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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非凡油條（ffyoutiao）
說起讓廣大城市青年在婚姻問題上備受折磨的事情，或許還要非存在於廣大一二線城市內的相親角莫屬了。
有過經歷和體驗的讀者朋友應該不會對這個充滿了神秘色彩的地方感到陌生。這些相親角大多坐落於所在城市的公園的一隅，而活躍在其中的，卻大部分是人過中年的父母輩大叔與大媽。
說好的是年輕人的「相親角」呢？這麼多中年人聚在一起是想再遇第二春嗎？
情況自然不是，年輕人都忙著996，顯然沒有時間親自光顧相親角。取而代之出現在相親角現場的，就是一張張寫滿了個人條件的信息表。只是弔詭的地方也在這裡：每一張條件表都被整齊劃一地懸掛展示，以供前來替自家孩子物色合適相親對象的大爺大媽挑選和對比。
在媒體的宣傳報導下，北上廣相親角裡的「相親鄙視鏈」也已經廣為人知。以這種形式挑選對象，與其說是相親角，不如說是人才市場更合適。廣大適婚青年只是希望通過公開信息的方式，更快地遇見合適的相親對象，想不到自己又要接受一次來自他人的審視和比較，還是逃不掉被待價而沽的命運。
論套路，還是城市花樣多。各個相親角中暗中形成的「鄙視鏈」的潛規則共識，讓相親和結婚變得難上加難。在類人才市場的機制下，即使找不到較自身條件更加優渥的人，也至少要一個門當戶對的對象。
無獨有偶，這邊有城裡人在「相親角」物色結婚對象，另一邊也有苦於彩禮制度的農民群體。
和經濟發展齊頭並進的彩禮規格，是眾多農村適婚青年心中的難言之隱。我們之前也沒少為各位讀者朋友們介紹關於彩禮的各種小九九，各種為彩禮折騰到心力憔悴的故事，相信每位朋友也是耳熟能詳，畢竟這種事情，指不定哪一天挨刀的就是自己。
無論是明面上硬性規定標準的彩禮制度，還是在暗中設置階層壁壘的「鄙視鏈」規則，哪一邊都讓當代青年在婚事的問題上苦不堪言。但是，和這邊城市青年還在為結婚而苦惱所不同的是，一些身處婚姻關係的農村青年們，已經開始決定如何從婚姻的圍城裡解脫出來了。
在民政部發布的《2019 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中，2019年全國辦理離婚手續404.7萬對，比上年增長5.4%，粗離婚率為3.4‰，比2018年增長了0.2個千分點；而參考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城市居民的離婚人口比重為２％，鎮和鄉村的離婚人口比重分別為1.33%和1.07%，較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中城市、鎮、鄉村離婚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分別為0.59%、0.41%和0.38%。
現階段農村離婚率雖然不及城市離婚率水平，但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農村青年離婚案例開始大量出現。比如寧夏某縣2018年的訴訟離婚案件，其中的農村80後和90後年輕夫妻的離婚案件就能夠佔到總體訴訟離婚案件的60%，農村青年離婚數量明顯增多。
在向來重視家庭關係的中國社會下，離婚行為往往會招致倫理的譴責和輿論的非難，尤其是在以人情社會為基礎的農村社會中，「勸和不勸分」的傳統觀念更是對已經成婚的夫妻有著道德上的約束。
即使如此，年輕一代的農村青年還是選擇了有悖於傳統規範的離婚行為。想要理解農村青年們的實踐邏輯，就不得不去了解農村青年家庭內部關係的轉變，以及當代農村青年所面對的時代環境的變遷。
正如城市中的談婚論嫁少不了對年齡、職業和收入等等各式各樣條件的要求和限制，在還沒有發展出一眾篩選規矩的農村社會中，彩禮制度就成了最簡單可靠的財力證明和評判標準。
我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為大家介紹過贛南農村地區居高不下的彩禮價格出現和存在的原因。農村外出打工的普遍化，直接帶來的影響是村縣範圍內婚姻市場的壓縮。人口的流出使得留守在本地的農村適齡青年男女不得不在有限的關係網絡中展開競爭；
另一方面，掌握了適婚青年信息的媒人團體則利用信息不對稱的優勢，通過共享適婚青年的信息增加了婚事成立的成功率，在提高自身所得利益的同時，也在側面通過飢餓營銷與傳播不同地區彩禮文化的方式，促成了皖北農村地區彩禮規格的水漲船高。
當「拿不拿得出彩禮」成為衡量一方家庭財力水平的少有的可操作標準時，一段婚姻的命運就開始和錢的多寡交織在一起。需要注意到的一點是，村子裡人均小別墅的富裕樣子，更多的還可能是只在東南沿海省份的農村裡較為常見，「面朝黃土背朝天」和「靠天吃飯」才是我國大多數農村的真實狀況。
由此一來，在經濟水平有限的大多數農村，水漲船高的彩禮不僅打消了部分農村適婚男性群體的結婚積極性，遵循彩禮制度結成的婚姻形式，也在暗中改變著婚後男女雙方的地位與關係。
對於從事農村離婚現象研究的學者而言，這種因彩禮而導致的婚後男女雙方地位關係轉變的事例並不在少數。在陝西、河南等地的實地調查中，部分男方家庭為促成婚事，結婚前期在彩禮、置辦酒席等等開銷上需要預備20萬元以上的金額。
先前投入的高婚姻成本使得男方家庭對於這一段婚姻十分看重，為了維持婚姻關係，便儘可能地滿足女方的精神和物質需求；夫妻間發生爭吵時，男方家庭大多也秉持著「好言相勸」、「能讓則讓」的態度處理矛盾爭端，竭力避免因為女方的不滿提出的離婚導致婚姻和小家庭的破裂。
類似這種婚後農村家庭中「男方主動示弱求和」的現象，在其他盛行彩禮制度的農村地區同樣存在。這種為了促成一樁婚事而花出的錢，不管是當成婚姻支付成本還是婚姻沉沒成本，對於處於經濟狀況較不發達的男方而言，都不是一筆小數目。
一方面，婚姻成本的上升增加了婚姻關係中男方對於關係維持的焦慮；另一方面，一直以來由男方負責婚姻支付進而主導婚後家庭規則的傳統婚姻秩序，現在也伴隨著成本的增加以及外出務工帶來的人口外流出現了轉變：在農村婚姻市場不斷擠壓男性的現狀下，農村女性在婚後反而主導了婚姻秩序的形成過程。
在已婚的女方看來，離婚既是一個手段，又是一個可以期待的結果。男方在婚事上實際承受的高成本，使得「離婚」可以作為在夫妻關係和家庭關係中進行博弈的策略；
而當婚後當真由於經濟或家庭原因產生矛盾，女方更是可以通過離婚的方式，來結束當前這段不理想的婚姻關係。當彩禮制度與農村婚嫁融為一體時，決定婚姻秩序的天平就開始倒向了女性的一方。
但有時候也正所謂沒掉塊肉之前不會懂得珍惜，在婚姻的買賣前被宰一刀的男性們，應該也會更加體會到夫妻關係的美好了。
如果把農村離婚現象多發的原因，只單方面歸結於婚後家庭基於經濟利益上的博弈，可能會稍顯偏頗。近些年來農村地區打工經濟的繁榮帶來的變化，除了肉眼可見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外，更容易被我們忽視的，就是與日常的生活早已融為一體的婚姻觀念的轉變。
無論是心甘情願地希望見識世界，還是不得已的背井離鄉，藉由著進城務工，農民們獲得了一個與城市生活方式相接觸的契機。
一方面，由城市經濟發展而來的消費主義對初識城市生活方式的農村青年群體造成了極大的衝擊；
同時在另一方面，城市社會中居民的「個人主義」與「原子化」的生活特徵，在刷新曾經習以為常的人情社會的觀念的同時，也在逐漸改變著現代農村青年們對於婚姻的認識和態度。
改革開放後，打工經濟確確實實讓村民手裡的錢包富了起來，儘管仍然有大部分農民的收入增速趕不上新年新花樣的禮俗規格。再加之經濟水平的普遍改善使得實踐以往的婚俗門檻不再成為難題，如何在行動上區別於其他人，就成為了農村新晉富裕階層的新苦惱。
有錢人無論做什麼事情，都一定會吸引其他群體的注意，炫耀性和模仿性的消費行為習慣，自然而然地開始在經濟條件上處於弱勢的農村相對貧困階層家庭中間傳播開來。
滿足需求的消費行為並沒有什麼不妥，但是當消費行為具備了榮譽性質的社會意義的時候，不如人的被剝奪感以及成功保住面子的優越感將隨處可見。
這種又羨又妒的吃檸檬心境，正好像下面這位農村婦女在提到自家老公時候的表述一樣：
「X和我是一起長大的，……她老公有本事在外打工賺了很多錢，給她買好衣服（高檔衣服），買金戒指、金項鍊，買進口化妝品等，她缺少什麼就買什麼，……我娘家那邊寨子上的人非常羨慕她，說她的婚姻非常幸福，很多長輩私下說嫁女兒就要像X一樣，嫁個有錢人……」
人比人氣死人，在對比過姐妹的幸福生活後，當事人感嘆自己遇人不淑：
「……我就是命苦，嫁了個窮光蛋，不僅生活上辛苦，而且還經常吵架，日子真是沒法繼續過下去，我堅決要求離婚就離了。」
與畸形消費主義對一個家庭造成的衝擊相對比，現代農村青年在城鄉流動過程中，對於城市生活方式逐漸認可和內化的態度轉變，則更像是在一段婚姻的內部主動選擇了結束。
一直以來，在宗族勢力、家族親戚關係網絡發揮主要的社會整合作用的家長制社會中，婚姻從來都不只是小夫妻兩人的私事，而是集體社會的公共事件。發揮著傳宗接代功用的婚姻關係，在一個具有集體性質的小社會看來自然是一個可以幹預和調節的內部事件。
由此，類似「勸和不勸分」這樣調節婚姻衝突的觀念也被視為理所當然，象徵著矛盾無法調和而導致婚姻關係解體的離婚行為，自然也被公共群體通過有意地汙名化，從道德上進行譴責並加以迴避。
但在城市生活方式逐漸被接納的當下，在農村社會中傳統的家長制社會開始走向解體。接受了新觀念的農村青年們對於過往農村社會的公共性並不買帳，小兩口的婚姻從一個集體社會的公共事件開始向只屬於兩個人的私事性質轉變。
在婚姻私事化的觀念的影響下，不僅夫妻二人矛盾的調節交給了《婚姻法》和法庭訴訟，異化的消費主義之所以能夠在農村家庭中迅速擴展開來的原因，也正是婚姻私事化導致的結果。
在上個月剛剛發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中，有三個方面的數據值得關注，一個是人口平均增長率以及總人口性別比。2020年全國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0.53%，總人口性別比為數據為105.07，其中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1.3；
另一個是60歲及以上人口，2020年為26402萬人，佔總人口的18.70%，較2010年六普數據上升了5.44%；
最後一個則是全國流動人口數據。和2010年相比，調查時居住地與戶籍所在地不一致的「人戶分離人口」約增加了2億3137萬餘人，上升了88.52%；總體流動人口約增加了1億5439萬人，增長了69.73%。
社會上對於人口老齡化以及出生人口減少的推測和討論，相信各位讀者朋友們的耳朵都已經聽出繭子了。七普的數據給不出一個板上釘釘的答案，但依靠這些數字，我們多多少少能夠判斷出一個可能的發展趨向，那就是中國未來的人口結構也將呈現出高齡與少子的特徵；與此同時全國人口的流動性將進一步增強；而結婚這件事，可能也將變得愈發困難起來。
在前面，我們為各位讀者朋友們分析與農村離婚行為可能存在關係的因素時，無一不是在圍繞著流動性、人口性別比例，以及婚姻市場空間擠壓這些與人口流動以及人口結構相關的要素，而展開的討論。
如果我們可以認為農村人口的高度流動性促成了離婚率的上升的話，那麼從反面來說，低人口流動性則有利於維持地方婚姻市場資源的穩定性，進而有利於促進結婚率提升的觀點就是成立的。
但社會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國依然在發展的道路上前進著。倘使為了維持人口增長、進而鼓勵結婚生育，就試圖通過限制人口流入發達經濟地區的方式，來降低人口流動性的話，恐怕更多的效果還是因噎廢食。
更何況城市生活方式的普遍化，也使得婚姻關係愈發私事化，集體安排婚姻的時代早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小兩口子閉起門來過自己的小日子，兩人的婚姻關係由自己處理。在如此淺顯易懂的道理下，離婚的選擇，難道不也和結婚一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嗎？
不過話又說回來，假如真的希望通過提高結婚率水平來提高新生人口數量的話，何必要離婚前冷靜30天？
既然都有一個月的時間用來冷靜，就沒有一個月的時間找到新的歸宿嗎？
在適婚青年有限的農村婚姻市場空間遭受擠壓的現狀下，農村婦女不僅不會因為個人的離婚行為受到道德上的譴責，再婚的過程中，不僅可以像頭婚婦女一樣索要高額彩禮，而且還同樣會舉辦明媒正娶的婚姻儀式和結婚酒宴。
說不定早點離，她們就能早點找到新的對象，早點再擺酒了呢。
參考資料：
殷晶晶, 班濤. 市場區位: 理解農村年輕人離婚空間分布特徵的一個新視角[J]. 中國青年研究, 2021.
張雪霖. 階層分化, 社會流動和農村離婚新秩序——以魯西北 C 村離婚經驗為例[J]. 中國青年研究, 2016, 12.
李永萍, 杜鵬. 婚變: 農村婦女婚姻主導權與家庭轉型——關中 J 村離婚調查[J]. 中國青年研究, 2016, 5: 86-92.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情況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76.html （2021.6.17閱覽）
上海相親角現狀：小夥年入50萬遭嫌棄：我女兒月入7000，你配不上|婚戀|男女關係|鄙視鏈|兩性關係|大爺大媽|收入|彩禮_網易新聞https://www.163.com/news/article/G63COS67000181BT.html （2021.6.16閱覽）
人民日報官微：31年國人婚姻大數據，晚婚勢不可擋-結婚產業觀察 http://www.hunjia520.cn/analysis/28078.html （2021.6.15閱覽）
《2019 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caoss.org.cn/UploadFile/pic/20209199393572719.pdf （2021.6.19閱覽）
來源：非凡油條（ffyout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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