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當代歷史學博士日瓦尼亞（Дмитрий ЖВАНИЯ）認為，從理論上說，蘇俄早期 「愛情解放運動」的興起，緣於當時流行的兩種思潮，其一是杯水主義，不講愛情，只追求肉體滿足，猶如喝水止渴。其二，是帶翅愛神愛洛斯思潮，它否認愛情具有特殊性，批評從集體中選擇配偶。1922年，蘇維埃青年受這兩種風潮的影響而參與「愛情解放運動」，一些青年組織的條款竟然規定女團員和工農速成中學女生，要全心全意滿足男性團員和男學生的性慾，因而遭到女性抵制，她們說，儘管科爾隆泰是「愛情解放運動」的鼓吹者，但她仍鼓吹 「女人應自主選擇男性配偶。」科爾隆泰在蘇俄政壇和文壇享有很高地位，為蘇維埃女性所追捧。女團員和工農速成中學女還說，假如男人強迫與她們發生性關係，她們將宣布退出青年組織。
1925年3月21日出版的蘇共中央黨報《真理報》刊登了蘇聯著名黨務活動家和理論家斯米多維奇（Пётр Смидович）的文章，史上將此文稱為蘇維埃女性奉獻條款的最終詮釋，強勢地表達了對蘇維埃共青團團章「奉獻條款」的支持。斯米多維奇說，每位共青團員都有權滿足男人的性慾，節制性慾是資產階級思想。男人若追求女團員、中學生和工廠女工，她們不得拒絕，否則就是資產階級女人。蘇維埃青年在讀完這篇文章後更加確信，男性向任何女性提出滿足肉體需求是天經地義之事，於是問題來了——蘇維埃歷經肉體狂歡之後，全國都到處欠下孽債纍纍，那些「自由愛情」的結晶或被遺棄，或因缺乏生活基本保障而病亡，性自由演變為蘇維埃國家之殤。
蘇聯著名時政作家索洛涅維奇（Иван Солоневич）對「愛情解放運動」進行過深刻的分析，他認為這個運動造成了罪孽和惡果，大量無家可歸的孩子流落街頭，生活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中，他們既感受不到母愛的溫暖，也享受不到家庭幸福，長大之後大多內心冷酷和崇尚暴力。索洛涅維奇還充分肯定女團員和工農速成中學女生，為拒絕淪為「蘇維埃性試驗品」所做的反抗。他認為，當時她們的反抗對後來蘇聯道德整體回歸傳統，有很重要的意義。
但是託洛茨基直到30年代被驅逐出蘇聯之後，還對索洛涅維奇的文章耿耿於懷，說他想讓蘇聯重返資產積極意識形態。託洛茨基還說，蘇維埃政權槍斃俄國末代沙皇全家的意義之一，就在於展示消滅傳統婚姻和家庭制度的決心，可惜蘇維埃的這個目的沒有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