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拍賣#
宋版書，存世珍罕，鳳毛麟角，為古籍瑰寶，即片紙隻字，亦珍若拱璧。清時，已有「一葉宋版，一兩黃金」之說，其雖「以葉（頁）計價」，藏書家仍趨之若鶩，唯宋版為尚，可謂吉光片羽。
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文中有言「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又述言「三代之鐘鼎，秦漢之摹印，漢、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書籍等，其美之大部，實存於第二形式。」，即以「宋元書籍」媲美三代鐘鼎、漢魏碑帖等。
古人好古，讀先賢書。
古往今來，關於文人與宋版書的逸事，亦是不乏。如趙孟曾藏有宋刻《漢書》集，卷首有其自畫戴笠像，「桑皮紙，白潔如玉，四旁寬廣，字大者如錢，絕有歐柳筆法。細書絲髮膚致，墨色精純，溪潘流瀋」，以其紙質堅潤，刊刻精絕，謂之宋刻之冠。
明嘉靖時，此《漢書》流傳至文徵明弟子「陸師道」處，此後，王世貞亦欲購藏，有言「前有趙吳興小像，當是吳興家入吾郡陸太宰，又轉入顧光祿。餘失一莊而得之」，可知其鬻以「一座莊園」，相易乃得。
而後，錢謙益重金購得又復失，其「以千二百金從黃尚寶購之。崇禎癸未，損二百金，售諸四明謝氏。」，書去之日，錢謙益謂之「生平第一煞風景事也」，又如李後主「揮淚對宮娥」，感傷不已。
其《初學集》卷八十五〈跋前後漢書〉有載：「床頭黃金盡，生平第一殺風景事也。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悽涼景色，約略相似。」
京山李維柱，字本石，本寧先生之弟也。書法橅顏魯公。更曾言「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
此皆可窺「宋刻書籍」之稀珍，為士林所重。
亦或明末知名藏書家毛晉，為搜求宋刻藏書，其於藏書樓「汲古閣」門前懸掛徵書啟示：「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有以舊鈔本至者，每葉出四十；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以至於書販接踵而至，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賣書於毛氏」之說。
此外，明朝嘉靖年間進士朱大韶，為得宋版《後漢記》，更不惜以美婢相易，美人聞之，哀作愁詩於壁上，詩云「無端割愛出深閨，尤勝前人換馬時。他日相逢莫惆悵，春風吹盡道旁枝。」，此事見載於《遜志堂雜鈔》。
宋版書籍，緣何如此稀珍？
其一，物以稀為貴。兩宋距今年代久遠，存世者多為孤本，文獻價值意義甚大。其中，北宋連年戰禍，除極少數佛經外，餘者毀於一旦，而南宋也因元人入侵，存世寥寥。
其二，紙墨精良。明高濂有言「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溼，燥無湮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
錢謙益箋注《杜工部集》，亦有言「其紙質墨色，炯然奪目，真藏書家不世寶也。入本朝，為居要津者取去。」，張應文《清秘藏》也說「無論墨光煥發，紙質堅潤，每本用澄心堂紙為副，尤為精絕。」
其三，刊刻精美。宋版書去古未遠，多數印本保存古書原貌。古籍中，唐以前多為抄本，其質參差不齊。而宋代印書人，偏愛穩重典雅的楷體。書法則以歐陽詢、柳公權、褚遂良、顏真卿等書家字體為主，其面貌在「似與不似」之間，甚得韻味。
其四，裝幀精美。宋版書最主要的兩種裝幀形制為蝴蝶裝與包背裝，其中又以「蝴蝶裝」最是獨特，美觀且實用。
其五，極簡審美。其書之開本大小、行格疏密、天頭地腳大小、字體排列，無不是後代遵循的典範。適當的留白布局設計，也體現了宋人的中和之美。
其六，校勘謹嚴。其刊刻前，仔細編目、整理，又有復校、點檢、復點檢等多環典校，少有錯誤。
其七，內容浩繁。其刻書內容囊括儒家經典、史地圖籍、醫書藥方、天文歷算、陰陽佔卜、字書類書和唐宋名家詩文集等，後世古籍多據宋版校勘。
宋版書如此稀珍，而此次現身「永樂拍賣2020首拍」的三卷宋龍舒郡本《王文公集》又尤為精絕，其正面刊刻北宋文學家王安石詩集，即《王文公文集》，其背文則皆為宋人書簡，是宋代之實物文獻，可補充史料闕失，亦是殊為難得 。
出 版：
《王文公文集》，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原照片底本由北平故宮博物院製版）
著 錄：
1.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錄》1155頁，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
2.《顧廷龍文存》337—340頁，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出版。
說 明：
1.王文公文集17卷、18卷、20卷共三卷。其中17卷十九頁，18卷十九頁，20卷十八頁。三卷共計五十六頁。
2.三捲紙背共有手札38通49頁，酒物帳3頁。
3.原藏清宮內閣大庫。上世紀四十年代北平故宮博物院曾制玻璃版留存。
4.舊藏者劉啟瑞（1878～？），近現代藏書家。字翰臣，號韓齋。江蘇寶應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舉人，次年進士，官內閣中書、內閣侍讀學士。宣統元年(1909)張之洞曾委派他和曹元忠等人整理內閣大庫檔案。內閣大庫內多明文淵閣舊藏宋元秘本古籍，收藏宋元本及其檔案甚多。據《藏園日記抄》記載，1920年傅增湘曾訪問劉氏藏書樓「食舊德齋」、「抱殘守缺齋」，觀其藏書中有宋本23種，元本9種；其中宋本以《王文公文集》、《通典》、《隋書》、《居士集》、《資治通鑑綱目》、《謝宣城集》、《文選》、《水經注》、《文苑英華》等為最；眾多宋元明刊本中有歷代名家收藏和評註，後來這些藏書大多數被傅增湘購入「雙鑑樓」。現根據傅氏《藏園群書經眼錄》和《藏園群書題跋記》中多有其記載。其藏書印有「寶應劉氏食舊德齋藏書之記」、「劉翰臣珍愛」、「抱殘守缺齋」等。
宋龍舒郡本《王文公集》，後簡稱「龍舒本」，全帙一百卷，南宋以後，迄無翻刻。除此三卷外，原刻本傳世僅存兩殘本，其中，上海博物館藏有72卷，日本宮內省圖書竂藏有70卷，兩者如若合併除去重卷則可得一部《王文公文集》完書。
而永樂拍賣「三卷」與上海博物館藏，可謂淵源極深。
據考，此二者原藏清內閣大庫，光緒年間為寶應劉啟瑞氏食舊德齋所得，除目錄兩卷外，計有卷一至三、卷八至三十六、卷四十八至六十、卷七十至一百，共七十六卷。
劉啟瑞，近現代藏書家。字翰臣，號韓齋。江蘇寶應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舉人，次年進士，官內閣中書、內閣侍讀學士，入民國後，棄官歸隱。
其所藏甚豐，據《藏園日記抄》記載，1920年傅增湘曾訪問劉氏藏書樓「食舊德齋」、「抱殘守缺齋」，觀其藏書中有宋本23種，元本9種；其中宋本以《王文公文集》、《通典》、《隋書》、《居士集》、《資治通鑑綱目》、《謝宣城集》、《文選》、《水經注》、《文苑英華》等為最；元本《農桑輯要》、《東萊先生音注唐鑑》、《宣和畫譜》、《西漢詔令》、《通典》、《秋堂邵先生文集》、《資治通鑑》等為最；眾多宋元明刊本中有歷代名家收藏和評註，後來這些藏書大多數被傅增湘購入「雙鑑樓」。
而此宋刻《王文公文集》，即為其宣統元年（1909）應張之洞委派，與曹元忠等人整理內閣大庫檔案時所得。
民國時期著名藏書家傅增湘先生曾在《藏園群書經眼錄》中有詳細記錄，其亦希望能夠促成「劉氏藏本」與「日本宮內省圖書竂藏本」兩部宋版龍舒郡本《王文公文集》殘本的合璧。
為此，傅增湘多次致信時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的張元濟先生，商討此宋版書合印出版事宜。然而，不久後劉啟瑞將藏書售出，此事則不了了之。幸得傅增湘曾借劉氏所藏殘本，攝存有玻璃底片。
此後，劉氏「食舊德齋」所藏之《王文公文集》先後轉藏於南潯、南通等地藏書家齋處。直至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此殘本現身香港書店。目錄版本、文物鑑別學家徐森玉以及國家古代書畫「五人鑑定小組」組長謝稚柳，得聞此訊，欲購之回國，轉入公藏。
遂委託旅居香港的書畫收藏大家王南屏，以及徐森玉之子徐伯郊洽談此事，最後為王南屏所得。而本應籌款從王氏手中購回宋刻《王文公文集》的徐森玉與謝稚柳，因「十年動亂」開始，只得暫且擱置此事。
1962年，在徐森玉的倡議與督促下，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以傅增湘從「食舊徳齋」藏本攝存玻璃片及北京圖書館藏日本宮內省圖書竂藏本照片補足一百卷予以影印《王文公文集》行世。
然據傅增湘在《藏園群書經眼錄》卷13所載「王文公集一百卷」條（存七十六卷又目錄二卷）著錄云：「宋刊本。千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欄。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宋諱』完』、』慎』不缺筆。此書字體樸厚渾勁，紙細潔堅韌，厚如梵夾。每葉鈐』向氏珍藏』朱文長印(楷書)，紙背為宋人簡啟，多江淮間官吏……」
又對比上海博物館所藏72卷，可知，此時與其攝存玻璃底片時，已流佚四卷，為卷十七至二十。
1986年出版《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53期中，亦有載：「此集版框縱二十點六釐米，橫十五釐米。半頁十行，行十七字，版心下方鐫有章旻、陳伸、吳全、餘全、胡右等刻工姓名。此集的前後序跋均缺。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用江安傅氏從食舊徳齋藏本攝存玻璃片及北京圖書館藏日本宮內省圖書竂藏本照片補足一百卷予以影印，從而得知食舊德齋藏本自江安傅氏攝存玻璃片以來，又經佚去卷十七至二十。」
而此次現身永樂拍賣者，即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與上海博物館館藏，原屬同一本，卷十九則暫不可得知。
得知王南屏購得劉氏舊藏後，日本千方百計欲重金購買，均遭王氏拒絕。其以此為中國國寶，又此前有言在先，不論何時，必須送回大陸，歸入公藏。
「文革」結束後，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聯合向文化部文物局遞交《關於接受香港王南屏捐獻宋代珍貴文物並允許落實政策的200件明清書畫運港的請示報告》。
1984年11月20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在報告上作了批語，又將此報告批轉給總理趙紫陽和副總理姚依林。
谷牧的批轉內容為:「這是一件大好事，已醞釀了一年多，需要抓緊時間，快辦，辦好。已經落實，歸私人所有的明清書畫二百件去換回國內根本沒有、全世界也不會有的王安石手書經卷和「孤本」書，何樂而不為？請紫陽、依林同志批。」
很快，趙紫陽、姚依林接到報告，即於11月21日畫圈批准。
至此，劉氏舊藏「宋刻《王文公文集》」終得以歸入公藏。然而殊為遺憾的是，1985年，捐贈典禮前，一直保護國寶的王南屏已於美國逝世。
南宋初期，由於紙張短缺，二次利用舊公文紙張或私人信件刊刻文集，蔚為風尚。此即古籍版本的特殊形態——公文紙背文獻，也被專指是，宋元明時期利用官府廢棄的公文檔冊帳簿（包括私人書啟等寫本）紙背印刷或抄寫的古籍。
如曾鞏的《局事帖》，即書於以乾道淳熙兩朝官牘所刊刻《三國志》背面，可知彼時類此現象並不鮮見。
此三卷宋龍舒郡本《王文公集》，紙張皆為向汮所用舒州公庫舊牘的背面刊制，每頁則均鈐有「向氏珍藏」楷書朱文長方印章。
向汮，本懷州（今河南沁陽）人，南渡僑寓鎮江，向氏為兩宋望族，汮為向子莘幼子、向敏中五世孫。宋神宗趙頊立向皇后以來，其族愈穎。南宋紹興末，其從父向子固知揚州，向子忞官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向氏一門，備受重用。
向汮於紹興三十二年，以右朝奉大夫權知舒州軍主管學事兼管農營田事，於隆興二年（1165）致提舉淮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見《宋會要輯稿》一百一冊），乾道二年（1166）代周淙知揚州兼淮南東路安撫使（見《南宋制撫年表》卷上），乾道八年（1172）正月出知平江府（見同治《蘇州府志》），同年六月改主管台州崇道觀等職。
其所往來者，皆達官貴人。
背文書簡，共九人，計38通49頁，酒物帳3頁，中有名宦、將士、文人、學者。書者分別為向汮、周彥、權安節、吳巘、汪舜舉、鍾世明、張臨、尹機、雷豫，皆彼時名士。
關於向家的鼎盛家世，南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九即有載：「上問：「宰執親戚為誰？」布曰：「向子莘是臣壻，鄜延勾當李夔是黃履甥，章綖是惇姪。」」
曾布，字子宣，太常博士曾易佔之子，中書舍人曾鞏之弟，北宋中期宰相，王安石變法的重要支持者，在變法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南豐曾氏為耕讀世家。曾鞏、曾肇、曾布、曾紆、曾紘、曾協、曾敦七人合稱「南豐七曾」。
晚歲時，曾布與蔡京不協，落職，累貶舒州，逝後被追贈為觀文殿大學士，諡號「文肅」。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在鄞縣（浙江寧波）任滿，次年五月，文彥博推薦王安石任館職，王推辭不受，被任命為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
可見，曾布、王安石、向汮三人都曾在舒州任職，而龍舒郡本《王文公文集》亦是於舒州刊刻，頗為傳奇也。
向氏家族中，向敏中為北宋初年名臣，其由進士及第，官至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逝世後，獲贈太尉、中書令，諡號「文簡」，後加贈燕王。而向皇后為其曾孫女，宋神宗趙頊皇后。1085年，宋哲宗繼位，尊為皇太后。1100年，宋哲宗去世，一度臨朝聽政。力排宰相章惇之議，擁立端王趙佶為帝，是為宋徽宗。
向汮其則為向敏中的五世孫，是向皇后族親，歷官右朝奉大夫、 權知舒州等官職。
此龍舒郡本《王文公文集》即其以身為舒州主官時，所收集的公文紙刊印而成，其背文多是其與同僚之間的信札往來，另有部分地方酒務帳等。
這些信札，可窺當時士人之間的交誼，而地方酒務帳可反映酒務的規章制度以及釀酒匠人的社會地位。同時，因酒務帳雖是格式化文書，然其為日帳，每日呈報，部分留有日期，據此可佐證「龍舒本」的大致刊印時間。
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龍舒本」背文書簡及酒務等，輯佚成冊，又由於主要為久佚的宋人書簡，因以《宋人佚簡》為書名。
《宋人佚簡》為極為珍貴的宋人歷史文獻，堪稱「國寶」，為學界珍視。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撫州臨川（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鄧家巷）人。北宋時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其著書立說，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在哲學上，又以「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將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其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此即著名的「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不過，王安石生前並沒有編撰個人文集，其去世之後門生、長孫先後奉召編撰，歷經數次，有臨川本、龍舒本、杭本等，均由後人不斷增補或是修正後刊刻。
其中，最早版本為薛昂、王棣先後奉詔編撰。徽宗政和年間（1118年），薛昂奉詔編訂王安石遺文《王安石集》，宣和年間，王安石的長孫王棣也奉召編纂。
兩宋之交，閩、浙間有王安石文集刊本流行，不詳所自。南宋高宗紹興十年（1140），撫州知州詹大和在閩、浙舊本的基礎上，於臨川刊刻王安石文集，世稱「臨川本」。黃次山為之撰序。詹大和「臨川本」分為前、後集，共180卷。明朝時，曾有復刻。
「龍舒本」則即由向汮刊印於安徽舒州，有《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刻本流行。紹興二十一年（1151），王珏刻王安石集，題曰：「比年臨川、龍舒刊行，尚循舊本。」，「龍舒本」南宋以後，迄無翻刻。目前所知全世界僅存有兩部，且都為殘本（上博殘本存72卷、日本殘本存70卷）。
而上文有言，此永樂拍賣三卷孤本與上博殘本，皆原為劉氏舊藏，同屬一本。
紹興二十一年（1151），王珏在杭州刊刻「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世稱「杭州本」。「杭州本」主要依據的，是北宋薛昂所編王安石文集的遺稿，以及自家所藏王安石遺文。「臨川本」、「龍舒本」，以及「閩、浙舊本」，王珏在刊刻時曾予以參校。
兩宋時期，為我國雕版印刷的黃金時期，刻書行業甚是興盛，舉凡政府的國子監、司、庫、州、軍、郡、府、縣以及民間的家塾、坊肆等皆競相刻書。
刻書中心地區主要為浙江、四川、福建三個地區，大抵浙刻最善，川刻最貴，閩刻最差而量多。
其中，浙江位處江南，刻書業遍布臨安、吳興、衢州、婺州、明州各地，以臨安府（今浙江杭州）為中心。四川則集中在成都和眉山，宋初曾在此開雕工程浩大的「大藏經」。福建主要分布在福州、建陽等地，民間書坊尤其發達，種類多、印量大、流傳廣，正所謂「建本遍天下」。
相較於民間私人刻書，內府及官刻，最為精良，亦可窺其時雕版事業巔峰。而此「龍舒本」為向汮刊印，其權知舒州，故此本應歸屬於「官刻」範疇。
關於「龍舒本」的學術意義，王安石研究專家劉成國指出，首先，目前所見王安石文集，惟有「杭州本」與「龍舒本」。而目前所見，「杭州本」只有宋刻元明遞修本，其中宋版大概僅存全書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其他為明代補版。相比之下，「龍舒本」是現存刊刻時間最早的王安石文集，且完整地保存了宋版的原貌。
其次，「龍舒本」中有一百多篇詩文，未見於「杭州本」。將「龍舒本」與「杭州本」對校，前者提供了大量珍貴的王安石詩文異文，特別是詩歌、墓誌部分，具有極大的校勘價值。
此外，「龍舒本」背文上的公文、佚簡，是研究宋代書札內容與格式及公務交往的最佳資料，可以補《全宋文》之闕。
事實上，宋人手跡，存世寥寥，本就幾不得見，而此三卷如此體量的宋人手跡及雕版，無疑是具有重大的「複合型」意義。
即使純粹以書法而言，《宋人佚簡》中九位書者的筆墨也具有書家風範，或敦厚古雅，或筆勢流暢，或結體寬博等，類於曾鞏「局事帖」，也是書法史上「稀世之寶」。
私以為，若此三卷「龍舒本」孤本，能與上海博物館殘本「合璧」，則最是幸甚，斯仰賴於「盛世」之功，定為後人所激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