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據封面新聞報導，在「山東臨沭二中姦殺冤案」當事人張志超向法院提交國家賠償申請半個多月之後，作為這起冤錯案件的同案人，當年因為被控「包庇」張志超，而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三年執行的王廣超，也向臨沂市中院提起了國家賠償申請。據代理律師透露，王廣超申請的國家賠償共307萬餘元，其中不僅包括因其被羈押390天而算出的135232.5元人身自由賠償金，同時也包括了精神損害撫慰金、誤工費、維權交通費等多項其他賠償。
過去幾年，多起引發全國性關注的陳年冤錯案件，先後在各級司法機關和法律界人士的推動下得到平反。但是，在這些案件的事後賠償問題上，卻很少出現王廣超這樣的特殊情況。在如何補償被冤錯案件牽連的同案人的問題上，本案將會成為一個具有標杆意義的典型案件，值得我們密切關注。
過去，提及冤錯案件受害者，我們大多會想到那些承擔了驚天冤屈，牢獄生涯漫長甚至枉死的受害者。與他們相比，王廣超受過的苦自然要輕得多。然而，不論刑罰是輕是重，對於每一個被無辜控罪的人而言，冤錯案件帶來的傷害都是難以消除的，那種強烈的冤屈感會如影隨形地困擾他們度過的每一分鐘。
為此，不論是所謂的「主犯」「從犯」還是「同案犯」，都有充分的理由為自己的損失向司法機關索賠，也只有當每個受到冤案牽連的人都得到相應的補償，才算得上是為這些案件找回了「遲到的正義」。
和張志超提出的780萬餘元賠償訴求相比，王廣超提出的307萬餘元索賠，明顯要少得多。但是，對於一起僅僅「判三緩三」的輕罪案件而言，這樣的訴求卻依然顯得十分惹眼。回顧過去的新聞，我們幾乎找不到與王廣超有類似遭遇的人獲取巨額國家賠償的先例。因此，很難說王廣超的訴求是否能夠得到當地法院的認可。
儘管在法理上，我們無法預期王廣超最終能夠得到多少賠償，也很難評價其代理律師的提出的索賠策略是否得當。但站在普通人的視角之上，我們卻不難對此事作出樸素的判斷，並對王廣超被案件徹底攪亂的後續人生深表同情。
當年，王廣超和張志超一樣，只是未成年的中學生，面對警方的盤問，他不過是做了自己該做的事，對警方說出了有利於張志超的實話。但是，他卻因為自己的誠實遭遇了一場無妄之災，不僅身陷囹圄，還落下了走到哪都甩不掉的刑事案底，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接受的悲劇。
從表面上看，王廣超只是在看守所裡被羈押了390天，然後度過了三年緩刑考驗期，但事實上，直到案件真相大白之前，他在十幾年時間裡一直在為此承受痛苦。其間，他付出的既有中斷學業、因案底受到就業歧視等現實代價，也有許多難以量化的精神代價。
法理與樸素道德之間的衝突，是這起索賠案件最大的矛盾點。一方面，在法律的視角之下，王廣超承受的刑罰並不算重，因此，遵照比例原則，似乎沒有理由對他進行特別高額的補償。但另一方面，任何人也都無法否認，法院當年對王廣超作出的錯誤判決，確實對王廣超的人生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影響。為此，社會既要尊重法治原則，以法院的最終認定為準，也應以此為契機，探討在司法實踐中更多考慮實際情況與受害者的損失，靈活對其加以補償的可能。
對於國家賠償工作而言，自然要有一個統一、恆定的標準。如此才能在眾多索賠者之間「一碗水端平」，體現公平、公正的司法原則。這一點，在王廣超的案子上也同樣不會例外。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在設立相關標準，對具體案件的賠償額度加以衡量時，司法機關不僅要考慮索賠者當時被判處的刑期長短，也要考慮相關判決對受害者造成的實際影響。具體而言，冤案從發生到得以糾正的間隔的長短，對冤案受害者日後的境況影響重大，倘若王廣超在被判刑之後不久就能得以平反，自然也不會蒙受如此沉重的損失。因此，法院還應對這一要素加以考慮，從而給予王廣超更加合理的賠償。
在這種情況下，王廣超提出大額索賠，不論最終能否得到支持，都有非常正當的理由。畢竟，再多的賠償也無法讓時間倒流，讓他的人生恢復原樣，而只能讓他之後的人生好過一些。相比之下，為同類案件立下範本，建立更加健全的法治體系，可能才是本案更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