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覺這種建築與環境的關係不太妥當。
貝聿銘（ 1917.4.26—2019.5.16 ）
圖源：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撰文 | 王丹紅（《知識分子》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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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上
1. 「母親教我學會聆聽寂靜」
2. 「在上海，我喜歡上了建築」
3. 「他鼓勵我成為建築師」
4. 「媽媽是爸爸的秘密武器」
5. 「格羅皮烏斯是我到哈佛的真正原因」
6. 「父親建議我留在美國」
下
7. 紐約：新天地
8. 建築：沉默的幾何
9. 「明月清風是故人」
10. 香港-北京：中國銀行大廈
11. 「他給世界留下一座金字塔」
12. 上海-紐約：雙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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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新天地
齊肯多夫也許是最具想像力的開發商。當他請我為他工作時，我接受的主要原因是想學一些房地產開發的經驗。出乎意料的是，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我來美國後，很少走出學術界，是齊肯多夫將我帶入一個新世界，我很感謝他。他的想像力豐富，勇於嘗試新事物新思想。當然，其中很多想法最終並未實現。那十年中，我做了很多設計，蓋得不多，但我從他那裡學到的知識令我終身受益。
左：紐約地產大亨威廉·齊肯多夫。
右：1981年10月28日，貝聿銘在紐約的辦公室。
威廉·齊肯多夫 （Willam Zeckendorf，1905-1976） 是紐約的地產大亨。1948年春，他聘請貝聿銘作為他公司 （Webb and Knapp） 的建築設計師。貝聿銘帶著家人從波士頓來到了紐約。
這是他事業生涯的轉折點：從學術象牙塔走進地產開發新天地。
兩人的個性和背景截然相反，一個大聲說話舉止粗魯，一個溫文爾雅以理服人，但他們成為了一生的朋友，共同創造了許多經典作品。貝聿銘在齊肯多夫共事的過程中了解並學會了產業界的政治和營運。
貝聿銘到紐約，是天時、地利、人和。
1949年4月，美國聯邦政府頒發了《1949年住房法》，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出臺的重要法案，涉及城市更新、公共住房建設、公私合作等。這一法案始於艾森豪總統時期，鼓勵改造美國城市中的貧民窟。如果開發商希望加入這類專案，大多需要有州長和市長的支持。
通過齊肯多夫，貝聿銘結識了政界。
他說，「這對我幫助很大，來紐約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結識市長、州長，但在那以後十年間，我見過數不清的州長和市長。我們乘坐他的DC-3私人飛機跑遍了許多城市。在做人方面，我也從他那兒學到不少。我學會了慷慨的重要性，他是個十分慷慨的人，慷慨是一種美德。」
「地產開發涉及政治和其它許多領域，有很多難題需要解決。我想說如果不是當初我從齊肯多夫那裡遇到過各種難題，我是無法在巴黎倖存的。要將市中心一大片舊房子推倒，改建成新的，並把這些想法推銷給市政府和州政府，不是簡單的事，它需要很有耐心和對政治的了解。齊肯多夫教會我更有耐心，也讓我懂得社會是怎麼運作的，並了解重大市政工程幕後的權力結構。」
在齊肯多夫的公司，貝聿銘主持設計的項目包括：亞特蘭大喬治城海灣石油公司辦公樓、紐約基浦斯灣區公寓和紐約大學高層公寓、科羅拉多丹佛市法庭廣場的改造、華盛頓特區朗方廣場等。
他為費城社會山 （Society Hill） 改造工程感到驕傲，當年的貧民窟街頭妓女成群，如今是費城最高尚社區，而紐約大學的高層公寓已成為當地的地標之一。
與此同時，在太平洋彼岸的北京，為北京新行政區域規劃的設計，梁思成和陳佔祥與蘇聯專家針鋒相對、據理力爭，敗得一塌糊塗，被批判為 「企圖否定天安門作為全國人民嚮往的政治中心」，建築師 生涯中止。
《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封面及內頁 （梁思成）
1952年，繁忙不已的貝聿銘要求齊肯多夫為自己配備助理，並從哈佛設計研究院選擇了幾位學者組成團隊。這個由哈佛學子組成的團隊，第一個項目就是改造齊肯多夫位於公司21層大樓的頂層辦公室。
齊肯多夫的頂層豪華圓形辦公室，柚木牆襯、玻璃天窗，辦公室桌上有一個可控制所有燈光的控制盤，讓他像好萊塢的製片人一樣動一動手就可控制整個舞臺。離開辦公室幾步，一部不鏽鋼專用電梯通上一層的私人餐廳。辦公室外是一個中國式庭院，栽種有扭曲的松樹。
《財富》雜誌用四頁篇幅報導這個嶄新的辦公室，文章寫道：沒有人能否定貝聿銘將環境與居住者高度統一的成就。而且，它賦予其居住者以特別優勢，在自己令人驚嘆的地盤展開商務會談。
經歷了十多年的城市改造，貝聿銘學會了以發展的眼光，將城市看成是一個生命有機體。
他說：「齊肯多夫的冒險精神對我來說特別重要，他極度重視設計理念，我很滿意我們之間的合作方式。十年間，我們聯手以高質量、合理規劃的低收入建築，取代了眾多劣等建築。回首往事，我仍為這些工程感到由衷的自豪。」
1955年，35歲的貝聿銘把設計團隊改組為公司，邁出獨立第一步，它的首要任務是為齊肯多夫工作，但同時可與其他公司合作，新公司的特點之一是在設計中採用詳細的建築模型。
1960年，貝聿銘公司脫離了齊肯多夫公司，完全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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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沉默的幾何
多年後回憶當時的情形，貝聿銘記憶猶新：「在考察時，我想起了兒時陪母親到山頂的佛教祠堂。在科羅拉多山，我試圖再次聆聽寂靜，就像當年母親教我的那樣。對這一地帶的勘察成為我的一種宗教之旅。這項工程也讓我有機會脫離包浩斯的局限，這也是我所期望的。」
1967年竣工的美國大氣研究中心，以落磯山脈為背景，像一幅立體派畫作，被稱為 「沉默的幾何」。
美國大氣研究中心位於科羅拉多州波爾德市，它是貝聿銘設計事務所獨立後的第一件作品。
大氣研究中心背靠落磯山脈。如何將建築與曠野般的大自然協調，是他面臨的挑戰，當時的他只有在城市工作的經驗。
1961年，在得到大氣研究中心的委託之後，貝聿銘和太太租了一輛車，遊遍了科羅拉多、亞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參觀了坐落於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空軍學院。他發現空軍學院的規模更大、設計也很漂亮，但建築本身作為一個整體，與自然環境有所分離，他感覺這種建築與環境的關係不太妥當。
他從當地印弟安人居所得到了靈感。他說，印第安人崇拜太陽神，期望與之和諧共存，當地的土著建築，仿佛根植於山石之中。他決定借鑑這種方法，讓建築看似從山體中雕刻而出，與環境和諧共存。
大氣研究中心在1967年竣工，它像是以落磯山脈為背景的一幅立體派畫作，為貝聿銘贏得新聲譽。他獲得了多種多樣的委託項目，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甘迺迪總統圖書館。
1963年11月，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後，他的家人和朋友決定為他建一個紀念圖書館。以甘迺迪夫人傑奎琳為主席的圖書館顧問委員會，經過幾個月的考察，挑選了一組傑出的建築師，傑奎琳做出最後決定：貝聿銘。
1964年，甘迺迪總統圖書館理事會議上，貝聿銘與甘迺迪夫人和甘迺迪的弟弟。
傑奎琳表示，做出這個決定基於兩方面考慮。第一，她欣賞貝聿銘早期項目中的多樣性創意。「他似乎不僅僅只用一種方法解決一個問題。他專注於每一個委託項目，從項目本身出發而思考，然後創造出某種美麗。」 第二，這也是一個基於個人情感的決定。「他總是全力以赴，這一點就像傑克 （甘迺迪總統） ；他們同一年出生，年齡相差不到一個月。我認為，和他合作應該是一項偉大的嘗試。」
貝聿銘說：「1964年，當甘迺迪夫人選中我時，我感到這會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程委託。我當時真的這麼想，現在仍然這麼認為，因為它讓我被美國公眾所了解，並讓我更容易被其他業主所接受，但是，我很遺憾該專案最終未能實現我期望的效果。它應該是一項很偉大的工程。」
從1965年啟動到1979年竣工，這個項目持續14年，中間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令貝聿銘倍感挫折。
首先，選擇地址用了10年的時間，在哈佛廣場附近的選址受到當地居民的堅決抗議，他們擔心建在此處的甘迺迪圖書館建會成為旅遊新景點，影響哈佛大學的學術環境。哈佛大學是甘迺迪總統的母校，也是貝聿銘的母校，他的三個兒子也是哈佛學生，他的痛苦難以言喻；其次，傑奎琳女士1966年再婚，脫離了項目，接手項目的是甘迺迪弟弟、參議員羅伯特·甘迺迪 （Tedd K） ，1968年遇刺，項目再次失去領導，等等。
最後，甘迺迪圖書館的地址是波士頓港灣的一處垃圾處理場。貝聿銘化腐朽為神奇，天才般地為圖書館設計了面朝大海的巨幅玻璃幕牆，為館內帶入永恆變幻的天光和海洋風景，而窗外的景色美麗如畫卷。
海邊的甘迺迪圖書館
1979年10月20日，甘迺迪圖書館舉行了開館儀式。貝聿銘為自己能承擔這樣一個偉大的項目而深感幸運，這項工程不僅締造出經典般的建築，也讓傑奎琳和貝聿銘成為私交甚好的朋友。
1978年10月17日，傑奎琳在北京故宮聽導遊講解。圖片來源：American First Ladies in China, A Fascinating, Untold Saga http://www.firstladies.org/blog/american-first-ladies-in-china-a-fascinating-untold-saga-part-2/
1982年10月17日，當貝聿銘設計的北京香山飯店舉行落成典禮時，傑奎琳作為他的特邀嘉賓專程到北京出席典禮。
9
「明月清風是故人」
在上海國際飯店，貝聿銘夫婦和貝家三十多位親屬重逢。在蘇州老家，面對100多位穿著破舊藍黑衣服的親戚，他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回到美國後，同事問他是否在這些親戚前有一種優越感，他說：「我在他們面前沒有一絲一毫的優越感。他們當中任何一個人可以是我，我也可以是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一切都是歷史的偶然。」
1965年9月3日，梁思成手跡關於李瀅 ：「1946年秋至1947年夏我在美國耶魯大學講學一年，寒假期間（1946年末至47年一月上旬）期間，我曾到麻省工學院所在的波士頓市渡假，差不多每天見面。那時她完全是一個資產階級 『小姐』。在校學業大概不錯，頗受到當時在美國的芬蘭建築師阿爾瓦·阿爾託（Alvar Alto）和德國建築師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二人都是國際知名的 『大師』）的重視。」
1971年4月的一天，在紐約曼哈頓的工作室，貝聿銘從報紙上讀到一條令他狂喜的新聞：中國邀請美國桌球代表團訪問中國。他坐立不安地問：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也許幾年後就能回中國了！
貝聿銘並沒有等待太長時間。1972年2月，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破冰之旅。1974年4月，美國建築師學會會長馬克斯·厄巴恩 （Max Urbahn） 率領一支55人的建築師代表團訪問中國，貝聿銘夫婦隨團回到了祖國，這是他們夫婦在1930年代赴美國留學後，第一次故鄉之旅。
代表團從香港與深圳之間的羅湖橋入境，乘坐飛機或列車訪問了11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西安、洛陽等。
回到蘇州，當年家族的私家花園林獅子林，已成為人民公園，只有園東附近的立雪堂唐寅題寫的楹聯依舊：蒼松翠竹真佳客 明月清風是故人。
這次回國之旅，貝聿銘發現從1950年代開始，中國早期留學歐美的建築師們已經凋零，林徽因已於1955年病逝；梁思成黃作燊在文革中受盡迫害；陳佔祥和李瀅像隱士一樣消失了；城市中，千篇一律的蘇式建築令人沉重。
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1978年，中國政府邀請貝聿銘就有關城市發展和規劃提出建議，他呼籲保存中國傳統的建築文化。12月中旬，貝聿銘夫婦帶著四位子女和兩個孫子來到北京。在人民大會堂，谷牧副總理邀請他為中國建十座現代化賓館，包括在紫禁城附近建一位大廈。
貝聿銘謝絕了。他說：「我的良心不容許我這樣做，如果你從紫禁城城牆上瞭望，你會看見房頂金色的琉璃瓦，天空之外還有景山，鐘鼓樓裡傳出的晨鐘暮鼓，它們賦予紫禁城特有的氣質，如果這種氛圍被破壞了，你就破壞了一種神聖…… 我不願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中國政府接受了貝聿銘和其他建築師的建議：禁止在紫禁城的一定範圍內建高層建築。與此同時，政府請他在北京香山建一座現代化賓館。
香山是位於北京西效的一片山林公園，自1186年建成香山寺始，至1911年清朝結束，一直是皇家園林。1919年，民國前總理熊希齡 （1870-1937） 在香山建築了一所收養貧窮孩子的學校——香山慈幼園。貝聿銘建新香山飯店的地址，為香山慈幼園女校地址，它曾是前清皇室的寢宮，名中宮。
貝聿銘認為，現代風格並不適合香山的環境。他到蘇州、杭州、無錫尋找靈感，希望結合中國古典建築精神，創造第三種建築語言，即將中國古代建築與現代風格相結合。他設計了以一座4層高大中庭為中心、有325間客房的飯店，並請中國園林專家、上海同濟大學教授陳從周作為顧問。
山林中的香山飯店 示意圖
1982年10月，香山飯店竣工落成，從外觀上看，它像是香山中的一個江南園林。但國內部分建築界同行認為，在北方的皇家園林建一座江南風格的庭院，並不妥當。《人民日報》的文章寫道，新飯店看起來有點奇怪…這種類型的建築在中國北方並不常見。
交付使用後，香山飯店出現管理不善衰敗失修等問題，貝聿銘從此再也未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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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京：中國銀行大廈
中國銀行總部大廈的設計，不僅僅是一種挑戰，更是一種義務，一種絕對的義務，是我對中國和我父親盡的義務。我父親屬於當代中國的第一代銀行家，一生都獻給了銀行業。在他那個時代，人們使用的是算盤，而今天人們用的是電腦，一個世紀內的變化發展之大，令人無法想像。以建築來表達傳統的延續性是很難的，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在北京的工程做到了這一點。我對我們在北京的最終設計感到很滿意。
—— 貝聿銘 2000年
香港 中國銀行大廈 成為香港新地標。來源：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1982年的一天，中國銀行的兩位代表到紐約拜訪89歲的貝祖貽先生，請他說服兒子設計香港中國銀行大廈，並邀請他回國擔任終身董事。
貝祖貽說：「非常感謝各位邀請，如果早幾年，我可能會同意，但現在不行了。」 不久後他便去世了。
貝聿銘同意設計香港中國銀行大廈，這與他生命的經歷有關。1918-1927年，因父親在中國銀行香港分行任職，他在香港度過了童年。
1982年，貝聿銘接受香港中國銀行大廈專案時，香港已確定於1997年由英國歸還中國。這一建築象徵意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他最大的挑戰在於設計。當時，中國銀行的鄰居是滙豐銀行總部大廈，這是英國建築師諾爾曼·福斯特的作品。貝聿銘說：「儘管各方麵條件有限，地塊也不理想，我仍然覺得有義務要做得比滙豐總部大廈更好。」
上海外灘，沙遜大廈與中國銀行大廈
貝聿銘內心應該有一種特殊的情結。1934年，中國銀行在上海外灘建中國銀行總部大樓時，他的父親貝祖貽任中國銀行大廈理事會理事長，原計劃將大樓設計為上海新地標，遠高於旁邊有「遠東第一高樓」之稱的沙遜大廈。沙遜家族強烈抗議，提出在英租界的建築高度不能超過沙遜大樓。官司打到英國，中國銀行被迫讓步。最終，1946年建成的中國銀行大廈略低於沙遜。
1990年落成的70層高的香港中國銀行大廈，高度超過了旁邊的滙豐銀行總部，成為香港的新地標。也許，這是中國版 「王子復仇記」；而曾經受到激烈抨擊的掕角玻璃立面設計，幻化為貝聿銘建築的經典標誌。
1995年，78歲的貝聿銘再次承擔重任：設計中國銀行總部大廈。
在洽談之初，他有猶豫。首先，年紀大了，經常飛北京會很累，銀行建議由他的兩個兒子的貝氏建築事務所擔任主要建築師角色，他為工程設計顧問；第二，這是一座大型建築，地址距離紫禁城西約一英裡，高度受限。
北京 中國銀行總部大廈內部的花園、石頭雕塑和中庭 來源：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貝聿銘再次匠心獨運，他將建築物的中心設計成一座擁有大空間的花園—— 中庭，頂部加上玻璃天窗，既阻擋了北方的風沙，又將光和景帶入內部辦公室。
這幢大樓實際上是一座空中四合院，四季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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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給世界留下一座金字塔」
「當時，羅浮宮的局限性不難察覺：它最早建於12世紀，最初是作為一座城堡，後則用於宮殿。我們當時的難題之一是如何將宮殿改建成現代化的博物館。羅浮宮內的展覽空間規模龐大，但缺乏基礎設施的空間，譬如機械設備、藝術品儲存、飯店、咖啡廳和禮品店。反覆分析後，我意識到這裡確實有很多事可做，所以我告訴自己：我想嘗試一下。」
「今天的羅浮宮不再是法蘭西國王的宮殿，借法語來說，它是屬於大眾的公共博物館。」
在長達70年的職業生涯中，貝聿銘在很多著名城市留下傑出作品，它們如鑽石鑲嵌在地球，熠熠生輝，而巴黎羅浮宮玻璃金字塔，是其中最美麗的一顆。
2019年5月16日凌晨，在和家人聚餐慶祝102歲生日後20天，貝聿銘在紐約曼哈頓家中安詳辭世。世界各大媒體，在第一時間報導此消息。
英國《衛報》報導稱，「建築大師貝聿銘辭世 他為世界留下羅浮宮金字塔」。
《紐約時報》稱譽這位建築大師以建築驚豔世界，「他特有的現代主義——乾淨、矜持、稜角分明，大量使用幾何圖形...... 他認為建築最重要的品質是起時間的考驗。」《華爾街日報》評論說，他勾畫出新的天際線，締造建築新偶像。
羅浮宮金字塔的設計建造，不僅是貝聿銘卓越設計思想的結晶，更是他在密特朗總統堅定支持下，不屈不撓堅守自己理念的結果。
1983年6月，法國總統密特朗在辦公室會見貝聿銘
1981年5月10月，弗朗索瓦·密特朗 （1916-1996） 當選法國總統，計劃實施一批大項目工程，開啟他的社會主義啟蒙運動，巴黎羅浮宮改造是他總統工程 「皇冠上的明珠」，他要將之變為現代化博物館，像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家美術館東館。
按法國政府的規定，公共項目必須以公開競爭的方式選擇建築師，但這一次，密特朗總統 「獨斷專行」，親自指定貝聿銘為羅浮宮改造工程的建築師，因為他欣賞貝聿銘設計建成的美國國家美術館東館，他的天使之筆，將美術館設計為老少皆宜的公共場合，而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禁地。
密特朗相信自己的藝術修養足以做出獨立判斷，不需要顧問委員會的協助。
他熱愛歐洲歷史、文化、藝術。在從政之前的年輕時代，他熱愛古羅馬詩人維吉爾 （Virgil，公元前70-19） 、19世紀法國浪漫主義作曲家埃裡克·薩蒂 （Erik Satie） 和20世紀初的俄國作曲家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 （Igor Stravinsky） ，寫過10本著作，曾旅行至義大利的佛羅倫斯，研究美第奇偉大的王子洛倫佐 （Lorenzo，1449-1492） 。洛倫佐是義大利政治家、學者，資助了許多藝術家和人類學家，包括米開朗基羅 （1475-1564） 、裡昂納多·達·文西 （1452-1519） 和波提且利·桑德洛 （1444-1510） 。
1981年12月，兩人在法國總統府愛麗舍宮會面。65歲的密特朗問64歲的貝聿銘：是否可以參加一個法國政府工程的競賽？貝聿銘禮貌地解釋：在自己職業生涯的後期，已不再參與競選性項目。密特朗回答：「我們是靈活的。」
通過公開競爭選擇公共工程的建築師，是法國政府鐵一般的規定。怎麼辦？密特朗總統決定行使總統特權，他任命一位資深公務員、前文化部長埃米爾·比亞西尼 （Emile Biasini） 為羅浮宮項目的負責人，派遣比亞西尼到紐約，直接將工程委託給貝聿銘。
除了妻子盧愛玲，貝聿銘沒有告訴任何人有關羅浮宮工程的委託案。1982年，他和太太對羅浮宮作了三次秘密考察，他們住在巴黎協和廣場旁的克裡隆酒店，在羅浮宮內和周圍環境中漫步，他思考這個左右為難的困境：如何對這一古老的經典之地進行現代化改造？
他研究了17世紀法蘭西偉大的景觀設計師安德烈·勒諾斯 （Andre Le Notre） 的作品，在羅浮宮中徘徊，靈感湧上心頭。
他說：「我接受這個專案的條件之一是必須儘可能地了解羅浮宮。當然，之前我去巴黎時對羅浮宮的整體已經有所了解。但那時我想知道我有沒有可能做進一步的工作。三次探訪後，我覺得確實還有可作為，而且非作為不可。」
在他第四次訪問時，貝聿銘將他的想法告訴了密特朗總統，獲得總統支持。
在紐約曼哈頓中城的一間封閉辦公室裡，貝聿銘和最信任的助手秘密地繪製了羅浮宮地下5英畝的規劃圖：豐富的儲藏室、運送藝術品的電動推車道、400個座位的大禮堂、問訊臺、咖啡屋、書店等...... 中央處的玻璃金字塔將天光引入；遊客們從醒目的金字塔入口處進入地下接待廳，只需要走100英尺到達目的地，而不是過去1000英尺的長途跋涉。
1983年1月，當密特朗宣布貝聿銘為大羅浮宮改造的建築師後，卻遭到法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人們不明白為什麼要請一位外國人來。
法國媒體群起而攻之，抨擊密特朗從社會黨領袖蛻變為獨裁者，企圖以金字塔之名恢復帝制，稱他為 「密特朗一世」......
當時，90%以上的巴黎人認為應該改造羅浮宮，但基本上同樣數量的巴黎人反對在其間建一個金字塔。貝聿銘遭到強烈抗議：巴洛克風格的羅浮宮中央，怎麼會有一個象徵死亡的埃及金字塔？三位評論家出版了暢銷書《巴黎的困惑》，批評金字塔的設計將巴黎殿堂變為藝術大市場，以取悅沒有藝術修養的大眾。
作為這項公共項目的建築師，貝聿銘有責任說服公眾接受他的設計，他爭取到時任巴黎市長席哈克 （Jacques Chirac） 的理解和支持。席哈克根據羅浮宮改造的模型，向記者解釋巴黎的規劃，認為此方案會開放巴黎，從城市的角度來講是有益的；同時要求設計方製作一個與實體等比例的模型，讓公眾對未來的金字塔有一個概念。
1984年8月，在金字塔模型安裝的那一天，席哈克市長說了一句 「不壞！」 這為打了18個月的金字塔之仗一錘定音。
從1983到1993年，羅浮宮兩期改造工程實施了11年。玻璃金字塔成為巴黎和世界的新地標，貝聿銘也從巴黎的 「過街老鼠」 成為法國人民眼中的 「國家英雄」。
1988年3月，密特朗總統在竣工的金字塔內，授予貝聿銘法國最為尊貴的榮譽騎士勳章。
12
上海-紐約：雙城記
上海和紐約，是貝聿銘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城市，上海激發了他的建築師夢想，而紐約則是他實踐夢想的地方。
1974年，貝聿銘在紐約曼哈頓東河旁買下一幢四層樓別墅，玻璃天窗下的旋轉樓梯和電梯設計，仿佛是他父親1934年上海公館的翻版，也許，他以這樣方式將上海的記憶銘刻到紐約的生活中。
左：1934年，貝祖貽上海花園別墅中的旋轉樓梯。
右：1974年，貝聿銘為在紐約的家設計的旋轉樓梯
他熱愛上海，他的第一份作品是獻給上海的：1946年哈佛大學研究畢業設計課題——上海博物館，可是藍圖從未變為現實。也許，更遺憾的是，作為國際頂級建築師，他在世界各地著名留下了博物館、音樂廳、美術館等公共建築，但這些城市的名單中卻沒有上海。
1946年貝聿銘在哈佛大學的研究生論文：上海博物館
在紐約城的天空，貝聿銘的名字熠熠閃爍。從1948年到紐約開啟建築師職業生涯，到2019年5月16日在紐約家中辭世，他在這座城市生活了71歲，為這座城市留下七座公共建築：紐約市基普公寓、紐約大學的廣場和銀座、韓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在大樓、百夫長公寓、紐約曼哈頓中城四季酒店、紐約西奈山醫院改建 ，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太陽宮停機樓 （The Sundrome，現已拆除） 。
紐約西納山醫院改造、擴建工程。1981-1992 來源：Pei Cobb Freed&Partners
貝聿銘用自己的方式熱愛祖國。
1990年，美籍華裔領袖組織百人會創立初始成員：前排從左到右：貝聿銘 吳健雄 楊雪蘭；後排左起：馬友友、鄧兆祥、唐騮千。圖源：美籍華裔領袖組織百人會https://www.committee100.org/press_release/committee-of-100-mourns-passing-of-founder-i-m-pei/
1980年中期，在紐約曼哈頓舉行的一個晚宴上，基辛格向貝聿銘提出，華裔美國人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中華文化背景和美國公民身份的結合，讓他們在兩國交流中具有無可估量的橋梁價值。1990年，貝聿銘召集一批優秀的華裔美國人，在紐約成立了美籍華人領袖組織——百人會，創始人包括大提琴家馬友友、金融家鄧兆祥、慈善家唐騮千、物理學家吳健雄、企業家楊雪蘭等。
2015年4月，紐約「百人會」創立25周年紀念，貝聿銘、駱家輝、崔天凱、基辛格在一起。
圖源：美籍華裔領袖組織百人會https://www.committee100.org/press_release/committee-of-100-mourns-passing-of-founder-i-m-pei/
貝聿銘生命中最後的作品留在故鄉蘇州。2007年10月6日，90歲的貝聿銘參加了蘇州博物館竣工開館。人們問他為何對蘇州博物館情有獨鍾，他說：「我是蘇州人啊！」
2002年，85歲的貝聿銘在實地察看了蘇州博物館新址後說，「這個我要親自來做。」
「為蘇州設計博物館，比我在其它國家設計的建築要難得多，這是最大的挑戰，也可能是我最後一次挑戰。」
2006年建成的蘇州博物館 圖源： Architecture Digest
貝聿銘在新館中設計了一個幽靜的茶亭，那是他記憶中的一部分，他清晰地記得小時候祖父帶他坐轎子，穿過長長的弄堂去茶亭喝茶的情景。在這一次回國旅程中，貝聿銘也在尋找上海的舊時光。今天上海的 「貝軒大公館」，是貝聿銘父親1934年建成的花園洋房：堂姐的 「綠房子」 現為上海城市規劃設計研究辦公室；叔祖父貝潤生的貝家花園，已不復存在。
2016年，貝聿銘榮獲聯合國「亞裔改變生活建築成就獎」 貝聿銘和家人在頒獎現場 Jamie Watts / Asia Society
貝聿銘希望人們通過他的作品去了解他，他給世界留下經典建築，這些作品也銘刻著他對生命的記憶和理解。
在中國出生成長，在美國生活80多年，「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只是有了世界的眼光。」 貝聿銘說。
第四稿 2020年5月29日星期五 12:30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