,全書講述了黑火藥的發展史,或者也是關於黑火藥的戰爭史,但主要線索仍是中國戰事以及中國與西方的戰爭,中國以外並非本書的主題。所以本書的副標題是「世界史上的中國軍事格局」。

關於中國火藥火器史,有很多歷史大家都寫過專著,著名如周緯(《中國兵器史》)和王兆春(《中國火器史》)。歐陽泰在前人基礎上重新寫作,意在採用一些新方法,發現一些亮點,具體一點說,是引入了「李約瑟難題」「戴蒙德之問」和彭慕蘭的「大分流」等歷史觀點。

 ▲[美]歐陽泰 :《丹藥與槍炮》

李約瑟提出,為什麼中國古代有很多科技貢獻,但卻沒有科學和工業革命?戴蒙德提出,為什麼是歐洲人徵服了現代世界,而不是亞洲人非洲人或美洲人?(槍炮、鋼鐵和病菌) 彭慕蘭提出,古代中國與西方長期處於相似的發展水平,但在工業革命時期發生分流,西方因為工業技術和美洲資源而大大超過了中國。

具體到本書中,歐陽泰講述了中國對火藥的發明和改進過程,如從助燃到爆炸和助推,爆炸與助推直接導致了槍炮的出現,而歐洲則沒有將火藥作為助燃劑(類似「希臘火」)的階段,直接接受了已經定型並實用的火藥和火銃,將其專門用於戰爭。

火藥最早出現在唐朝,但是廣泛應用是在宋朝,宋朝時期的中國其實是一個「三國時代」,北宋、大遼、西夏,以及南宋、金國、蒙古,這樣一個打得你死我活的戰國時代,讓火藥技術得到迅猛發展,交戰各國彼此軍事競賽,火藥和火器技術的交流也非常快,常常是一方剛剛發明了一種新火器,另一方就馬上學會了。

▲李約瑟(1900-1995)

中國人發明的火藥,不久就成為蒙古人用來屠殺中國人的兇器——

火藥炮還出現在更出名的元軍屠城——1275年的常州之圍中。這是宋元戰爭主要戰役的最後一場。伯顏率軍臨城,昭告城內「如果你們……拒絕投降…我們就掏空你們的屍體做枕頭」。警告無人理睬。於是元軍對這座小城狂轟濫炸,最終破城,開始屠殺。大約有25萬人被屠殺。伯顏的部隊得到新枕頭了嗎?沒有記載。但似乎埋人的巨大的土塚倒是存在了幾百年。20世紀之後還能在那裡發現屍骨。

蒙古人以殘酷的暴力——包括火藥和火炮——徵服中國和亞洲,火器技術又被他們帶到了西方世界。

▲蒙古火器

這一時期,火藥主要是用作助燃,使用形式以火箭為主,後來火藥的爆炸功能也被開發出來,用來製作炸彈,如「震天雷」「鐵火炮」之類,但已經出現小型火銃。

火藥到達歐洲時,恰逢歐洲中世紀晚期列國爭霸,頻繁的戰爭及其烈度致使各國展開武器競爭,因此導致火器發展日新月異。而同一時期的中國卻經歷明朝朱棣之後一兩個世紀的和平階段,火器技術一度停滯不前,中西火器出現了第一次分流。

西方世界主要是利用火藥的助推功能,從銃發展出槍和炮這兩個不同方向:火槍兵取代了長矛兵,火炮從小型炮發展為大型炮,並且炮管越來越長,射程和殺傷力越來越大。

16世紀下半葉到17世紀上半葉,也就是明末清初前後,中國進入戰爭時期,在中西碰撞中互相交流,中國大量吸收和引進佛郎機、紅夷大炮和日本火繩槍,中西又處於同一水平。甚至鄭芝龍仿造了一批西式戰艦,而鄭成功則在臺灣打敗了荷蘭人。戚繼光比歐洲人更早的採用了分層輪射的新戰法,並強調軍事操練的重要性。

18世紀末,西方科技發展和工業革命導致了第二次大分流,其結果便是中國在鴉片戰爭和以後的一系列失敗。作者認為,第一次分流尚可以在短時間內彌補和趕上,第二次分流則要難得多,這才引發了轟轟烈烈的自強運動和洋務運動——

引進佛郎機銃、日本火繩槍、紅夷大炮都相對直接,真正難的是引進19世紀的技術。歷史學家當然早有此見,但細節才是重要的。何種知識、何種技能、何種練習、何種工具才是現代化所必須?現代化的推動者如何看待自身的無知?答案是驚人的。比如說,缺少技術製圖和工具機被證明是最大的掣肘。

▲日本種子島火繩銃,2005年日本國際博覽會

第二次大分流之所以拉開了東西世界的巨大差距,除過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還有「軍事革命」,也就是歷史學家常說的,歐洲戰爭的頻度和烈度要遠遠超過東方。「頻繁的戰爭造就了創新的大熔爐,促使歐洲發展出全世界殺傷力最猛烈的槍炮、訓練最精良的部隊、武力最強大的船,以及防護最堅固的堡壘。」

中國在康雍乾時代經歷了長達兩個多世紀的承平盛世,馬放南山刀槍入庫,在文化上又極端封閉自守,思想桎梏,文字獄持續不斷,而滿人統治者又將騎射視為國粹,對漢人和火器尤其嚴禁,這導致在火器技術上不進反退,連明末都不及。最明顯的證明就是1661-1668年中國(鄭成功)打敗了荷蘭艦隊和他們駐守的熱蘭遮(當時荷蘭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而到1842-1860年,中國被英國遠徵軍兩次打敗(鴉片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

所有武器都是戰爭的產物,沒有戰爭便沒有武器。作者在書中有一張中西戰爭對比圖表,就非常直觀地展現了這種差異。

在經歷了一系列武器和技術引進後,兩個古老帝國之間展開了一場關於東方霸主的爭鬥,甲午戰爭是最後一場黑火藥戰爭。作為火藥的發明者,中國在這場戰爭中依然慘敗。在一部電影(《甲午風雲》)中,清軍大炮裡填的竟然不是火藥而是沙子,因為買火藥的錢被官吏貪汙了。

甲午之後,黑火藥從此走完了千年曆程,退出戰場,成為紐約和倫敦上空的煙花。悄然登場的無煙火藥讓殺人者變得更加隱蔽,也更加陰險,戰爭更加殘酷,這完全是西方人的發明創造,他們接下來還創造了兩次世界大戰。

▲黑火藥

關於火藥歷史,最著名的論斷出自馬克思和培根,他們將火藥說成推動現代社會發展的「三大發明」之一,即火藥摧毀了騎士的城堡,黑暗的中世紀隨之灰飛煙滅。

歐陽泰以此專門論及中國的城牆,中國的夯土城牆遠比西方石頭城堡結實厚重,因此火藥和火炮在中國並沒有發揮出像歐洲那樣天翻地覆的作用。反而是歐洲為了應對火炮攻擊而改進創造的稜堡,在很多方面借鑑了中國城牆的修築原理,比如坡面和夯土。

在17世紀下半葉發生的熱蘭遮戰爭和雅克薩戰爭,中國分別對荷蘭和俄國作戰,雙方火力相近,但面對典型的西方稜堡,鄭成功的明軍和郎坦的清軍卻一籌莫展,由此可見中西軍事技術的差異。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海戰中,在火炮相似的情況下,西方的戰艦要比中國戰船更大,也更好操作,因而西方人對中國人的海戰優勢比較明顯,但中國人採取以多勝少的火攻戰術卻屢屢奏效。在臺灣海戰中,荷蘭艦隊因為一個炮手不小心引燃了火藥庫,導致了整個戰爭的失敗,否則,鄭成功在海上要贏荷蘭並非易事。臺灣的歷史或許會被改寫。這大概就是歷史的偶爾性。

關於古代火器史,中外相關歷史研究頗為豐富。隨著科技史和全球史的興起,普通讀者也對這類邊緣史很感興趣,比如戴蒙德的《槍炮、鋼鐵和病菌》就成為超級歷史暢銷書,最近這兩年還有不少這一類的新書出版,如周維強博士《佛郎機銃在中國》、尹曉冬博士《16-17世紀西方火器技術向中國的轉移》、馮震宇《明末西方傳華火器技術研究》和李湖光《明帝國的新技術戰爭》。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中也用大量篇章來分析中西軍事技術尤其是槍炮火藥的差異。

在本書中,歐陽泰借鑑了中西方多種歷史資料,還原了許多有趣的歷史細節,這是過去我們所不清楚的,比如雅克薩戰役,前後共打了兩次,俄方以少敵多,實際上並未失敗。清軍以三千之眾圍攻幾百人駐守的雅克薩,死傷過半,從1686年7月到10月仍未攻克,但頻繁的火炮攻擊使守軍只能蝸居在地下,最後因為食物短缺、糞便和屍體瀰漫,守軍大量死亡,最後只剩下24人(其中就有主持修築雅克薩城的普魯士人貝盾)。

發生在1662年熱蘭遮城的情況也類似,鄭成功久攻不下,只好採取圍困戰,最後因為一個日耳曼人叛變,荷蘭遭到了失敗。戰爭的殘酷是方方面面的,不僅僅是殺戮,也包括飢餓和瘟疫,以及叛變和出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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