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茶文化源遠流長，早在神農時代，華夏祖先就已有從樹上採摘新鮮葉子嚼食的吃茶的習慣。後來為延長享用茶之美妙的時限，先人們開始將嫩葉曬乾製成可長時間保存的茶餅。
三國時期魏國張揖所撰的《廣雅》中就有這樣的記載：「荊巴間採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色赤，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姜蔥芼之。」從採而食之到烹而食之，啖茶所需的中間工序的日漸繁複化，使得茶具應運而生。在諸多可選擇的材料當中，陶土似乎一直是歷代愛茶之人的首選，而論及其中頗受青睞的一類特殊泥土，則非紫砂莫屬。
繁花之於初春——紫砂和茶的不期而遇
孔子有雲，「君子不器」。粗淺的解讀為，文人儒客不應拘泥於形而下的具象外在，而應追求形而上的精神內涵。然而對於「善飲」之人來說，對於上等茶具的講究須是必不可少的執著。正如享譽盛名的《茶疏》的作者，許次紆所講的那般，「茶滋於水，水借於器，湯成於火，四者相顧，缺一則廢。」 好的茶具不僅可以完美襯託茶的品質，甚至會使其如虎添翼，從而帶來一層新的境界。紫砂泥的自身特性可以說是為烹茶量身定做：透氣而不漏水；夏天泡茶隔夜而不餿，冬天不因衝入沸水而開裂，暖手而不燙手。更有些許神奇的是，用紫砂壺衝泡出來的茶可最大程度上保持茶葉本身的色、香、味，在這關鍵一點上，紫砂與茶的天作之合讓其他材質黯然失色。
除此之外，紫砂泥的可塑性賦予了紫砂器具外觀上的一片廣闊天地。紫砂茶具的造型變幻無窮，其樂亦無窮也。更為重要的是，紫砂擁有用之愈久，光澤愈現的特性，天性適宜被把玩，正所謂：「摩掌寶愛，不啻掌珠。用之既久，外類紫玉，內如碧雲」。紫砂的這些特性讓品茗之士在味覺與嗅覺的雙層感官愉悅的基礎上，又多了視覺與觸覺兩重享受，讓「品」的意味變得飽滿而富有層次與深度。
紫砂在茶具中的應用事實上早已始於宋代。北宋梅堯臣的《依韻和杜相公謝蔡君謨寄茶》中所記：「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華，」說的正是紫砂茶具在北宋初顯端倪時的情景。但紫砂真正開始在茶文化中大行其道，其實與明清之際制茶、烹茶方式的轉變密不可分。明代洪武年間，建國之初，百廢待興，為杜絕奢靡之風，諸多傳統程式都化繁為簡。為方便廣大百姓均可飲茶品茶，朱元璋一聲令下，命以散茶代替團餅茶。相應地，民間的品飲方式也逐漸從烹煮和衝點變為沏泡。紫砂壺也就此從早前的僅作為日常煮茶工具，逐漸演變出可用於沸水衝泡全葉散茶的各式茶壺。
功用的轉變僅是紫砂登上歷史舞臺的第一步。如果說紫砂與茶的相遇有相得益彰之美；那麼紫砂與明清文人之間的契合，則有相見恨晚之喜。明清之際士大夫階層對於品茶、鬥茶的熱愛，為紫砂壺的盛行推波助瀾。同時，在文人審美情趣的感召下，多樣的、獨具文人氣質的紫砂壺也因此得以誕生。紫砂茶壺從此不再單單是器具，更是藝術品，而中華茶道的道法之中也因此而增添了風雅的一筆。
碩果之於金秋——明清文人和紫砂的一見傾心
圖一，陳洪綬《品茗圖》（或名《停琴啜茗圖》）絹本設色。
彼時的茶事之盛在文人書畫中已可見一斑。明末清初著名畫家、文人，陳洪綬，流芳百世的《品茗圖》中就有這樣一幅場面描繪（圖一）：以蕉葉鋪地，主客二人對坐暢談，身旁青石之上有兩把紫砂壺。其中一把長柄平底紫砂壺置於茶爐之上，用以煮水。這在潮汕功夫茶中，雅稱為「玉書煨」，為茶室四寶之一。爐旁放置另一短流紫砂茶壺，器型厚重敦實，拿來做衝茶的茶罐，為四寶中的另一寶，「孟臣罐」。「孟臣」指的是明末清初時荊溪有名的紫砂藝人惠孟臣。惠孟臣善制小罐，所以後人也通常僅將小容量的茶壺稱為「孟臣罐」。
圖二，仇英《松溪論畫圖》（又名《煮茶論畫圖》），絹本設色，現藏於吉林省博物館。
值得注意的是，畫中的「玉書煨」實為一具名壺，為明人仿作的傳說中唐代「茶聖」陸羽初創的「羽觴壺」。有時又稱「唐羽壺」，亦可形象直觀地將其俗稱為「側把壺」。「羽觴」一名，一說是取自「曲水流觴」中的酒杯，底部有託，雙側有耳，狀似羽翼，可浮水而行；二說是因其手柄細長而上揚，有羽翼翩然之感而得名。明人在各類藝術創作中多仿宋唐遺風，或如法炮製或巧妙借鑑，其實並不稀奇，而是恰好迎合了明代文人騷客的尚古、擬古之風。在明代對於漢代輝煌的追憶及宋文化的惺惺相惜，究其根源，是明人對自身漢人身份認同的表達。
圖三，唐寅《事茗圖》局部（下）。紙本設色，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四，王問《煮茶圖》局部（下）。爐上可見一海棠提梁壺，用以煮水。現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無獨有偶，在另一位明代有代表性的畫家，仇英的畫作《松溪論畫圖》中（圖二），兩位高士盤坐於青石之上，處山谷之中、溪水之畔；高談闊論、舉手投足間，茶香繚繞，怡然自得。同時，兩具煮水之用的紫砂壺映入眼帘：一隻「羽觴壺」置於一旁石板之上，另一隻提梁壺則是端坐在爐上。提梁壺可以說是明代書畫中最常見的紫砂壺器型之一。在另一位「明四家」，唐寅的《事茗圖》中（圖三），茅屋主人案几上所置即為紫砂提梁茶壺。另一經典的提梁壺器型，海棠提梁壺，則更已早些時候出現在明中期文人王問的《煮茶圖》中（圖四）。其雅稱是由海棠式圓角四稜的提梁而得名；又因其與正德年間的司禮太監吳經的墓中所出土的提梁壺的器型一致，而稱為「吳經提梁壺」（圖五）。或與友人煮茶論道；或獨自一人靜默啜飲，時而於林間彈琴低吟，時而於書房內臨窗而讀……從這些文人書畫中，我們仿佛可以看到質樸溫潤的紫砂伴隨著縷縷茶香，已逐漸滲透進明代文人的日常生活與交友之中，水乳交融。
圖五， 「吳經提梁壺」。於1965年發掘於南京中華門外馬家山油坊橋。通身光素無紋飾，是最早的「光貨」，也是有紀年可考的最早的紫砂壺（明嘉靖12年）。現藏於南京省博物館。
圖六，蒲華 《茶熟菊開圖》。
圖七，邊壽民《茶壺圖》。上部題款源自蘇軾所賦《汲江煎茶》詩，畫家對個別文字稍作了修改。
到了清代，隨著紫砂壺的進一步盛行，文人畫中對於紫砂壺的描繪就更為直白。晚清「海派四傑」之一，蒲華在其作《茶熟菊開圖》中（圖六），將紫砂壺放在畫面中央，用菊花襯託點綴其質樸淡雅之美。同時也藉此形象，表心中對同道中人的呼喚：賞秋之人，品茗賞菊，不亦樂乎？「揚州八怪之一」的邊壽民，更是乾脆以紫砂茶壺為題，常以單幅畫面描繪茶壺的神態、氣質之美，並誦之以詩歌（圖七）。文人墨客們對於紫砂壺之美的渲染與強調，是對茶之道、茶之趣的推崇與喜愛的表達，更是在大千世界中一種對悠然自適的處世之道的追尋。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