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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鄰居的何老伯，八十四、五歲了，最近特別風光，來慰問的孩子一撥又一撥，來訪問的領導也有，多次被接去療養，還在地方廣播電臺做節目，名堂，涵義就是一個，他是一個抗美援朝的老戰士。
何老伯搬到這個小區已十多年了，平時看上去可憐兮兮的，個兒較小，貌不驚人，衣著寬鬆，大概經濟拮据。家中老伴體弱，聽說子女對他不怎麼好，前幾年近80的人還擺地攤，貨是從上海老城隍廟小商品市場批發來的。
聽說老人吃過官司，莫非是「冤，假，錯案」所致。我常有遲疑，常給他投去善意而同情的眼光。他風光了，招呼的人多了，我也算是一個吧。
終有一個單獨的機會，我向他提起志願軍和「錯案」的問題，他嘆了一口氣，說了自己的事。
他是一個志願軍戰士。上海人，49年底入伍，文化人，本該南下解放海南島的，後韓戰爆發後就轉為志願軍入朝作戰，經歷了幾次戰役，受了傷，立過三等功，有三等殘疾榮譽證書，1958年轉業到上海近郊的一個文化館當了館長，官位還不小，年輕的退伍幹部不愁沒女人愛，不久和一位紡織工人結了婚，生一兒一女，生活，事業順順噹噹。
1965年5.16以後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不久運動在文化館也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運動中出現了兩派，互相對立，互相攻擊，揭短揪辮子各種利器都在這場世無前例的運動中用上了，他被揭發在文化業務活動中犯有對小夥子有「性侵犯」行為。令人難堪的大字報不老少。本來如果「以退為攻」迴避鬥爭也可「保護自己」，偏偏他不，他的脾氣是很倔的，繼續捲入派系鬥爭。要知道在60年代，「性侵犯」，更有甚「雞姦」是非常丟人的，天然的「性傾向」被輿論認為只可「一邊倒」，「同性愛」時違反倫理的，是見不得人的，有人揭發更是無法「圓說」的。由於鬥爭很激烈，他又很「死硬」，派別鬥爭失敗，不久被戴上「壞分子」帽子，隨後1968年送安徽上海勞改農場教養。
勞教三年後，政策規定只能繼續留農場，作「農工」，從1968年四十歲出頭到1982年，他在勞改農場中度過了14年，他當時已經五十五，六歲了，但心中烈火還旺，脾氣還倔。當時雖已「改革，開放」多年，對這群「脫帽犯」政策還照顧不過來，他說：我們應是自由人，憑什麼不能離農場，不能回原籍。
經過思想鬥爭，他決定「無理由」離開，代價是以後「一切後果自負」。
他像流浪漢一樣回到了上海，老婆早已離了婚，他沒有家，在上海棚戶區找落腳點。找到過拾荒者中的單身漢，在那裡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歲月。
過了一段時間後，他還是去找了政府民政部門。民政部門告訴他：如果你60歲回來，農場會給你「退休金」，現在你只能算無業人員，你在勞改農場十餘年積累的可能待遇都可能歸零。
民政幹部知道他的「志願軍」身份後鼓勵他回原地，先找原妻調解，等等。
真是一個善良的女人，看在政府的面上，倒以復婚的方式接納了他，但是兒子，女兒還是恨死了他。
民政部門認為他的「三等殘疾榮譽軍人」的待遇倒可以享受，他終於撈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待遇是每年120元，平均每月10元錢，這點錢雖然無法生活，但至少還承認他的志願軍履歷，把他當個公民。
以後他就替私人老闆打工，做小買賣，隨著年齡的增長，60歲、70歲，80歲，度過了80年代，90年代，00年代。他儘可能地自食其力，不給子女添麻煩和經濟負擔，這麼多年，小區裡總能看到一個小個子糟老頭風裡來，雨裡去忙碌的身影。2005年以後，「抗美援朝」結束50周年紀念活動後，他也80歲掛零了，民政對他漸漸寬鬆，慢慢的從200.400，600元提上來，他自己也搞不清原因，無收入低保；80高齡補助；民政補貼，軍殘貼等諸項補助加上，他現在可以綜合得到1700元的收入，這一切都是相關補貼，非退休工資性收入，他的案子不是錯案，他也沒有要翻案，經過了近三十年的「自由」而艱難的生活，85歲的他思路還敏捷，動作來利索，他堅強地活著。
近年來他的忙碌給了他興奮，他寫志願軍入朝回憶錄，他的身穿志願軍戎裝巨幅照片大大地掛在房間的牆面上，他的子女責怪和嘲笑他：害了我們一輩子，快進棺材了，還「扎死人臺型」（上海話：出風頭）。
在和我交談中，他曾有意把自己的「同性愛」遭遇寫出來，當然，寫這些，筆頭一定不輕鬆，他說到底不如寫志願軍入朝那樣願意，何況自己已是85歲的人。
「同性愛」一事，他付出了40餘年的代價。他說：他老想著這個事，不過，他不敢了，他老了，他輸不起。
一個倔強的「同性愛」者，他的健康，他的長壽，是他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