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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字子建，曹操的第四個兒子，曹丕同母兄弟。東漢獻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生，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病故，終年四十一歲。
一、才思斐然、深得其父鍾愛
曹操很重視對曹植文功武略的培養。曹植十四歲從徵袁譚，「東臨滄海」；十六歲從徵烏桓，「北出玄塞」；二十歲從徵馬超，「抱疾以賓從」；二十一歲、二十二歲又兩度同其兄曹不一起從徵孫權。
明人胡應麟在《詩藪·續編卷一》中說：「古今才人早慧者，多寡大成；大成者未必早慧。兼此二者，獨魏陳思。」這是從實際中得出的評價。《三國志·曹植傳》載，曹植「年十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操)嘗觀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
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這就是年輕時的曹植。他同曹丕一樣，喜歡讀書，且善寫作，以至寫出的文章被曹操懷疑為請人代作。曹丕、曹植的《登臺賦》都是佳作，而曹植之賦尤顯才氣橫溢。
從明後之嬉遊兮，聊登臺以娛情。見天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殿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沖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川之長流兮，望眾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功恆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呈。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雖桓文之為盛兮，其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尊貴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
此賦開首即發出對乃父的崇敬和隨父登臺遊賞的興奮之情；既而書盡臺之巍峨壯觀，並且非常自然地同操的聖德聯繫起來。這樣的情景交融、才氣橫溢的辭賦，自然得到了時人的重視。所以曹操對其「深異之」亦絕非偶然。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正月，曹植被封為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淄侯。七月，曹操徵孫權，留曹植守鄴。《三國志·曹植傳》載，「太祖徵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可以看出，曹操令植守鄴，實是示以重用。
十九年，是曹植最為得意的一年。曹操的態度，使曹植及其羽翼加強了爭嗣的步伐和決心。《三國志·曹植傳》說：「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但不久，曹操的態度變了，形勢也便起了變化。
建安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曹操於三年之中都沒有給曹植什麼重要的事情作。曹操既以曹丕為太子，立即開始抑制曹植，陡然間，他陷人惶惶不可終日、「內不自安」中。及至曹操死去、曹丕繼位，他更是成了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
二、曹丕時期的惶恐不安
黃初元年(公元220年)，曹植被迫離開了都城，到了自己的封國臨淄。黃初二年，險些送了性命。「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他由郡一級的侯爵貶為鄉一級的侯爵。不久又改封城侯(縣侯)。
黃初三年三月，曹丕在封諸弟十一人皆為郡王以後，四月間也開恩封曹植為鄄城王(縣王)。但不久，又有東郡太守王機、防輔吏倉輯等誣告曹植。曹植再次獲罪，召至京都。曹植甚知「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因而鼓起勇氣，自我辯白。曹丕免了他的罪，使他大受感動。
此後一段時間，心情頗好。據《洛神賦序》看，他在這次朝京返國途中「還濟洛川」，自謂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洛神賦》。繼而連連上表賀瑞。
黃初四年五月，曹植與任城王曹彰、白馬王曹彪「俱朝京師」。《曹植傳》注引《魏略》說，曹植自念有過，「科頭負鈇鑽，徒跳詣闕下」，「伏地泣涕，太后為不樂」。六月，曹丕先將曹彰毒死，然後「復欲害東阿(植)」，幸太后出面說話，「彼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得免一死(《世說新語·尤悔》)。
是年，曹植回到鄄城後，又被徙封雍丘王。每次得封和徙封，曹植照例都寫謝表，重點突出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頌丕之德，一是自陳自罪。曹植卑辭求恕，從保護自己說，比曹彰高明，因而有「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的記載。黃初六年，曹丕東徵，過雍丘時，還特地到曹植住的地方看了看，為其增邑五百。
三、《七步詩》背後的懸疑
這裡，順便談一下影響深廣的曹丕令曹植作《七步詩》的問題。南朝宋人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篇》說，文帝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曹植應聲便為詩一首：「煮豆持作羹，漉救以為汁，其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太平廣記》卷137《曹植條》說，文帝曾與曹植同葷出遊，逢見兩牛在牆間鬥，一牛不如，墜井而死。曹丕令植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不得雲是井，不得言其鬥，不得言其死，走馬百步，成四十言，步盡不成，加斬刑。
植策馬而馳，遂攬筆賦詩：「兩肉齊道行，頭上帶橫骨，行至滷土頭，郵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洩。」賦成，步猶未竟，重作《煮豆》詩。
《三國演義》將兩件事置於同一環境，大加渲染，說操死後，植不奔喪，丕派許褚把植從臨淄捉到鄴城，欲殺之，母親卞後求情，丕已答應不殺植，然而又憤不能平，聽華歆之「以才試之。若不能即殺之；若果能，即貶之，以絕天下文人之口」，遂命七步為詩，先作《死牛》，後作《煮豆》。經《三國演義》這樣一說，世人皆以為是。
其實，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一，時序不對。曹植是在曹丕為魏王以後就國的，此時用不著把他從臨淄捉回來；第二，度於理，曹丕雖昏，但不可能用命作七步詩的方法，以期達到殺植的目的。因為這樣做法，過於暴露陰險殘毒的面目；
第三，曹植本是「軟骨頭」，曹丕為王稱帝後，植說過許多拍馬和表現可憐相的話，諸如「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所以，他沒有膽量在眾目睽睽下當著曹丕的面作出含義如此尖刻的詩；
第四，時之曹丕最恨曹植，欲除之心昭然若揭，雖然答應母后不殺，但是既睹此詩，必然怒不可遏，必不復諒。
因此，我認為有兩種可能，第一，如《詩紀》所說「本集不載，疑出附會」；第二，《死牛》低俗無華，形同打油，非植所作；《煮豆》當是自傷自嘆之作，初不示人，所以「本集不載」，及至曹丕物故，自然為人所稱，所以南朝任昉有「陳思見稱於七步」之語。筆者以第二種可能為是。
四、曹睿時期的鬱鬱而終
黃初七年(公元226年)，曹丕病死，兒子曹睿繼位。在此轉折之機，曹植試圖改變自己的境遇。先是寫了一篇很長的《文帝訣》表示哀悼之情。廢話、空話、違心話，洋洋灑灑千餘言，只見美辭，不露怨言，足見其用心之苦。當然，如果將其置於當時的環境，我們從其引經據典，堆積辭藻，賣弄文採想想，自然也透露著一種抑制著的興奮情緒。
其實，曹丕死後，曹睿完全繼承了曹丕對待諸侯王的既定政策。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徙曹植為浚儀王；二年又令其復還雍丘。史載，「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他以為新主執柄，情勢會有變化，因而立即「上疏求自試」。
《求自試表》中卑辭陳誠，在自己的侄子面前大講君臣之道。
進而提出：「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最後備述不得重用之痛，「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古代善相狗者)知其才。……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也。」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再次徙封東阿王。五年，再次上疏求用。魏明帝對於曹植的數次上疏，「輒優文答報」，並詔準諸王於太和六年正月朝京，但就是不打算起用他。太和六年二月，以陳四縣徙封曹植為陳王。曹植在朝京期間，「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
據載，「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死後諡曰「思」，後世因稱「陳思王」。《諡法》說：「追悔前過為思」。可見「思」字並非美諡。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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