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的廣州黃大仙祠建築。 資料圖片
□ 陳曉平(廣州/學者)
九龍黃大仙祠為香港民間信仰的突出代表，名動海內外。黃大仙祠起源於1897年廣州番禺大嶺村普濟壇、1899年建成的芳村花地黃大仙祠。正是在1899-1913年間，廣州黃大仙祠「香火極盛，傾動一時」，成功塑造了黃大仙「有求必應」的靈驗形象，才有了後來在香港的輝煌。1913年廣州黃大仙祠改作他用，這15年間的歷史也逐漸模糊，其間三水鄭家的貢獻也湮沒無聞。
花地黃大仙祠
香港黃大仙祠供奉赤松子(皇初平、黃初平)，將起源追溯到晉代的浙江金華，但嚴格來說，從1897年番禺普濟壇算起，嶺南黃大仙信仰只有122年歷史。
花地黃大仙祠建成後不久，普濟壇道侶梁仁庵回到老家南海西樵稔崗設立普慶壇。1915年，梁仁庵恭奉黃大仙畫像南下香港，1921年在九龍建成「嗇色園」，後發展成聞名遐邇的黃大仙祠。
香港黃大仙祠興旺發達之後，對道統進行追述，承認番禺大嶺村塾師陳啟東的首創之功，也大力表彰梁仁庵父子家族的中興業績，唯對三水鄭潤煇、鄭潤深兄弟的貢獻不著一字。
2006年，香港嗇色園出版《香江顯跡——嗇色園歷史與黃大仙信仰》，詳盡記錄了嶺南黃大仙信仰的方方面面。遺憾的是，三水鄭氏兄弟在書中只出現過一次。該書徵引普濟壇《驚迷夢》第三集一篇1899年由「悟虛道者」鄭潤深所寫的序言，稱：「……業二年於茲矣，然而化不限一隅，眾惟期共濟，爰於是年春，改建觀於城西之花埭。」(《香江顯跡》第20-21頁)。這篇序文由鄭潤深執筆，揭示出他是廣州黃大仙祠核心人物。
1901年籤訂《辛丑條約》以後，清廷開始實行新政。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為興辦新式學堂，然而政府財力捉襟見肘，不得已借鑑康有為、張之洞提出的思路，實行「廟產興學」，將廟宇祠觀改為學堂，把廟產撥充辦學經費。
1903年，岑春煊出任兩廣總督。岑春煊在傾向維新，到任後，大力實施毀廟興學方針。時有芳村本地紳士郭澤乾，光緒四年舉人，看到這是一個辦學良機，向岑春煊提議：「花地黃大仙祠積存捐款頗多，擬撥充學堂經費，藉資作育人才。」黃大仙祠神董鄭潤煇迫於壓力，將帳冊繳呈給番禺縣令審閱。不久，番禺縣令批覆：「本案現奉學務處委員來縣會同傳訊查辦。」(1904年2月6日《香港華字日報》)
至此，鄭潤煇、鄭潤深兩人在廣州黃大仙祠中的重要性，已初步呈現出來。這兩兄弟，乃是廣東水師提督鄭紹忠之子。
三水鄭家
晚清廣東洪兵起義的叛徒鄭紹忠(1834-1896)，原名鄭金，綽號「大口金」，廣東三水人，長身廣膊，孔武有力，據說嘴巴極大，可塞得進拳頭。鹹豐年間，鄭金加入洪兵起義中的陳金釭隊伍，因驍勇善戰，迅速成為起義軍重要將領。1863年清兵攻陷起義軍根據地，陳金釭被殺，據記載，是由於鄭金的出賣；鄭金降清，改名鄭紹忠，所部改編為「安勇」。鄭紹忠率領安勇，參加了鎮壓太平軍餘部的多次戰役，平定兩廣地方「盜匪」，迭立戰功，1867年升南韶連鎮總兵，歷遷廣東陸路提督、湖南提督，1891年任廣東水師提督，1895年賞加尚書銜。1880年，因廣州治安不靖，兩廣總督張樹聲奏請以鄭紹忠所部常駐省城，再增募二千人，從此到清末設立警察為止，省城治安主要由「安勇」負責。
1896年，鄭紹忠去世，兩廣總督譚鍾麟上奏：「遵查故提督鄭紹忠有子四人。長潤煇，應承正二品蔭生；次潤深，應承從一品蔭生，均未入京考蔭；三附生潤梁；四潤濓。孫五人：應韜、應麟、應元、應燊、應奎，均幼。」(1896年7月28日《申報》)接著，朝廷頒發上諭，長子鄭潤煇「著賞給員外郎，分部行走。」員外郎為從五品京官，相當於部委副司局級，在地方上威風赫赫。次子鄭潤深隨後也取得道員職銜。
花地是廣州後花園，園林遍布，廣植奇花異卉，從城區坐船過來十分便捷，因而成為官員、文人、富商、洋人的度假勝地。鄭潤煇兄弟定居省城，饒於資財，擁有官銜，可與官場打交道，由他們出面籌款興建花地黃大仙祠，比之大嶺村塾師陳啟東來說，有著無法比擬的優勢。
1904年，當時的報刊曾這樣描述：「廣州花埭有黃大仙廟，其神祀黃石公，乃數年前好事者所建，香火極盛，傾動一時，鄉曲小民往往有扶老攜幼走數百裡路來祈福者，是以廟產極豐，廟中執役之人皆成小康。」(《大陸報》1904年第2期)所說奉祀「黃石公」有誤，其它的看來都比較真實。
普濟壇《驚迷夢》第四集記載，花地建祠出力最多的果勇子盧桂鬱，為三水祿步龍坡人。另據《移民的神祗：香港黃大仙》一書作者羅斯教授調查，西樵稔崗黃大仙祠興建時，也有一筆大額捐款來自三水縣的某個有錢人。這一切，都令人聯想到三水鄭氏兄弟，原因無他，晚清時期鄭氏家族就是三水縣的最大豪紳，他們兄弟出面號召，其他三水紳商積極跟進，花地、稔崗黃大仙祠自然容易籌集到資金。
鄭氏兄弟虔信神仙，似乎是受到乃父的影響。鄭紹忠在刀槍叢中討生活，生死常在毫髮之間，1894年他在故鄉三水大旗頭村營建規模宏大的「尚書第」，內設「大仙樓」，祀奉不知名的「大仙」，因他打仗多年，曾幾次遇白髮老人指路，得以化險為夷，遇難呈祥。(中山大學中文系《三水縣大旗頭村鄭金地主莊園調查》，1974年5月《中山大學學報》)
善堂與學堂
1903年起，兩廣總督岑春煊掀起一場大規模的反貪風暴，參劾大小數千名官員，闔省官員重足而立，鄭氏兄弟在岑春煊高壓政策之下也鋒芒盡斂。1904年2月初岑春煊命番禺縣令呂道象、兩廣學務處委員劉士驥前來查辦，他們也只好乖乖配合。
呂道象、劉士驥當月下來調查，發現黃大仙祠居中建築供奉黃大仙，左側建築為善慶善堂，用來贈醫施藥，右邊空地則準備興建「蒙養學堂」(小學)。經了解，仙祠歷年收存捐款及香油錢等有三萬多兩，除用於建築費及舉辦慈善事業外，尚結存六千多兩，若要建設學堂，這筆款子仍然不夠，需要繼續募捐。
不久，鄭潤煇領銜報告，善慶善堂經已經辦理立案手續，先後辦理施醫藥、講善書、設立救生船等多種善舉，並解釋說：供奉黃大仙的緣故，乃是前一段時疫流行，虔誠祈禱之後，疫情漸退，頗著靈驗，故而樹立神像答謝神恩；至於學堂的籌建，等新樓建成後，按學堂章程辦理，請學務處提供學堂建築圖紙；學堂落成後，「將來聘教習、訂課程、定學級、收學生各事，均請由學務處主持。」當時的報紙在發布報導後評論道：「學務處以興學為禁革黃大仙祠之謀，黃大仙即以興學為搪塞學務處之計。」(1904年2月22日《安雅書局世說編》「黃大仙祠稟復學務處」)
由兩份報導可知，當時以黃大仙祠、善慶善堂負責人身份出面與官府打交道的，一直是鄭潤煇。為應對新政壓力，黃大仙祠設立善堂、主動提議興辦學堂，是十分巧妙的策略，第一是把黃大仙祠塑造成公益慈善機構，第二是興辦學堂以適應新形勢，避免被沒收的命運。就在下一年，岑春煊抓住一個機會，將歷史悠久的西關長壽寺全部變賣籌措學費，為當時十分轟動的事件。鄭潤煇的應對尚算機敏，成功逃過一劫。善慶學堂成立後正常招生。到1907年，該校學生經學務處安排轉學到東關學堂，善慶學堂隨之空置。
內訌與結束
1912年3月，同盟會員陳景華出任廣東警察廳長。適有一婢女到警廳投訴遭主人虐待，經醫生驗傷發現渾身傷痕累累。陳景華大發善心，發願保護眾多受虐婢女，並培訓其謀生技能，遂將空置的善慶學堂改為廣東女子教育院，聘請真光學校教師梁慕貞擔任院長。
是時，省城內外，孤苦無依的女童、逃亡婢女甚多，陳景華儘量收容，不久教育院的學生總數竟達到400多人，其中幼齡女童100多人，房舍已不夠用。陳景華向黃大仙祠主事人提出，租用仙祠後樓為女生寢室，被神董所拒絕。不久，「仙祠執事以數目內訌，訴諸警廳」(梁冰弦《青衣紅淚記》，載1917年《天荒》第一期)。
陳景華趁此機會，利用警權將仙祠人員
全部趕走，沒收祠產，除安排課堂、寢室外，還將第一進建築給女子教育院辦工藝場。1913年9月，龍濟光督粵，槍斃陳景華，女子教育院解散，黃大仙祠建築空置，原在西關的孤兒院隨後遷入。1916年底潘達微重掌孤兒院後，增建了一些西式建築。(1917年《廣東公立孤兒教育院第一次布告書》)1938年廣州淪陷，孤兒院荒廢，仙祠建築被拆毀(現在的芳村黃大仙祠是改革開放後復建)。
黃大仙信仰能取得今日的崇高地位，離不開芳村時期鄭氏兄弟的貢獻。他們在自己捐款之外，還動員更多紳商參與，與壇中道友一起苦心經營，以樹立黃大仙「有求必應」的形象。黃大仙祠聲譽鵲起，選中芳村花地這個靠近省城的位置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們通過扶乩請得黃大仙「仙方」治病救人，樹立起黃大仙十分「靈驗」的口碑。
梁冰弦是潘達微辦理孤兒院的主要助手，屬於事件的親歷者。他在《青衣紅淚記》中提到仙祠主事人之間「以數目內訌」，估計是發生在三水鄭氏兄弟與另一派弟子之間，雙方就此分道揚鑣。香港黃大仙祠、嗇色園自己的出版物幾乎不提鄭氏兄弟，或與此次內訌有關。
慈善與信仰的共生
有意思的是，鄭氏兄弟與陳景華都覺得自己是在從事神聖的慈善事業，雙方卻水火不相容，其間的對立，凸顯了清末民初新舊交替時期觀念上的巨大差異。在陳景華看來，用虛幻的「神仙」來吸引信眾，用中醫中藥治理瘟疫，屬於愚昧落後，必須加以驅逐；在鄭氏兄弟看來，藉助神仙信仰來行善，適應了民眾的心理需求，有利於籌集善款。
香港可能是中國最早進入「現代化」的城市，然而時至今日，香港黃大仙祠依然門庭若市。香港道教目前依然活躍的金蘭觀、青松觀、省躬草堂、抱道堂等等，都是近代道堂運動的產物，它們也都舉辦各類善舉。近代善堂與道堂往往是一種共生關係。
近代道堂運動的興起，是本土主義對鴉片戰爭後新形勢的回應，他們認識到單靠儒家思想資源無法應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主張融合儒釋道三家思想，提出新的「救世」方案。這些道堂多供奉呂祖、關公、觀音、文昌帝君，也供奉一些地方神明。他們從天人感應學說出發，認為瘟疫的產生來自人間的道德敗壞，需要重振信仰以消滅瘟疫產生的根源，用道符配合「仙方」治病，舉辦儀式「禳災清疫」。在同時湧現出大批道堂的情況下，誰家的仙方、靈籤、乩語特別「靈驗」，就能吸引到更多信眾，汲取更多資源辦理慈善事業。黃大仙祠就是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的一個佼佼者。
迄今為止，中國近代思想史著作基本上是「精英思想史」，對廣泛滲透中下層社會的道堂運動所產生的思想成果不屑一顧，思想史學者也幾乎都不讀道堂運動產生的巨量文獻。與此同時，慈善史學者缺乏對民間信仰的了解，既有成果也不免狹隘。對中國道堂運動的研究，此前主要是宗教學者、人類學者在做。筆者認為，道堂運動文獻所蘊含的思潮，代表了近代中下層社會的「本土主義」思想主流。只有打破學科界限，借鑑宗教學、人類學的研究成果，融合思想史、社會史視角，全面梳理解讀各地道堂運動文獻，對現存道堂作「田野調查」，才能理解中下層社會對鴉片戰爭以來世變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