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從60年代末的蒙特雷流行音樂節（Monterey）與伍德斯託克音樂節（Woodstock）之後，現代音樂節的互動方式與娛樂形態正在逐漸成熟。此後的好萊塢電影中，音樂電影成為了一個重要的類型：以不同的形式（傳記片、紀錄片、具有探索性質的實驗電影等）去表現音樂這門藝術形式以及傑出的音樂人，給當代觀眾所帶來的影響。
為什麼在這裡要著重介紹《與愛何幹》這部音樂傳記片呢？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原型——當代搖滾教母蒂娜·特納（多次獲得葛萊美獎）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更是因為影片的時代意義——《與愛何幹》的主演安吉拉·貝塞特，是90年代唯一一部提名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的黑人女演員。
因此，影片涉及到了很多類型電影中的元素與母題，具有多重方向上的裡程碑意義：
其一，打破白人視角與精英審美的溫情模式，為黑人題材提供一種現實視角；其二，文本給予女性成長豐富的空間；其三，「搖滾精神」的展現完全融合在角色魅力之中。
01.擺脫白人主位視角下的「他者」身份，聚焦黑人自我的價值訴求
長久以來，大眾對「黑人電影」的主要印象還是來自於《為黛西小姐開車》、《弱點》到《綠皮書》之類的溫情片。此類電影為渴望族裔平等、人際關係融洽的觀眾，提供了一個想像性的夢幻式童話空間，其中透露出的保守、溫和的價值觀無疑是奧斯卡最熱衷於表彰的。
但「神奇黑人、白人救世主」理想化調和的模式，註定難以滿足更多的觀眾。於是，在80年代末，斯派克·李，作為當代成就最高的黑人導演之一，其執導的《為所應為》開始受到廣泛矚目。自此以後，聚焦底層黑人真實處境與生活狀態的「街區電影」開始成為現實題材黑人電影的主要方向。
這類電影區別於「白人主位視角」的地方在於，沒有避重就輕，沒有選擇性忽視黑人在生活、成長的環境中的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見與歧視。與此同時，它們放棄了白人視角一廂情願式的「和解」，更加注重剖析黑人街區生態內部的痼疾與弊病。即是說，此類影片真正探索的是：作為一個沒有較高社會地位、沒有接受良好教育的黑人，如何在凌亂破敗的街區生態中獲得成長與自我價值的實現？
影片《與愛何幹》，擺脫了黑人在過往主流話語中處於白人視角下的「他者」身份桎梏，真正以實現自我價值、尋找個人理想為出發點，而非取悅白人精英腐朽、保守的價值。是故，那不可避免的偏見與仇視，那難以擺脫的貧困與孤獨，那訴說不盡的憋屈與無助，那難以消解的失落與哀傷，成了女主人公成長道路上因遭受苦難而揮之不去的憂鬱情緒。
女主人公就像純淨的蓮花——「蓮自淤泥而生，淤泥逾甚，彼逾盛放」。
從一名被抱以偏見而不受重視、家庭教育父母之愛缺失的兒童，到引領潮流、成熟獨立的搖滾教母，蒂娜·特納的人生蛻變過程被賦予了社會意義——無論是那個保守偏執、缺乏遠見、責任缺失的母親，還是乖張暴戾、狂妄自大、剛愎自用的丈夫，因思維的愚昧與落後而女性自我發展帶來的更深層面的精神桎梏，才是問題的核心。
02.從安娜·梅·布洛克（Anna Mae Bullock）到蒂娜·特納（Tina Turner）：「冠夫姓」背後的女性主義思考
如果說「黑人本位」視角，賦予了影片反思現實的銳度與鋒芒；那麼，作為90年代唯一一個提名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的黑人女性角色，所透露的關於「女性主義」的思考，則使得影片成為研究女性成長這一世界性主題的經典範本。
90年代初期，正是「女性電影」黃金期，《沉默的羔羊》中，史達琳的成長力量源於內心對弱者、對萬物的悲憫之心以及與漢尼拔靈魂上的平等交流，《末路狂花》中塞爾瑪與路易斯兩個不同性格女性間的性格互補，構建了女性同盟成為對抗男性壓迫的精神力量。
電影《與愛何幹》關於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採取了詳細地全景式刻畫一個女性成長的全過程。
電影的片名「與愛何幹」，即是女主角成長蛻變中的感悟。它是對傳統電影中女性角色職能的一種反叛——過往的很多女性角色，困頓於家庭、禁錮於家庭主婦的身份，她們的價值評判尺度由男性決定，她們致力於取悅男性，成為父親眼中體貼溫柔的女兒、丈夫心中賢惠溫良的妻子，她們奉獻無私的愛救贖了生命中的男性。
而「與愛何幹」則直接打破了這種傳統奉獻型女性的價值，呼喚一種現代價值體系下的獨立女性。
家庭親緣背後的血濃於水、兩性男女間的自然吸引，這本是人類自然的天性，而當天性之愛成為一種世俗世界中用來馴化、扭曲、壓制、異化女性價值的藉口，這一切都與愛無關（這即是片名所傳遞的含義）。
安娜·梅·布洛克——未曾露面的父親，決定了她的姓氏。
女主人公安娜·梅·布洛克，生活在父親的缺位與母親的失責之中。布洛克這一姓氏是父親唯一賦予她的印記，而母親對於她的態度仍舊是輕率的，她將年幼的安娜·梅拋棄於奶奶的家裡，對其置之不理。當其成長為青年女性，她仍舊是不尊重她的個人意志，想讓她做一名護士以獲取穩定的工資與生活保障。
她的成長階段，是處在父權社會的異化、底層黑人凌亂無序生活的扭曲之中。母親沒有對她盡到足夠的愛，卻用長輩的身份、家長的意志強迫她走預設好的路。母親的霸道與自我，壓制了女兒的天性，她成長蛻變的第一步，是擺脫不正確的教育方式對她的制約。
蒂娜·特納——冠夫姓「特納」，戀人與妻子的身份標籤施加的束縛。
從安娜·梅·布洛克到蒂娜·特納，比起愛情給人的改變，更像是婚姻帶給人的桎梏與枷鎖。脫離了原生家庭的禁錮，女主人公所面臨的又是來自夫權的約束。艾克·特納（Ike Turner）是一名才華橫溢的藍調歌手，他賞識女主人公的才華與魅力，給她的事業起步階段帶來的很大的幫助。他們合作的「Ike & Tina Turner Revue」（艾克與蒂娜歌舞秀）反響不俗、形成了品牌效應。
當最初的激情與愛慕所維繫的愛情消失殆盡，婚姻中只剩下無窮無盡的拉鋸戰——相互折磨、相互反抗。
艾克·特納身上具有傳統男性的霸道與大男子主義，他的暴力行為在婚後愈發肆無忌憚。他不僅不允許妻子置疑他的事業、創作的作品，對妻子的一切事宜有著強烈的控制欲，從音樂事業到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他無時無刻不在試圖掌控與監管妻子的任何生活細節。這種病態的相處模式，不僅阻礙著蒂娜·特納的事業發展，更將她推至精神崩潰的邊緣。
蒂娜·特納——自由選擇的藝名，一種自我認可與自主價值觀。
當蒂娜·特納忍受不了丈夫無休無止的暴力、剛愎自用的大男子主義，她拋棄了一切夫妻共有財產、毅然決然地爭取離婚，唯一所選擇的就是沿用「蒂娜·特納」作為藝名。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蒂娜·特納」不再是男性戀人強制帶給她的印記，而是她主動選擇的藝名——承載的是她從藝以來音樂生涯的血與汗的付諸、智慧與才華的凝聚。
因此，儘管名字上沿用了前夫的姓氏，但含義已經完全不同了。
無論到什麼時候，關於「冠夫姓」的爭論永遠都不會休止。《與愛何幹》中所傳達出的一種對女性獨立、自由、追求自我價值實現的精神呼喚，無疑是具有力度的——對於既定的印記（無論是來自於社會、家庭還是族裔的），我們無法改變，但自由的本質並非是過分拘泥於外在的印記，而是從這些他者施加的物化標籤中，看清自我真實的模樣，並衝破外界的桎梏，不惜一切地去尋找自我價值、釋放自我的天性與潛能。
03.從傳統R&B（節奏布魯斯）歌手到Rock'n'Roll（搖滾樂）藝術家：獨立女性力量與搖滾精神的迸發
影片的巧妙之處在於，女主人公蒂娜·特納衝破男權桎梏、獲取成長蛻變的過程，與音樂風格的探索是保持同步的。
在童年時代，蒂娜·特納就展現出了羸弱外形下的驚人能量，被唱詩班的音樂指揮認為過於野蠻與聒噪，被驅趕出去。
在成年後，蒂娜·特納雖然獲得了施展才華的空間，但丈夫艾克·特納主導了他們的作品風格。她逐漸不滿足於丈夫艾克·特納R&B（節奏布魯斯）所傳遞的「陳詞濫調」——膚淺瑣碎的情仇愛恨糾葛、無窮無盡的宣洩悽苦、乏味無聊的商業表演、故作憂傷的自怨自艾。
離婚後的蒂娜·特納，以44歲「大齡」毫無畏懼地轉型踏入屬於年輕人的搖滾領域。一掃過去的憂鬱、壓抑，取而代之的是不受拘束的盡情釋放，在一次次聲嘶力竭的情感宣洩，一次次恣意癲狂的自我表達，她創造的奇蹟仍在繼續。
影片對蒂娜·特納的性格不同側面的細節刻畫也十分豐富。女主角安吉拉·貝塞特的表演更是從內在抓住角色的性格精髓，將人物溫潤卻堅忍、外表柔順內在癲狂自強的性格特徵，展露得內斂克制、不露痕跡。因此，她獲得了第66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她成長孤苦、不為父母所愛，但從未對他人施以嗔怨，取而代之是以德報怨的胸懷。她內心對他人抱以仁慈與關愛，對待丈夫的私生子仍舊抱以寬容與憐憫。她性格隱忍卻不軟弱，當她唯一一次對丈夫的暴力行為進行反抗，那也是她徹底與愛情關係決裂的開始。
關於「搖滾精神」的本質，永遠沒有一個定論。而「搖滾」之所以在情感滲透與精神感召方面具有其他類型音樂無可比擬的力量，正源於它的「不可定義性」——它不會被一種既定的、刻板的、模式的、標籤的程式去概括，內在不受約束的自由靈魂與對世俗枷鎖的抗爭，才是它迷人而又富有魅力的根本。
蒂娜·特納的獨立成長無疑是對「搖滾精神」的一種現實註解。終其一生，蒂娜·特納都在反抗傳統社會對女性價值的矮化與固化，她不斷地打破傳統的偏見、陳規陋習的精神禁錮，去詮釋女性與歌者的更多可能。而比之更多搖滾歌手迷失於一種悲觀、憤世、享樂與虛無之中，她對世俗世界的家庭、親情仍舊保持一種互相包容與互相關愛，這正是她性格中的多重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