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導絕育的德國醫生兼遺傳學家弗裡茨·倫茨（Fritz Lenz）曾說過，納粹主義不過是「應用生物學」。
1933年春季，當赫爾曼·穆勒開始在柏林的凱澤·威廉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工作時，他目睹了納粹將「應用生物學」付諸行動。同年1月，納粹黨領袖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3月，德國議會通過了授權法案，賦予希特勒前所未有之權力，從而使他可以不經議會批准就制定法律。狂熱的納粹準軍事部隊為了慶祝勝利，手持火把在柏林街頭舉行了規模盛大的遊行。
阿爾弗雷德·普羅茲（1860-1940）
按照納粹主義的理解，「應用生物學」實際上是應用遺傳學，它的目的就是讓「種族衛生」成為可能。納粹主義並非是這個術語的始作俑者：德國物理學家與生物學家阿爾弗雷德·普羅茲（Alfred Ploetz）早在1895年就創造了這個詞語。
按照普羅茲的描述，「種族衛生」就是對種族進行遺傳淨化，就像個人衛生指的是對自己的身體進行清洗一樣。個人衛生通常要清除身體的碎屑與排洩物，而種族衛生則要消除遺傳物質的殘餘，並且創造出更健康與更純淨的種族。
1914年，遺傳學家海恩裡希·波爾（Heinrich Poll，普羅茲的同事）寫道：「就像生物體殘忍地犧牲退化細胞，或者外科醫生冷酷地切除病變器官一樣，這都是為了顧全大局才採取的不得已措施：對於親屬群體或者國家機關等高級有機體來說，不必為幹預人身自由感到過度焦慮，種族衛生的目的就是預防遺傳病性狀攜帶者將有害基因代代相傳。」
1921年的美國某篇社論將優生學描繪成了一棵枝葉繁茂、涉及各行各業的大樹。
普羅茲與波爾將高爾頓（Francis Galton）、普裡迪和達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等英美兩國優生學家視為這門新興「學科」的先驅。他們認為，維吉尼亞州立癲癇與智障收容所就是一項理想的遺傳淨化實驗。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的美國，像卡麗·巴克（Carrie Buck）這樣的女性在經過鑑定後會被遣送至優生集中營，而德國的優生學家非常渴望憑藉自身的努力來獲得國家支持，他們可以通過該項目對具有「遺傳缺陷」的人們進行監禁、絕育或是根除。
美國絕育運動漫畫
希特勒曾經在慕尼黑領導「啤酒館暴動」，而他也因發動這場失敗的政變遭到監禁。20世紀20年代希特勒於監獄服刑期間，接觸到了普羅茲的觀點與種族科學的內容並為之一振。與普羅茲一樣，希特勒也相信遺傳缺陷將會緩慢毒害整個民族，同時阻礙這個泱泱大國的復興。
德國種族人類學家布魯諾·貝格（Bruno Beger）曾在納粹德國的先祖遺物（Ahnenerbe）智庫工作，1938年曾遠徵西藏對雅利安人的起源進行研究。圖為1938年布魯諾·貝格對一名錫金男子的面部特徵進行測量。
當納粹黨於30年代掌權後，希特勒馬上行動起來：1933年，納粹政府通過了《遺傳病後裔防治法》（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Hereditarily Diseased Offspring），也就是通常說的「絕育法」。這項法律的主要內容明顯照搬自美國的優生計劃，而納粹政府為了取得更大的效果對其內容進行了擴充。
該法律強制規定：「任何患有遺傳疾病的人都將接受外科手術絕育。」早期制定的「遺傳病」列表中包括，智力缺陷、精神分裂症、癲癇、抑鬱症、失明、失聰以及嚴重畸形。如果需要對某人進行絕育，那麼需要向優生法院提交國家認可的申請。「一旦法院同意執行絕育」，流程就開始啟動，「即使違背本人意願，手術也必須執行……而在其他措施無法控制局面時，可以採用強制手段實施」。
1936年影片《遺傳病》（Erbkrank）劇照。
為了爭取民眾對絕育法的支持，納粹政府藉助各種法律禁令來協助推廣，並且最終將這種手段發揮到極致。《遺產》（Das Erbe）與《遺傳病》（Erbkrank）是種族政策辦公室拍攝的電影，其主要目的是展示「缺陷」與「不健康」導致的疾病。這兩部影片分別於1935年與1936年上映，而德國各地的影院均一票難求。
在電影《遺傳病》中，一位飽受精神病折磨的女性在不停地擺弄自己的手指和頭髮，另有一位畸形兒童無助地躺在床上，還有一位肢體短縮的女性只能像牲畜一樣「四腳」著地。與上述兩部電影中的可怕畫面相比，雅利安人的完美身體簡直就是電影史上的頌歌：《奧林匹亞》（Olympia）是萊尼·裡芬施塔爾（Leni Riefenstahl）拍攝的一部電影，該片讚美了那些朝氣蓬勃的年輕德國運動員，他們通過健美操展示肌肉線條，簡直就是完美遺傳的化身。心懷厭惡的觀眾們面無表情地盯著這些「缺陷」，同時對那些超人般的運動員充滿了嫉妒與渴望。
當國家機器大肆造勢鼓吹並強迫人們被動接受優生絕育的同時，納粹政府也在法律的掩護下不斷逼近種族淨化的底線。1933年11月， 一項新頒布的法律允許國家可以對「危險罪犯」（包括不同政見人士、作家和記者）進行強制絕育。1935年10月，為了防止基因混合，納粹政府在頒布的《德意志血統及榮譽保護法》（即「紐倫堡法案」）中，禁止猶太人與德意志血統的公民結婚或者與雅利安後代發生性關係。此外還有一部法律禁止猶太人在自己家裡僱傭「德國女傭」，恐怕沒有比這更離奇的例證來說明身體淨化與種族淨化之間的關係了。
紐倫堡法案的示意圖。從左向右依次為：德意志血統人，二級混血兒（四分之一猶太），一級混血兒（二分之一猶太）和兩種猶太人（四分之三及四分之四猶太）。其中可以看到一級混血兒與二級混血兒或德意志人結婚需要許可證，而猶太人與二級混血兒或德意志人禁止結婚。
實現規模龐大的絕育與收容計劃，需要建立與之相應的龐大行政機構作為支撐。截至1934年，每個月都會有近5000名成年人被絕育，而200個遺傳健康法庭（或者叫遺傳法庭）不得不超負荷運轉，對涉及絕育的上訴進行裁定。在大西洋彼岸，美國的優生學家不僅對此舉稱讚有加，同時也在感嘆自身有效手段的匱乏。
洛斯羅普·斯託達德（Lothrop Stoddard）是查爾斯·達文波特的另一位門徒，他曾經於20世紀30年代末期在德國訪問了某個遺傳法庭，並為絕育手術的療效寫下了讚美之詞。在斯託達德來訪期間，他見到的被告包括一位女性躁鬱症患者、一位聾啞女孩、一位智障女孩以及一位「猿人模樣」男人，這位男士不僅娶了猶太女人為妻，還明顯是個同性戀，而這在當時簡直就是十惡不赦。從斯託達德的記敘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仍不清楚出現這些症狀的遺傳本質是什麼。儘管如此，全部被告還是很快就被判決接受絕育了。
絕育在悄然無息中徹底變成了殺人機器。早在1935年，希特勒就曾私下仔細考慮過將基因淨化工作從絕育升級至安樂死，就淨化基因庫這項工程而言，還有什麼比從肉體上消滅他們更快捷的方式嗎？但是希特勒也很在意公眾的反應。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期，德國民眾對絕育計劃的漠然態度反而助長了納粹政府的囂張。
1939年，機會終於來了。那年夏季，理察·克雷奇馬爾（Richard Kretschmar）和莉娜·克雷奇馬爾（Lina Kretschmar）向希特勒請願，希望對他們的孩子格哈德（Gerhard Herbert Kretschmar）實施安樂死。格哈德只有11個月大，他生來就失明且伴有肢體殘疾。格哈德的父母是狂熱的納粹分子，他們為了表達效忠德意志的決心，希望將自己的孩子從國家遺傳基因庫中清除。
德國醫生卡爾·勃蘭特（1904-1948）
希特勒認為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時機，他批准了對格哈德·克雷奇馬爾實施安樂死的請求，然後將該項計劃迅速擴展應用到其他兒童身上。在私人醫生卡爾·勃蘭特（Karl Brandt）的協助下，希特勒頒布了《嚴重遺傳性與先天性疾病科學登記制度》，並以此為契機大規模開展安樂死計劃，以便在全國範圍內徹底清除遺傳「缺陷」。
1938年左右的這則海報上標註了這麼一則話：「一個遺傳缺陷患者的一生將耗費社會6000萬馬克，這其中便包括你的錢。」
為了賦予這種滅絕措施合法的身份，納粹政府開始委婉地將受害者描述成「沒有生存價值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這個離奇短語傳遞出的意思是納粹優生學邏輯在逐步升級：對遺傳缺陷攜帶者實施絕育已不足以讓未來的國家得到淨化，必須把他們從現有的體制內徹底清除。這就是遺傳學上的最終解決方案。
在「T4行動」中，有數以萬計乃至數以十萬計的「通過決定性的醫學檢查被判為病入膏肓無可救藥的病人」被醫生殺死。圖源：Urban Labs
這場屠殺最開始以3歲以下的「缺陷」兒童為目標，但是到了1939年9月，其目標人群已經擴展到青少年範圍。隨後，少年犯也被劃入了名單，而被殃及的猶太兒童比例則非常突出，他們被迫接受由國家指定醫生進行的體檢，並且被隨意貼上「遺傳病」的標籤，往往因為某些微不足道的藉口就遭到清除。
到了1939年10月，該計劃的清除對象已經延伸到成年人。執行安樂死計劃的官方總部位於柏林動物園街4號（No.4 Tiergartenstrasse）的一座精美別墅，而該計劃根據其街道地址最終被命名為「T4行動」（Aktion T4）。
此後德國各地都相繼建立起滅絕中心，這些建築的地下空間被改造成密閉的毒氣室，不計其數的受害者就在這裡被一氧化碳奪去了生命。為了加深公眾的感性認識，納粹政府還為T4行動披上了科學與醫學研究的外衣。
在披著白大褂的黨衛軍軍官押送下，安樂死計劃的受害者乘坐裝有鐵窗的大巴被送往滅絕中心。緊鄰毒氣室的房間裡臨時搭建起混凝土解剖臺，其四周環繞著用來收集液體的深槽，醫生們就在這裡解剖受害者的屍體，然後將他們的組織器官與大腦保存起來，作為日後的遺傳學研究標本。顯而易見的是，這些「沒有生存價值的生命」對於科學進步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在安樂死結束後，納粹政府會籤發數以千計經偽造的死亡證明，上面標有各種非常荒謬的死因。1939年，瑪麗·勞（Mary Lau）的母親因患有精神病性抑鬱症被實施安樂死。可是她的家人卻被告知，患者死於「嘴唇上的肉贅」。截至1941年，T4行動已經屠殺了將近25萬的成人與兒童。此外，在1933 年到1943年間，大約有40萬人根據絕育法接受了強制絕育手術。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是一位頗具影響力的文化批評家，她曾記錄下納粹政府的倒行逆施，並且在戰後提出了著名的哲學概念「平庸之惡」，藉此反映納粹統治時期麻木不仁的德國文化。但是當時人們對於邪惡的輕信已經司空見慣。納粹政府認為「猶太特性」或者「吉普賽特性」由染色體攜帶並通過遺傳來延續，因此實施遺傳淨化需要完全顛覆原來的信仰，然而人們卻不假思索地把盲從作為文化信條。
奧特馬爾·馮·維斯徹爾（後立者）在監督兩名男子的頭部測量工作。
事實上，許多科學精英（包括遺傳學家、醫學科研人員、心理學家、人類學家以及語言學家）都很樂於為完善優生學計劃的理論基礎出謀劃策。奧特馬爾·馮·維斯徹爾（Otmar von Verschuer）是柏林凱澤·威廉研究所的一位教授，他在《猶太種族生物學》（The Racial Biology of Jews）一書中認為，神經症與癔症是猶太人的內在遺傳特徵。
維斯徹爾注意到，猶太人的自殺率在1849年到1907年間增長了7倍，而他異想天開，認為造成上述情況的原因與歐洲國家系統性迫害猶太人無關，這只是他們神經官能症過度反應的表現：「只有具備神經錯亂與神經過敏傾向的人才會以這種方式應對外部條件變化。」
最終，納粹政府淨化「遺傳病」的計劃演變為一場更大災難的序曲。這場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浩劫與之前的滅絕（針對失聰、失明、失語、跛足、殘疾以及智障人員）行動不可同日而語。在大屠殺期間，有600萬猶太人、20萬吉普賽人、幾百萬蘇聯和波蘭公民還有不計其數的同性戀者、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以及持不同政見者在集中營與毒氣室中慘遭殺害。
此類令人髮指的暴行與早期的滅絕計劃本質上一脈相承，納粹主義正是在野蠻優生學的「幼兒園」裡學會了這些卑鄙伎倆。「種族滅絕」（genocide）這個單詞的詞根與基因「gene」同源，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明：納粹主義盜用了基因與遺傳學的名義為延續其罪惡進行宣傳與辯解，同時還駕輕就熟地將遺傳歧視整合到種族滅絕的行動中。
奧斯維辛集中營站臺上的挑選：分到右隊意味著勞役，左隊則被發往毒氣室。照片中為來自喀爾巴阡山羅塞尼亞地區的匈牙利猶太人。
從肉體上消滅精神病與殘疾人的行為只是大規模屠殺猶太人之前的熱身運動。基因就這樣史無前例地在悄無聲息中與身份混為一談，然後這些帶有缺陷的身份被納粹主義利用，並且成為他們實施種族滅絕的藉口。
在20世紀40年代暗無天日的德國，基因學說已經成為某種潛在的政治與文化工具，遺傳淨化這個藉口也逐漸被融入種族淨化的過程，納粹政府不斷歪曲遺傳學事實來支撐國家主導的絕育和滅絕行動時，將遺傳學視為種族淨化的工具。
可見，納粹德國實施的種族淨化是不斷升級的，最開始是有遺傳病者進行絕育，隨後對三歲以下的殘疾嬰幼兒實行安樂死，之後安樂死的年齡不斷擴大到成年人。不過，這些都是序曲，在納粹德國看來，猶太血統本身就是一種遺傳缺陷，因而對猶太人實施了大規模慘無人道的種族滅絕。
時過境遷，納粹的慘無人道已為世人銘記，其歪曲基因學說來實現政治目的的手段，也將遺傳基因的研究一度引入危險的境地。如果非要說納粹對遺傳學發展有什麼貢獻，那麼最主要的便是：它為優生學蓋上了奇恥大辱的烙印。
納粹優生學的暴行成為一部現實版的反面教材，人們也對某些教唆勢力也重新進行了全面的審視。在這之後，各個國家的優生學計劃悄然而止。1939年，美國優生學檔案辦公室的運營資金開始明顯減少，到了1945年之後則大幅下降。而對於那些最狂熱的支持者來說，他們似乎對曾經蠱惑德國優生學家的事實集體失憶，並且最終灰溜溜地放棄了這場轟轟烈烈的優生運動。
文章轉載自：利維坦（liweitan2014）
從個人到角色，他們會怎樣入戲？這個攝影師花了36年記錄下300位演員的私密時刻。
由於環境特殊，清理難度大，這裡成為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垃圾場。曾經人煙稀少，沒有汙染的純淨聖地正在悄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