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我們在亮軒的《青田街七巷六號》出版後不久,採訪了他。在大陸,亮軒(馬國光)可能還沒有他的大兒子馬世芳為人們所知。然而幾年前,從執教生涯退休的亮軒開始專心於寫作,出版了《飄零一家》(臺版書名《壞孩子》),2013年年底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青田街七巷六號》,這兩本追述家族往事的書籍,讓原本只從馬世芳的書中知道他的母親陶曉清與臺灣民歌往事的年輕人,也注目於這個家族的歷史。亮軒說,在寫這兩本書之前,他從未與家人分享自己的全部過往,馬世芳看完了父親的書之後,便四處推薦別人不要再讀自己的書,說自己的父親才是「真正用生命在寫作」的人。
在採訪中亮軒這樣說過:「我非常非常幸運的是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真正引導我的都是古聖先哲的書,因為生活的單純,思想的單純,我早早就相信了他們。我不會像顧頡剛那樣懷疑整個歷史,我不會像吳稚暉那樣說線裝書都要丟到茅坑裡去,一直到今天我的記憶當中就是自我有記憶以來未嘗有一日不讀書,那麼真正影響我的是書本裡頭最精彩的那些思想。」那麼,這一次來聽聽亮軒聊讀書。
亮軒「書、讀書,讀好書——對比兩岸的讀書世界」分享會
地點:大夢書屋(西湖店)二樓
時間:11月20日(周五)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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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軒「我的臺灣讀書經驗」分享會
地點: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湖東路227號福建省圖書館
時間:11月21日(周六)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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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零一家——從大陸到臺灣的父子殘局》
《飄零一家》追溯的是1949年後因臺海兩岸阻隔而分離的庭,而《青田街七巷六號》則從亮軒父親的故居入手,回憶當年點滴細節與事。兩部書,都能映照當年在臺灣的「外省人」的生活片面。前幾年,私人歷史漸漸成為一個人們關注的閱讀類目,齊邦媛的《巨流河》、龍應臺的《大江大海》、野夫的《鄉關何處》都是此類,亮軒的寫作也是如此,從家族的記憶著手,勾勒出一個時代細緻入微的肌理。
亮軒開始寫《飄零一家》正是在讀了齊邦媛的《巨流河》以後,他心想:「哎呀,我們家的一點事兒,也有好多東西能寫呢。」亮軒的童年可謂跌宕,不僅被父母遺棄,逃學、偷竊、離家出走,還當過小和尚。亮軒的父親馬廷英是著名的地質學教授,亮軒書中幾乎是毫不避諱地如實記錄了當年父親逃婚、接管臺大、與母親的婚姻破裂等事,亮軒與生母兩岸分離四十年後才在北京重聚。一個家庭在時代動蕩中的變化,幾乎映照了一整代人。
《青田街七巷六號》
2013年出版的《青田街七巷六號》卻略不相同,亮軒從父親馬廷英的舊宅著手,回憶當年的一景一物、一人一事、一花一草,細細描刻一座舊宅與它的故事。 青田街七巷六號是臺灣日據時代,由臺灣大學前身「臺北帝國大學」的足立仁教授於1931年建成,後來被馬廷英教授買下。亮軒5歲來到臺灣便住進這座老宅,當年于右任、陳果夫、甲骨學大家董作兵、臺大校長陸志鴻、史學家沈剛伯等都是他們的鄰居,《巨流河》作者齊邦媛也曾在少年時代寄居此處。它如今已經因為是馬廷英的故居而被定為「古蹟」。
從寫作《飄零一家》到《青田街七巷六號》對亮軒而言是截然不同的體驗。《飄零一家》是一個「旅程式」的變遷記錄,在時光的旅程、空間的旅程裡,他與父親經歷了多少人事都寫在其中。而《青田街七巷六號》則是「孤島式」的,就在那個小小的院子裡頭發生著一切故事:「在這個院子裡頭依然可以感覺到百年來中國不斷的振蕩,人來人往。亮軒還在這裡義務擔任導覽工作。他的《青田街七巷六號》也是在這裡寫下。每天七點,他來到這個院子裡寫作,上午十點「青田七六」開門迎接來客入園參觀,到了十一點,「青田七六」是客人進餐地點,亮軒則會讓座於客人。對於他而言,這裡已經不是「自己的家」,是「別人的店」。然而,在文字裡,記憶仍在。亮軒在《青田街七巷六號》的最後寫道:「一個人自己擁有什麼樣的記憶,就印證他是什麼樣的人。要是一個人應該記憶下來的卻沒有記憶下來,也許這樣就構成了生命的殘缺吧?擴大到整個社會,又會是什麼呢?一個沒有記憶的社會,是完整的社會嗎?」這大概也是他開始寫自己的家族往事的原因吧。
Q&A
HOMELAND 家園× 亮軒
H:最早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開始寫家族往事?
我從學校退休以後,婉謝了一切要我去教書的邀請,就專心地在家裡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教書、讀書、寫書。所以我不僅在家裡頭開了一個公開的「亮軒書場」,也開始專心寫作。我已經年過七十了,這七十年來這個世界特別是中國的變遷天翻地覆,我還活著,能夠親眼看到的一些事情,我想我不把它記下來,可能永遠沒有人會寫得那麼清楚。我們不能老靠史學家來寫歷史,文學作者所寫的歷史有另外一種真實性,那個真實性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它是人性的真實,它並不是都在表現世界大事、國家大事,但是這些人民的小事應該是真正的歷史。所以我有一種想要為歷史的記載做點補充的心情,寫下一本又一本的回憶錄。
H:您回憶的過程裡,會重新經歷當初的痛苦嗎?
我想所有的藝術作品沒有經過痛苦的歷練很難成熟。去面對痛苦,重新回味痛苦,對於一個寫作的人來講太重要了。因為我們去承受的痛苦不單是我們個人的,而是整個那個時代的痛苦。要面對這樣的痛苦,寫作者需要的一種能力就是誠實,我們不誇張自己的痛苦,也不迴避自己的痛苦,我們也不覺得有什麼事情是一定要忌諱的、不能說的。我自己很自信地說,即使在作家群裡面,能做到這樣坦誠的也不多,因為這個是一個哲學性的問題:人怎麼樣來面對自己的問題?我們寫下這些東西,是為了什麼?——那是因為我們希望以後的人不要再受這樣的苦。從個人生活裡面所受到的痛苦,以及從整個的國家、社會、體制裡面我們所受到的壓迫,我們都應該寫下來,不是以一種抱怨的心情寫下來的,而是感恩的心情。
H:您在寫《飄零一家》之前會跟自己的家人分享自己的過去嗎?
我現在已經七十多歲,結婚四十多年了,我內人還常常聽到我從來沒有說過的我的過去:「有這事兒?你還認識那個人?」除了工作忙之外,其實我也不是一個一天到晚在想著我的過去的人,我倒是覺得展望未來比較重要。我把我的過去寫下來,其實也有展望未來的意思。成稿之後馬上要出版了我才把書的內容Email 給家人,我在日本的兒子、在臺北的兒子都說「寫的真好」。馬世芳那一陣每一次講座都說:「哎呀,你們不要看我的書,我爸爸的書才是真正地用生命寫出來的。」我覺得這孩子能說出這個話,不是他對爸爸的肯定,而是他能夠了解自己沒有什麼,這個很重要。一個人了解到自己沒有什麼,他才能夠漸漸地有什麼。
H:您覺得這些歷史對當下的人會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最近幾年,兩岸都流行回顧歷史的文字風潮,此乃人性之所趨也。因為人都是關心自己的過去的,有很多的文學作品都是在追尋自己的過去。我們只有了解到自己的過去,才能夠掌握將來。大陸有一個詞兒,叫「小歷史」,這個「小歷史」雖然用的是「小」字,其實它作用可能比「大歷史」還要大,因為它不是教科書,它不是官方公布的文獻,它是一本一本真正深深地扎在人性裡邊,扎在個人有血有淚的經驗裡邊的作品,這些作品每一個字都是多少人的快樂跟苦難凝結而成的。像嶽南的《南渡北歸》,他只寫抗戰時期流亡西南的知識分子在百年來的變遷,我則只寫我們家所接觸到的這些人以及我們這個家庭所經歷的變遷,
我們就這樣子慢慢地就把過去找出來了。我覺得是應該有這樣的風潮,也希望它可以繼續地發展壯大,讓中國人真正地有文化的自信,有歷史的自信,有傳統的自信。
本內容選編自2014年1月號98期《HOMELAND家園》閱讀欄目,未經允許,謝絕轉載。如有需要請聯繫微信後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