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維舟 維舟
1
一場洗稿風波，讓「活字文化」捲入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11月15日，「易瀟雨」在豆瓣發出檄文，聲討自己原先任職的「活字文化」，稱自己才是10月出版的《掬水月在手》一書的編著者，但書稿卻被公司「洗稿」，自己最終既沒有署名權，甚至也未得到任何報酬——因為她2018年11月開始投入做這一書稿時，都還未正式入職，原本是被這家出版機構董秀玉等前輩的「情懷」所感動才接下來的，零報酬，署名也只是口頭承諾。
此事爆發後，至少在出版、編輯的圈子裡看來已激起軒然大波。對這一事件，「活字文化」也隨即在豆瓣上發表《<掬水月在手>出版過程說明》予以回應，補上了線索：「易瀟雨」當初在交稿後就離職了，而接手編校的老編輯一看，覺得稿子不過關，組織人力重新改寫，但卻未通知已離職者；做好之後才跟人說，因為我們做了大量修訂，就不能單獨給你個人署名權了，因為那已經是集體成果（最終署名是「行人文化 活字文化 編著」）。
還有一位「小楊」寫了《<掬水月在手>編輯參與者的一點多餘的話》，則強調了在此書的編纂過程中，好幾個編輯的努力與付出，對事情走到這一步感到非常難過，引述其他編輯的話說是「人心難測」，覺得雙方只是「都缺少一次心平氣和的、有理有據的、坦誠的溝通和了解」。
《掬水月在手：鏡中的葉嘉瑩》，現署名「行人文化 活字文化 編著」。經此風波，在豆瓣上遭大量一星劣評，評分已低至3.9分
理論上說，寫原創內容的確不是編輯的職責，所以很難說清楚這是委託作品還是職務作品。顯然，「易瀟雨」認為這原本應是委託作品，因而不給署名權就拒絕進一步溝通；而在公司看來，這是職務作品，因為所有素材都是公司給你的，我們有權隨時決定到底署誰的名字。
豆瓣上的輿論，在這次事件中幾乎是一邊倒地支持「易瀟雨」維權，辱罵「活字文化」的老編輯們PUA的，不計其數；而「活字文化」一邊的觀點則很難得到支持。
事件燃燒至今，已不再只是一家出版公司的危機公關，而變成了編輯們的集體維權，諸如試用期六個月之類的各種用人不規範，在共鳴作用之下，被翻了個底朝天。
我並沒有比別人掌握更多的內幕，也不是法官，無權裁決其中的是非，我所感興趣的是：這一事件折射出什麼樣的心態變遷，為什麼事件會引發如此激烈的社會反應？
2
發生這樣的事，恐怕不是偶然的。這不是好人壞人的問題，而是因為這一制度下權責不明。以往可能恰是因為「人好」，大家有委屈也不計較，但現在，你對別人的活不滿意又沒給夠人家覺得自己應得的，那就只有上法庭了。
往深裡說，這其實也是社會心態和文化行業轉型的縮影。雖然這次是「活字文化」爆出，但遠不是說同行的其它公司就不存在，相反，那更多是普遍存在的總體問題。就此而言，即便這次沒爆，那也是遲早的事。
對老一輩編輯來說，「權責不明」原本不成其為「問題」。這就像一個大家庭裡，彼此和衷共濟，無須明確權利職責邊界。老編輯和新編輯有點師徒傳授的手工業風氣，而非資方與社畜的剝削關係。有一些老派的編輯，一貫認為職務作品都是集體成果，甚至多少有點以署名為恥，對現在年輕人把一切都看作個人成果，要把文名帶在身上的文化心理其實既不了解也不理解。
現在看1978年之前二十年裡出版的很多書，都還會發現經常沒有署名，而只有某個「翻譯組」之類的集體署名。在當時這是常有的事，集體編纂、集體審稿被視為優良傳統和「已肯定了的好經驗」，個人不僅沒有署名權，甚至往往連稿費也沒有——1958年中科院對植物學家胡先驌批判的罪名之一，就是他居然「還爭稿費」。WG時期，全國取消稿酬，直至1980年才恢復。
胡先驌（1894-1968），中國植物分類學奠基人，1948年發現並命名水杉，同年入選中研院院士，也是普洱茶種命名第一人
在1949年後，各立門派的學術競爭被視為「宗派主義」，而強調自己則被看作「本位主義」，這些勢力、私利均應消除，統屬於正確領導之下，全力合作。雖然有一段時間還是承認個人研究的，故有「集體和個人並重」之說，但個人工作其實已漸漸處於次要地位。到1953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之後，個人主義受到批判，「集體研究」也就成了唯一被肯定的方向，所有知識分子應由散漫、無組織、無紀律過渡到服從組織制定的集體研究中來。
老一輩知識分子是真心信從這些的。植物學家錢崇澍選拔陳守良等人追隨耿以禮，即要求他們不為名、不為利，只是跟隨學習，隨後加入編寫禾本科植物志的幾位，也都以此為榜樣，只顧積極工作，不計個人得失。書成問世，稿費1萬多元，在當時相當可觀，每個年輕人僅拿到百餘元，也毫無怨言。其後耿以禮落難遭批鬥，有人勸陳守良以稿酬不公，揭批耿以禮，但陳守良說她沒有理由出來，因為不為名、不為利是自己當初許下的承諾。
這些在當時都被視為美談，體現出一代學人的高風亮節，個人知識積累也毫無保留，否則屬「知識私有」、「資料壟斷」的資產階級思想。公平地說，尤其在許多需要多人數十年合作才能完成的大部頭著作上，這也確實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市場經濟轉型之後，一些雖有價值、但市場銷量不高的著作就很難開出稿酬讓人不計回報地投入了。
這些還是「集體研究」或「集體創作」，而在編輯這樣的行當，原本就更理所當然地覺得這些都是彼此團隊合作的工作的一部分，雖已歷經市場經濟三四十年的洗禮，但整個行業的轉型比之更商業化的領域要慢不止一拍。特別很多老編輯都是從體制內出來的，也不懂市場化機構的管理。
早些年，我一直將出版業看作是文化殿堂，直到前些年逐漸有機會和一些出版業的朋友接觸、交流，才驚愕地發現這個按說是高級知識分子雲集的行業，在商業規範上竟存在著許多問題，權責不明、口頭承諾、人情關係大過合同約定的事，比比皆是。這些「雷」一直埋著，但現在終於被一個年輕人引爆了。
2
這事之所以防不勝防，是因為老一輩早已習以為常、不覺得有什麼問題的事，忽然發現，在年輕一輩眼裡它變成了「問題」。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不是簡單的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兩種理念的衝突。可能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即便在事發之後，「活字文化」方面可能也沒覺得自己做錯什麼，因為出版界一貫以來就是這麼做的。許多老資格的文化人也在網際網路的衝擊下，盛年被迫重新進入市場，恐怕也很難理解為什麼以前那麼做沒問題，現在同樣這麼做卻遭黑了。
然而從年輕人的角度來說，如今收入少、壓力大、流動大，自己做任何一點事都是想要帶走的，這有什麼錯？伴隨而來的則是一種強烈的權利意識：不管我的工作怎麼樣，我事先應有知情權（你們要我做什麼、是否要改我的稿子），事後應有合理的報酬和權利，不能容忍我的勞動得不到承認。簡言之，「我要得到我應得的」。
這是中國社會在轉型期不可避免會出現的現象。作家鄧安慶在事後也曾回憶：
我2006到2011年這五年時間，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沒有一家給我繳納過社保，而且都是單休，工作從最一開始的六百到後面的一千八……年輕時代真是被壓榨得夠狠，那時卻不覺得，認為有工作就很好。各家公司給我的感覺也是「你什麼經驗都沒有，我們招你來都要教你，能發工資就不錯了」的信息。
所以現在更年輕一代的，不能再忍受這種事情了。我覺得蠻好，就是應該說出來。越來越多的聲音出來，一些想壓榨的企業就越不敢胡來。企業是不是成長中，是不是不完善，應該是企業的事情，不應讓員工承擔後果。
確切地說，有這樣問題的企業，往往並不是「成長中的不完善」，而是以往遺留下來的制度化問題——換言之，那不是「年輕經驗不足」，而是「太老而難改」。
更進一步說，這也體現出中國社會的轉型之難。毫無疑問，現代社會的很多項目，都需要集體合作，這也是為什麼幾乎所有外企文化都特別強調「團隊協作」（team work），但必須強調的是：那是一種個人權責明晰的基礎上的自願協作，而非要求個體「不計名利」地投入其中，否則就不要驚詫有人質問，憑什麼？
由此還可以反思，中國社會以往那種「集體成果」，除了個人屈抑自己權利訴求之外，真的效率夠高嗎？《中國植物志編纂史》曾說，這樣一部歷時數十年、80卷126冊的巨著，「所謂集體研究，只是各自領其任務，各自編寫，並未有相互揉和、滲透的過程，與過去個人研究並沒有實質區別，且還出現新問題。」
相比起來，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群星閃耀，被稱為「集體天才」（collective genius）——具有獨特能力的人相互關聯，各自對同一問題貢獻和激發一些原創性觀點，就能對個人和整個研究的突破起到更大的推動作用。這樣，雖然每個社會的個體天才數量都是恆定的，但集體天才則因社會的學習和關聯水平呈現巨大的差異。
這無疑是全然不同的「集體」概念，「集體」並不以個體的自我犧牲為前提，反倒呈現出更強大的活力。從這一意義上說，現在年輕人權利意識的覺醒是一件好事，也只有在權責邊界清晰的基礎上，中國社會才能更充分地發揮出個人的主動性，在動態調整中爆發出整體的創造力。
原標題：《權責不明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