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來，中國的歷史劇終於擺脫了清宮戲一統江湖的局面。無論是以南北朝為背景的架空劇《琅琊榜》、還是以唐朝為背景的《長安十二時辰》等，都讓我們看到了一番古代劇百花紛呈的局面，這顯然是可喜的。
而且，近年來的不少歷史劇更注重對歷史細節的還原，如古代的服飾、禮儀等方面，這些進步是值得肯定的。
當然，我們也知道，很多歷史劇只是打著歷史旗號的愛情劇。甚至如《大明風華》之類對很多關鍵性的歷史事實進行了歪曲解讀，這顯然是不提倡的。我們不是說歷史劇不允許改編，但改編不是亂編，有些已經定性了的歷史事實是不宜進行顛覆性解讀的，除非可以以有理、有節的視角進行研究性探討。
比如最近熱播的以宋朝為背景的《清平樂》，該劇剛開播的評價很高，近期雖一路走低，但大都也與其劇情平淡如水有關，而非精神內核。
其實談愛情也好，論朝堂也罷，《清平樂》非常大的問題是在美化宋仁宗，並且強行組愛情CP。
該劇主要講述的是宋朝仁宗時期的一段「盛世」，其劇情簡介中提到：仁宗朝河清海晏，名臣才子輩出，是中國古代史上著名的經濟文化盛世。
很多朋友認為，這個盛世之下便是百姓安居樂業，生活富足美滿。但是請注意，宋仁宗時期的盛世是當時士大夫們所定義的，仁宗在那些士大夫們眼中是最理想的統治者，故而在他的治下，自然是官僚士紳們的盛世。
然而就整個大宋朝而言，談及黎民百姓的安居樂業和富足美滿恐怕是要開玩笑的，而上升到國家角度，則更是難說國力強大，不受外侮。
其實古代中國的大多數盛世，除了經濟文化的繁榮外，還有軍事和政治上的優勢。然而，誰都不敢說仁宗朝有這個優勢。
而這個優勢一旦不具備，那麼所謂經濟文化的繁榮就是一場虛幻，因為表面上的繁榮是建立在對外輸送大量歲幣、絹帛的妥協基礎之上的。因為戰事不利，宋朝又不得不保持一支規模大，但卻又指望不上的巨額常備軍，浩大的軍費開支最終是要落到百姓頭上，而非那些士大夫的。
所以宋朝仁宗時期的「盛世」實則是士大夫們的盛世，而經濟文化上的表面繁榮，如果沒有政治和軍事的強力保障，其實是虛幻的。本文我們就從宋朝仁宗時期的軍事視角入手，探討其「盛世」背後的另一面。
一：「盛世」之宋
宋朝仁宗是北宋第四位皇帝，其祖父的哥哥就是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
趙家在唐朝後期就已是官宦家庭，趙匡胤的父親趙弘殷自後唐時期便歷任禁軍將領，後周時更任鐵騎第一軍都指揮使，是一位作戰勇猛的武將。趙匡胤本人比起父親更厲害，任後周禁軍的最高統領，並在960年發動陳橋兵變，從此黃袍加身，創建了北宋王朝。
宋軍的主體就是後周的禁軍演變而來，當時的戰鬥力比較強悍，趙匡胤本人也具備較強的軍事才能。然而在宋朝「先南後北」的戰略方針下，趙匡胤在位時期並未能拿下北漢以及收回遼國控制下的燕雲十六州。
976年趙匡胤不明不白地駕崩後，其弟弟趙光義自然而然地繼位，是為宋太宗。趙光義的軍政才能遠遜於其哥哥，尤其在高粱河之役和雍熙北伐中將宋朝禁軍精銳喪失殆盡，自此在北方向轉入防守。
同時宋太宗處置西北党項勢力失誤，使得李繼遷誘殺宋將曹光實，攻略了銀州、會州，事實上奠定了日後西夏獨立的基礎。
而在宋朝內部，為了防止再度出現軍事將領「黃袍加身」的局面，宋太宗對軍隊限制極大，宋軍從一支能戰之師到架子軍團就是從太宗朝開始的。
997年趙光義死後，其子趙恆繼位，是為宋真宗。
北宋皇帝在武略上是一代不如一代，1004年遼軍大舉南下，攻至澶州。宋真宗在寇準的力勸下勉強親徵，宋軍士氣大振擊敗了遼軍。
此時遼軍新敗之餘，面臨前有堅城，後有堵截的不利局面。但沒想到宋遼兩國最後的合議卻是約為「兄弟之國」，由宋朝每年向遼國提供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由此開「歲幣」之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使者回來後，宋真宗誤以為銀絹三十萬為三百萬，其震驚之餘竟也勉強認可，可見宋真宗的底線之低。
而在西北方向，宋真宗妥協退讓，承認夏、綏、銀、宥、靜五州給李繼遷，然而後者依然興兵佔據了靈州、涼州，自此隔絕了中原與西域的通道，其雖名義上對宋稱臣，但屢歸屢叛，實則已成割據性政權。
宋朝自此難以得到西域及河西的良馬，進而不能發展較大規模的精銳騎兵部隊，嚴重製約了其機動作戰能力。
而宋真宗在這種情況下竟然還大費財力、物力「東封西祀」，使得國力大為空耗。
二：仁宗時代
1022年，宋真宗去世，年僅12歲的皇太子繼位，這就是宋仁宗。其即位之初所面臨的局面是北有強遼，西有党項，內部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的危機局面。
但是一個12歲的皇帝明顯是不能治天下的，因此其即位之初一直由劉太后代行處置朝政，直到1033年劉太后去世，23歲的宋仁宗才開始親政。
宋仁宗的有仁宗之稱，其「仁」體現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知道，宋朝的統治者一直是重文抑武的策略，因此文官要是生活在宋代，還是很得意的。
宋仁宗偏偏又是一個性情寬厚，對文臣有著極大耐心，甚至於是討好心態的帝王。因此，當時的文臣階層對於這個皇帝是比較滿意的。
但是，你對文臣的討好心態和能否做好實事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繫。
宋仁宗時期，面對文臣階層，他自己的態度非常和善。甚至於有時候與大臣爭吵時，其也能壓著性子，這在古代實權派皇帝中是不多見的。
但是，皇帝可以耐心聽大臣們講自己的看法，他本人卻並不一定會採納合理的意見。
宋仁宗時期的名臣蔡襄在《上仁宗論諫官好名好進彰君過三說》中就明確提到：
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
我們以評價古代皇帝常用的文治武功標準來說，宋仁宗時代在文官階層的文治尚可，但國家卻日趨疲敝，農民起義不斷，社會矛盾尖銳；若以武功而論，不僅未能消除党項族割據勢力，後者還在仁宗時代正式建國西夏，宋朝屢敗之餘還反倒向西夏輸送銀絹。
縱觀整個仁宗朝，值得一提的武功就是平定儂智高叛亂和鎮壓農民起義了——那支百萬人規模的宋軍終於算是發了點力。
宋仁宗時期宋軍擴充到了141萬人之巨，軍費開支佔國家財政收入的大半，就拿出這點「戰功」來，著實說不過去。
這也符合很多人對宋朝的基本了解：經濟文化繁榮，政治軍事孱弱。
這個基本觀點沒錯，但是近年來中西方有一股潮流是鼓吹宋朝，以其GDP佔世界幾何，軍隊勝率如何的量化指標來抬高宋朝。
但我們要明白，宋朝其實是窮宋、弱宋。
有人可能說了，宋朝經濟那麼發達，GDP更是世界第一，怎麼可能還窮呢？
請大家注意，所謂的宋代GDP只不過是今人的一種研究方法和經濟史論述。宋朝在開國之初就不抑制土地兼併的，之後反倒還鼓勵土地兼併，所謂富者連阡陌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說的就是宋朝。
這樣就造成了大量農民依附於地主，而一些無地農民則從事手工業，成為工商業者。
宋朝的稅賦是非常沉重的，但這些稅賦落不到大地主和士紳階層的頭上，而是被轉嫁給了基層農民和中小工商業者。
打個比方說，基層農民可能佔20%的土地，但是要繳納80%的稅賦；而士紳地主們佔有80%的土地，卻只繳納20%的稅賦。
在經濟層面，士紳地主是宋朝的受益階層，而在政治層面，宋朝重文輕武的大背景下，其又能得到極高的政治與社會地位。
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年），朝廷在一次科舉考試中就錄取進士、諸科1076人。而且宋朝的「恩蔭」範圍極大，凡是五品以上官員，但逢大禮之時皆有奏請子孫、門徒為官的權利。
宋仁宗時的名臣包拯有言：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9758員，今內外官屬總17300餘人，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數尚不在數內。僅以規模而論，可見此時宋朝官僚規模之大，而宋朝之官，大都出自士紳地主階層。
所以說，士紳地主們是宋朝的堅定支持者，而碰上宋仁宗這種皇帝，他們自然是要多加吹捧的。甚至於歷朝歷代的文人階層，其實誰不想在這種環境下享受榮華富貴呢？所以，自宋朝之後，歷代文人對宋仁宗的評價高也是得源於此，歸根到底還是涉及到了本階層利益。
而就宋仁宗時期基層百姓的生活來說，是遠談不上什麼河清海晏的。
因為宋朝的稅賦很重，士紳地主們還要再扒一層皮，因此基層農民無奈之下便會起義。宋仁宗時期，見於記載的農民起義甚至是基層兵變平均每年一次，其規模雖然不大，但是頻率之高是歷史罕見的。
農民起義之所以規模不大主要是宋朝守內虛外的戰略部署決定的，北宋時期但凡是發生災荒，朝廷便會擴軍，將流民中的精壯者招募到軍隊中。
宋仁宗慶曆年間，內外所增置禁軍860餘指揮，約42萬餘人，其中侍衛步軍司保捷軍增185指揮、武衛軍74指揮、宣毅軍288指揮。這使得北宋禁軍達到了82.6萬人，全國總兵力為125.9萬人。之後的皇佑初年，宋軍總兵力更是增長到了141萬餘人。
宋仁宗時期全國人口約6000萬人，其中青壯年不過1000多萬人，然而其軍隊卻佔到了其中十分之一強。
如此眾多的軍隊駐防全國各地要衝，一旦有農民起義的苗頭，宋軍即能在地主階層的支持下予以鎮壓，故而宋代農民起義雖多，但成燎原之勢的卻極少。
但比較諷刺的是宋朝軍隊雖然達到了一個空前的規模，其在關鍵性戰役中卻實在扶不上牆。
三：疲宋弱軍
1004年宋遼澶淵之盟後，遼宋邊境的大規模戰爭狀態結束，但是西北方向的党項族政權卻日益壯大。宋朝可以視遼為兄弟之國，但對於這個曾經臣服於自己的割據政權，卻總是咽不下這口氣。
北宋開國之初，對以夏州為大本營的党項族政權採取懷柔政策，準其世襲。982年，因家族內部矛盾，時任定難軍節度使的李繼捧入朝，決定放棄割據，獻圖歸朝，這是宋朝將党項勢力併入的最佳時機。
然而宋太宗處理失當，使得李繼遷勢力壯大，後者還得到遼國的支持，被授予夏國王的稱號。到宋真宗時，其更是妥協承認李繼遷佔據西北五州之地，使得先前李繼捧入朝所得之主動權喪失殆盡。
宋仁宗在1022年即位時間，西北党項政權的統治者為李德明。此人繼位後，所採取的的策略是「依遼和宋」，同時向遼、宋稱臣，接受兩國封號。
但其在與宋遼保持和平關係的同時（曾擊敗遼國大軍，但其對遼關係此後沒有受到影響），向西則積極發展，數年間，西攻吐蕃和回鶻，奪取西涼府、甘州、瓜州、沙州等地。其勢力範圍擴展至玉門關及整個河西走廊。
在這一過程中，宋朝真宗及仁宗前期意識遲鈍，實際上坐視了党項政權的壯大，甚至李德明去世時，宋仁宗為其輟朝三日，同皇太后乘輿至幕殿，身穿素服，為李德明舉哀。另外宋朝還追贈李德明為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
李德明是1032年去世的，同年其子李元昊繼位，第二年宋仁宗親政，此時宋朝所面對的已經是一個佔據整個河西走廊，保有一支強悍軍事力量的割據政權了。
1038年，李元昊正式稱帝，國號為大夏，這成為了宋夏戰爭的引爆點，因為宋朝既不可能承認李元昊的帝位，而西夏也不滿足於其現有的利益。
1040年，西夏軍攻延州，其先通過裡應外合之計攻破了金明寨，隨後又集結部隊在三川口大敗宋援軍。
三川口之役的宋軍援軍只有1萬餘人，但卻是精銳部隊，此役失敗後環慶副都部署劉平被俘、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被俘，西夏軍則士氣大振。
為解決西北危機，宋仁宗以夏竦為陝西略安撫使，韓琦、範仲淹為副使。韓琦、範仲淹都是名臣，但在對夏戰略上意見卻不一致，韓琦主張主動進攻，範仲淹則認為應當以守為攻，夏竦則將皮球踢回了東京，宋仁宗同意韓琦的意見，要求鄜延、涇原路會師進軍。
1041年，西夏軍隊佯攻懷遠城，南路的韓琦以任福為將，出動1.8萬精銳部隊前往解圍。
西夏軍一部佯裝敗逃，宋軍援軍精銳分為兩路進入預設戰場，另外還有七八千人的當地宋軍也分為兩路。西夏軍主力動用10萬大軍，將宋軍各個擊破，一舉消滅了宋軍上萬精銳。宋軍主將任福，其子任懷亮，先鋒桑懌、巡檢內侍劉肅、都監武英、王珪、趙津、參軍耿傅等均戰死。
1042年，宋夏兩軍再戰定川寨，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率軍冒進，被西夏軍主力圍殲，葛懷敏以下16員宋將戰死，士卒9400餘人損傷殆盡。西夏軍得以直逼渭州，大掠六七百裡而還。
連續三次關鍵性戰役的失敗，使得宋朝西北防線機動精銳喪失殆盡。
宋軍在西北防線之兵並不少，可為何這幾次戰役損傷數萬就受不了呢？
原來宋朝在西北施行的是連寨防禦戰略：陝西西路之兵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輕動。而西夏則是主動進攻戰略，每一戰都能集合多至十餘萬主力，且以騎兵為多，故而往往都能以多擊少。
宋仁宗為了改變西陲屢戰屢敗的態勢，施行的是大增軍隊員額的方法，宋朝禁軍數量增至80餘萬，而連同地方軍增至141萬便是在仁宗時期。
如此巨額的軍隊，其薪餉供給是個天文數字，而為了供給軍用開支，北宋各級官員開始廣泛徵收重稅，而這些稅賦自然是在本來就地少民貧的底層百姓身上。
以至於宋仁宗時期形成了「今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積，十室九空」的艱難局面。
更加諷刺的是，宋廷實際徵收的稅賦一方面遠超實際需要，所多者大都為士紳階層所搜刮；同時士紳階層還對所得者不滿，回過頭來又對軍資進行掠奪，以至於仁宗時期底層兵變竟也層出不窮。
而宋仁宗還要對那些士紳階層和和氣氣，可想這個仁究竟是對誰仁。
當宋朝耗竭了帝國底層民眾大部分財力供養起了這支百萬大軍後，卻依然無法在西北戰線取得主動權，而西夏也因國力較弱，連年戰爭不得生養，而有了和意。
1044年宋夏議和，西夏向宋稱臣，但每年要給西夏歲賜銀7.2萬兩，絹15.3萬匹，茶3萬斤。而在此之前，遼軍趁宋軍新敗之餘陳兵邊境，又脅迫北宋將歲幣從銀20萬兩，絹10萬匹各自增加10萬，自此銀30萬兩、絹20萬匹的歲幣一直給了近80年之久，其數額可想而知。
而這些歲幣、歲賜來自於哪裡呢？自然還是底層百姓了。
我們知道，北宋王朝有冗兵、冗官、冗費三大頑疾，其在宋仁宗時都達到了高潮，期間得利者恰恰就是士大夫階層，而平民百姓及底層士兵都是極為悲慘的，如對西夏用兵失敗後，曾有這樣的評價：
慶曆中，西方用兵，劉平、葛懷敏失律，士卒死傷數萬，方贈官，超絕推恩，子孫至及二十人者；士卒用命被重傷才得錢二千，何其薄也！
身為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所仁者並非是在朝廷和後宮裡當個老好人，而對外不能禦侮，對內不能撫定，反倒使得國家的運轉陷入困境，使得民眾的生活更加艱難。
對這種局面，宋仁宗並非沒有認識，後來著名的慶曆新政便是其舉措，然而新政尚未真正實施便已經流產，儘管仁宗朝後期國家狀況稍恢復了一點，但已顯亡國之兆。若非後來宋神宗時期的變法拉了宋朝一把，恐怕北宋也亡不到徽欽二帝手中了。
所以評價宋仁宗，明末王夫之的一段話倒是可以思索下：
計此三十年間，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吏無適守，民無適從，天下之若驚若騖、延頸舉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無定志也，既若此矣。
因此再回到《清平樂》的話題上，我們便發現電視劇其實是走了一個虛框，打造了一個表面精緻的宋代朝堂，但實則卻沒有講出一個好故事來。而如何講出一個好故事，對中國的影視行業來說，是接下來該值得深思和發力的方向了。
我們不缺好的歷史素材，但卻真的缺有能講好影視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