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房地產帶鹽人」的第189篇文章。
今天我們來繼續談人口，人口因素並非僅僅關乎房地產市場，人口是整個國家和經濟體運行的一個基礎因素。過去30年我們一直在喊人口紅利，令人深信不疑的是人口基數大、增長速度和人口年齡結構為我們過去二三十年的經濟奇蹟提供了條件，同時令人無可否認的另一點，如今我們也面臨人口增長乏力的情況，作為世界數一數二的人口大國，這個問題看似沒那麼迫切，其背後的成因和未來的趨勢絕對值得探討。
人口紅利究竟是什麼
如果我們深刻探討人口紅利這個詞，會經歷一番習以為常到深以為然再到深刻思考的過程，我們如此習慣和享受人口紅利這種觀點，以至於我們認為它是一種絕對的途徑，一種只有利沒有弊的方式，為人口帶來的經濟繁榮、創造力和需求，尤其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廣闊的、巨大的曾經被忽視的市場，也許我們在認知上還有一些偏差，忽略了一些東西。
人口能作為紅利，我們經歷的收取紅利的方式其實是一種利益的讓渡，通過讓一部分人，一代人來承擔一些代價和並不平衡的成本，通過收入和貢獻的錯配，來支撐另外一部分人和區域、行業的繁榮。這個過程才是人口紅利實現的途徑。
例如城鄉二元化問題，城鎮戶籍和農村戶籍在享有的權益方面仍有溝壑，且不說這是經歷了新農合納入醫保、財政向中西部轉移支付、消除貧困等方面的努力已經彌合了不小的差異，在這個基礎之上仍然存在在就業、教育、收入和居住環境、保障方面的差別。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已近40年，這方面的紅利更多的堆積在城市，例如農民工在缺乏保障和收入剪刀差的情況下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供應，之後則是高等教育群體在讀大學之後安身落戶的門檻。
近五年的另一個趨勢則是青年一代外出務工意願降低，收入的差異和生活的成本方面的取捨，最終成為90後小鎮青年選擇就近擇業而不是奔赴遠方大城市去尋夢的一個原因。另一個逐步疊加的效果則是在相對富裕的鄉鎮，由於受到網際網路扁平化帶來的機會誘惑，選擇電商、自媒體和周邊服務業的青年人也可以在家鄉獲得較好的生活條件，工作機會；此時五環外更廣闊的的下沉市場逐步形成，這個時候需求才真正變得為人所知。
若干年之前只有在網絡上擁有話語權的人的聲音能被關注，無論是資本還是產能都在向這個群體傾斜，就是大家熟悉的上一波「消費升級」。那時候東西要用品牌和價格來不斷迭代，然後消費者一方面在追求一些外在的物化標籤來給自己定位，商家一方面在引導和迎合這種態度。但是隨著移動網際網路的興起，受益於我國廣闊而紮實的4G基礎設施以及物流終端的瘋狂擴張，一部普通的手機也可以讓身在五環外的人接入這個喧囂的世界，也許談不上享受，但拼多多的崛起也真好伴隨著四五六線城市需求的擴張，實惠的供應再一次震驚了原來的網際網路主流聲音——原來我們有那麼大一塊市場，然而大家在發現之後，也並沒有什麼其他能做到的，因為之前的二元化割裂仍然存在，大家都在隔岸觀火，除此之外不知道自己的對面是誰，自己能做些什麼。
這時候的紅利是靜態的，大家各取所需，都知道其他人就在那裡，但也不能彼此擁抱，這背後的原因很有趣，紅利被放大的同時，伴隨的是階層固化和逐步收緊的上升通道。
生育意願降低則是生存預期變化的一種結果。
下降的生育意願
從被催婚到被催生，到催生二胎，這是如今社會二元化的一個分水嶺，你有沒有被催，被催到了哪一步，決定了你對事情看法和其他經歷的人的邊界。大家的感受並不相同，態度也未必只是不同年齡的人之間才會有差異。
我們社會適齡群體對婚育的看法正在迅速的改變，一代人的時間內，上一波適齡群體和如今的適齡群體已然涇渭分明。關於生孩子，有個網上的段子說：
80後在努力生，
90後在考慮生不生，
00後發現自己還是學生。
觀念上的割裂實際上是人們不同處境下的體驗差異造成的。催兒女的父母在生活空間上與兒女可能相隔不同量級的城市，他們對兒女面對的壓力無從判斷，總會想什麼樣的門檻會讓人放棄結婚和要孩子這麼基本的需求。這是因為求學和就業，當子女已經開始面臨城市生活的門檻，在人口紅利後期安家落戶變得更加困難，若不選擇回頭路，也就意味著必須延後結婚生子的年紀。
所以很簡單，除了不結婚的少數，大多數要結婚的婚齡推遲，原本25、6歲結婚生子，現在這個群體選擇29~30歲再做這件事，這時候去切片統計就會發現適齡人群單身、未婚未育的比例增加了。這只能說是個階段性現象。
偽單身：不過是結婚年齡延後
那麼什麼情況下，單身和不婚比例升高才會開始成為統計意義上的事實？就是當這一代人在人近中年的時候仍然未婚的群體顯著增加，即使錯過了年紀也沒有找到合適配偶或者沒有結婚意願。這一點可以參考緊鄰日本。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調查顯示，2015年，直到50歲都沒有結過一次婚的人群，男性為四分之一，女性為七分之一。「終身未婚率」的數據比起10年前的調查，男女分別都上升了3個百分點，為史上最高紀錄。
然後才會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少子化，隨之而來的是老齡化社會結構。
少子化社會的特徵並不只是大家意識到的少生孩子，還有一個典型特徵是男性和女性都對婚育缺乏興趣！這其中的差異點在哪裡呢？
我們看目前我國的情況，從社會輿論而言有種普遍的觀念衝突——孩子給誰生的？
這點在邏輯上很奇怪，孩子難道不是夫妻雙方的共同後代嗎？
然而由於男女地位不平等，延伸出的女性在家庭和社會角色時沒有自我，同時婚育造成在收入就業方面的損失無法得到明確的彌補，這時候要麼把壓力丟給男人，要麼則選擇不結婚、不生孩子、晚生孩子。這時候男女對要孩子的迫切程度不同，進而矛盾點在於男性希望生孩子而女性不想。
就比如網絡輿論爭議較大的女性對彩禮的要求，對配偶的挑剔，以及男性以為女性通過結婚和生孩子為要挾提過分要求，上面說的就是這背後的不平衡。
我們接著來看什麼階段大家都對婚育沒興趣了，當女性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中，不斷通過加高要求來阻止自己進入婚育，當這個要求條件達到許多男性難以接受的程度，對男性而言婚育也開始變得不划算，這時候男女就一樣了，不如單身更舒服，那麼就選擇單身吧。這時候單純去把問題視作男女兩性矛盾是非常偏頗的，大家都內卷了，彼此傾軋沒意思，你情我願的各自過也是一種輿論正確，沒毛病啊。
這一點跟房價有點像，房子賣的貴，一開始是買家砸鍋賣鐵，之後發現無論怎樣都買不了索性不買了，而賣房子的一方則面對賣便宜了會虧本。這時候市場供需也會達成一種平衡——既沒有需求、也沒有供給。
所以我總是在分析市場的時候，先把人口增長放在第一位，選擇城市的基本面就是人口紅利的延伸。城市化的過程，生存的成本增加進而阻礙了自然生育率，若總和生育率低於2.1，則意味著認可自然增長停滯，這時候只能以流入人口來保障城市人口數量的增加。
這時候大城市的虹吸效應開始顯現，無論是深圳這樣的人口平均年齡低的移民城市，還是廣東省這樣的移民大省，以及其他一二線城市，在人口增速上大多佔據先機，而代價是掏空周圍的三四五線城市。
山東這樣愛生孩子的省份，在貢獻了放開二胎後全國二胎五分之一的增量之後也開始出生率走低的趨勢，更不用說一直處於低生育率的東三省。
遷徙，到大城市，面臨安家和生存成本的持續上升，一方面人聚攏向更大的城市，一方面被成本高企延後的婚育年齡，這就是人口紅利之後的生育率下降難題。即使我們像日本城鎮化率那麼高了，如果這種差異推動人們繼續選擇更高的成本，而無法攤薄生活的選擇餘地，紅利本身就是限制人口增長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