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了家的臺灣人——《1946·被遺忘的臺籍青年》

人的一生最難忘記的，是母親的臉，和城市的面孔。

——納齊姆•希克梅特

1981年3月，福州機場。

年過半百的鄭堅站在接機口舉目遠眺。幾十年來，他從未像這一刻那般百感交集，想到再過一會兒，就能見到闊別30多年的母親，鄭堅心中又一次的波濤洶湧。他捋了捋頭髮，為了這次見面，鄭堅特意將一頭白髮染黑，仿佛這樣就能讓時光倒流，回到1946年，那個與母親分別的時刻。

1946年，臺灣，基隆港。

抗戰勝利，寶島光復，然而歡欣鼓舞的日子卻十分短暫，悲情與離別的氣氛很快籠罩著這座港口。隨著日本戰敗，1946年，約30萬在臺日本人被遣返回國，基隆港成為其中很多人在臺灣的最後一站。他們在這裡上船，駛往他們的祖國，那片不少人從未踏足的土地。

與那些灣生（指生在臺灣的日本人）一樣，鄭堅和一群臺灣青年們也在那一年聚集到了基隆，同樣是離開臺灣這片生養他們的土地，同樣是從基隆港出發，同樣是奔向他們從未踏足的祖國……

1946年6月25日，《臺灣新生報》頭版頭條刊登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考選升學內地專科以上學校公費生公告》，宣布臺灣省政府擬選拔100名臺籍中學畢業生赴大陸高校深造。

彼時的臺灣，受制於日治時期教育政策的影響，僅有臺大一所大學，加之戰後日本教師相繼離開，島內高等教育資源極為匱乏。在此背景下，招考公費生赴內地高校深造的公告一經發布，即引來眾多臺灣青年踴躍報考，家住彰化西門町鄭堅也前往投考。

8月9日，錄取名單正式出爐，鄭堅名列其中。經過近3個月的集中培訓，11月6日，志願分配結果公布。在最終的93名學生中，鄭堅被分入廈門大學經濟系。其他接納臺灣學生的高校還包括中央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等，皆為當時大陸一流高校。

沐風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11月出版的《一九四六•被遺忘的臺籍青年》，講的就是這群公費生的故事。

《一九四六•被遺忘的臺籍青年》，鍾明宏著

11月中旬，這些學子登上了三艘分別駛往天津、上海、廈門的輪船。出發前，鄭堅與他的小夥伴們以全體公費生的名義，在《臺灣新生報》上發表了《臨別告同胞書》，在這封給島內同胞們的公開信中，他們寫道：

我們是第一批升學內地大學的公費生。在三個月前蒙教育處錄取並在本省訓練團受訓三個月，現在我們要分成上海，北平，廈門三隊到內地各大學升學去。我們覺得我們所負的責任非常的大，在目前我們要去接收祖國悠久的文化，同時要給外省的同胞明白我們臺灣同胞雖然受了日本人五十年的統治壓迫，但我們的民族精神還是堅強的。在將來我們將再回到我們的家園——臺灣，共同努力，建設一個美麗島。

……

回想臺灣光復以來，省民當初熱烈的情緒和期待，經過不久時期，就有一部分人民變成冷漠，這成為建設新臺灣的障礙，其所由來的原因也許很多，可是我們知道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本省離別祖國達五十年之久，期間本省只受日本愚民教育，和我國的文化幾乎沒有溝通，因而很少認識我國文化的好處。……所以我們要認識祖國，打開本省和內地的隔閡，當然要親到內地看我國文化的體制，研究我國的思想，主義，然後才能談到新中國的新臺灣建設。我們既然知道臺灣建設要由認識祖國起，同時更知道對祖國正確的認識。要親到內地看我國的情形，吸收我國的新文化，所以我們敢大膽地說，此次公費生的意義實在很大。

……

別了，我們所愛的同胞，當我們畢業的時候我們一定帶回更大的力量，來加入你們鬥士的當中，為了新臺灣，為了新中國而奮鬥吧！最後以最大的誠意深謝陳長官賜給我們這個機會能夠到內地去升學！（p.66-70）

滿懷著對於海峽對岸未知世界的憧憬與期待，肩負著溝通兩岸文化交流之重任，1946年11月，鄭堅與夥伴們陸續抵達了各自的學校。而很快，他們就逐漸感受到祖國大地上正醞釀中的風雲變幻。

1946年12月，舉世轟動的「沈崇事件」在北京發生。

關於「沈崇事件」的真相，近年來有著諸多說法，然而無論真相如何，1946年冬天，該事件的的確確造成了巨大的反美效應。全國各大專院校學生紛紛上街遊行，抗議國民政府與美帝沆瀣一氣。此情此景，公費生們自然無法置身之外。這一幕幕在日據時期從未見過的大規模學運場面，極大地衝擊了他們對於國民政府的認同。公費生們開始發現，國民政府不僅在臺灣為人民所厭惡，在大陸它所受到的待遇有過之而無不及。

延續著沈崇事件的熱潮，1947年5月4日，上海學生發起了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八周年的活動，並進而擴大發展成一場更為規模宏大的學潮——「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受到如此環境的薰陶，慢慢的，公費生們從單純的對政府不滿，變得越來越懷疑其統治合法性。於是，在一些運動中，我們開始看到了公費生的身影。這其中就包括在武漢大學就讀的陳如豐。

陳如豐是臺南縣人，1946年入武漢大學政治系。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爆發後，武漢大學的學生積極響應。1947年6月1日凌晨，國民政府為了逮捕武漢大學的共黨師生，出動上千名軍警在大半夜包圍武漢大學。……最終有24名師生被捕，十餘人受傷，3人死亡，史稱「武大六一慘案」，死亡的三名學生中，其中一名正是陳如豐。（p.78）

位於武漢大學內的「六一紀念亭」

陳如豐的命運，正是那群公費生與他們所處環境的縮影。聲勢浩大的學潮、加之1947年初在臺灣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令公費生們越來越無法待在書齋之中。伴隨著對國民政府不滿的不斷增加，對於主張平等與民主的中共，公費生們的好感與日俱增。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後獲知中共支持臺灣人民抵抗暴政的信息，越來越多的公費生開始心嚮往之。

1947年暑假，公費生返臺。於北投草山召開了一次同學會。幾名公費生更組成了一隻巡迴演講隊，以交流兩岸文化的名義前往很多地方，介紹了他們在大陸半年多的見聞。或許是交流的成果發酵了，1949年臺灣發生「四六學潮」，臺大、師大的學生所提出來的主張，幾乎承襲了反飢餓反內戰飯迫害的訴求。那個夏天， 「二二八事件」剛落幕，對國民黨絕望的年輕學生，把對祖國的期望與寄託逐漸轉移到了中國共產黨身上。（p.87）

一九四七年暑假，公費生於北投草山合影留念

這樣的情緒，也改變了不少公費生們的命運。1948年的暑假，公費生們第二次返臺，此時大陸的硝煙早已傳至寶島，部分人在家人的挽留下，放棄了在大陸的學業，但另一些公費生們卻懷揣著對於新生政權的嚮往，仍舊踏上了返校的路途。

受到家庭影響（家中大姐鄭晶瑩於1946年入黨），鄭堅早在抵達大陸的第二年即加入中共。1949年，他離開學校，參加中共閩西遊擊隊；就讀北京大學經濟系的陳天章，1948年暑假返回臺中老家時，聽聞許多同學、同鄉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捕遇害，深感悲憤的他遂匆匆結束假期。回到北平後，經已是中共黨員的公費生郭炤烈介紹，陳天章很快入黨；做出同樣選擇的還有他的同學淡水人楊威理。1949年入黨的楊威理在平津戰役前潛入解放區，並在3個月後隨解放軍一同進城；臺中人洪瑤楹，1946年進入浙江大學農化系，後加入中共，進入三野第九兵團政治部臺灣幹部訓練團……

回憶起那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參加開國大典的情景，楊威理至今記憶猶新。也正是因為受到「中國人民要站起來了」這一信念的鼓舞，這些公費生們選擇了留下。那一刻，他們一定都堅信，無需多久，他們就會跟隨著那股新生的力量，回到自己的故土。

然而，歷史卻與他們開了一個苦澀的玩笑……

1949年，當離開學校加入中共閩西遊擊隊時，鄭堅一定確信，臺灣的解放，只是時間問題。就這樣，一道海峽，讓鄭家一分為二，鄭堅與父親鄭水河、大姐鄭晶瑩，三弟鄭鴻溪（1948年入黨，臺灣「四六學潮」骨幹之一）在福建，母親則與三個年幼的弟妹留在臺灣。

留在大陸的鄭水河被視為國民黨特務，為避免通敵嫌疑，身處大陸的鄭家人都避談彰化西門町的那一半。在臺灣的鄭家人也不好過，鄭水河常年投身反日運動，家中無甚積蓄亦無祖產，鄭母只能憑著裁縫工作拉拔三個孩子長大。鄭堅的兩個妹妹讀到初中就得輟學工作，家境清苦。

諷刺的是，國民黨政府把鄭水河視為共產黨特務，三不五時就上鄭家叨擾說：「你在大陸的特務丈夫回來過嗎？有沒有通過信？」讓鄉裡對鄭家投以異樣眼光，鄭母就在這種條件下憋著一口氣，等待和丈夫重逢的日子到來。（p.121-122）

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1974年，調任福建前線廣播電臺的鄭堅讓大姐在對臺廣播節目《臺胞在大陸》中用閩南語向在臺灣的鄭母廣播：「身在大陸的家人都好，請放心，請耐心等待團圓的一天」。不曾想這段廣播竟真的透過一位遠親傳至鄭母耳中，斷絕25年後再次聽到家人的消息，鄭母不由悲愴不已。或許是受到這一消息的鼓舞，留在臺灣的小弟頗為爭氣，成功移民美國，並由此打通了與大陸親人的聯絡通道，於是也就有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

那時，鄭鴻溪在北京中共中央統戰部工作，是兩家人的聯絡窗口。1981年年初，鄭堅接到鄭鴻溪的電話，聽到母親要來大陸的消息，興奮到兩腿發軟站不穩。可是，兩岸尚未開放，鄭母要從臺灣到大陸何其困難。她必須先飛到舊金山小兒子那邊，再轉飛上海，整趟行程完全保密，絕對不能讓國民黨政府知道。

……

鄭鴻溪從北京到上海和鄭母、小弟會合，一起飛往福州，而鄭水河也從廣州飛到福州。臺灣到福州不過幾百公裡的距離，卻讓年逾七旬頭髮斑白的鄭母兩度飛躍太平洋，一家人才得以團圓。當鄭家人在福州機場相遇時，所有人抱在一起痛哭大聲，傾訴三十年來令人撕心裂肺的分離苦痛。（p.121-122）

30多年後的再次重逢，鄭家人執手相看無語，惟有淚千行

然而，受到臺灣當局的政策限制，加之原本的戶籍檔案多被註銷，即使在解嚴之後，鄭堅等滯留大陸的公費生想要返臺，亦是困難重重。1991年，鄭母病逝舊金山，隔年骨灰安葬老家彰化，但鄭堅直至18年後的2009年方才得以返臺，親自為母親掃墓。

人為的限制，歲月的逝去，使得臺灣對於滯留大陸的公費生們正變得越來越無法企及。這段由他們承載著的往事，似乎也正漸漸被人們所忘卻。

我們是臺灣光復後第一批到大陸念書的學生，我們的經歷是臺灣人不能體會也難以想像的。臺灣政府應該要承認我們這批人的存在。現在同學們都老了，一個一個走了，真的是……（p.155）

談到自己這群人所經歷的種種，洪瑤楹頗為感慨。各種因素的制約，令他的兒女對臺灣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地理概念，不僅不了解臺灣的歷史，也缺乏對於臺灣的認同。而這一切，也令他感到十分無奈。

當年公費生想回去，臺灣政府不讓他們回去；日子再拖久一點，臺灣的根全部斷光之後，就真的不再是臺灣人了。（p.155）

但，即使如此，回家的步伐依舊無法停歇。2007年，陳如豐的家人來到武漢，將他的骨灰從大陸帶回臺灣安葬。逝世60年，陳如豐終於回到臺灣故土。這一趟3小時的航程，他整整等了一個甲子。

生為臺灣人，死為臺灣魂。

回家，對於身處如今太平天下的我們，無非就是一張車票的距離。然而對於置身歷史巨變之中的人們而言，家往往卻是那樣的難以企及。對於渺小的個人而言，在時代的大潮之中，絲毫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本，或許，也正因為如此，家才顯得如此彌足珍貴。

閱讀《一九四六·被遺忘的臺籍青年》，正是對於這種情感的一次感同身受。相對於當年數以百萬計隨國民政府遷臺的大陸人，滯留大陸的公費生，在人數上是微不足道。但作為臺灣光復之後第一批被派往大陸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學子，他們可謂是當時臺灣年輕人中的佼佼者，若天下太平，假以時日，必能成為臺灣日後各個領域中的棟梁之才。然而造化弄人，美好的願望最終只停留在種子被種下的那一刻，最終等來的卻是身在祖國，卻又有家難回的無盡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