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藏洛陽金石文字博物館的「東漢少府若盧磚銘」
《現代漢語詞典》中，「墓誌」一詞的解釋為：「放在墓裡刻有死者生平事跡的石刻。也指墓誌上的文字。有的有韻語結尾的銘，也叫墓志銘。」叢書《新中國出土墓誌》執行主編任昉介紹，墓志銘通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序文，又稱為「志」，北朝隋唐多用駢文撰寫，宋元明清多用散文撰寫，敘述死者姓名、家世和生平事跡；「銘」則用韻文寫就，主要是對逝者的悼念和讚頌。一方墓誌未必「志」和「銘」都有，很多只有「志」，早期的墓誌或只有「銘」。
據記者調查，從公布的材料來看，隋唐墓誌佔出土墓誌的半壁江山之多。從收藏情況來看，公立的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收藏的約1600方墓誌中主要為隋唐墓誌，四分之一為明清墓誌；公立的河南洛陽千唐志齋博物館、民營的陝西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則如其名，收藏的絕大多數墓誌為北朝唐代墓誌。但據任昉介紹，從《新中國出土墓誌》收錄的墓誌看，明清墓誌佔出土墓誌的三分之二；從參與《新中國出土墓誌》編集工作的各省市縣文博考古單位收藏情況看，明清墓誌的數量也絕對居多。叢書《新中國出土墓誌》執行主編王素認為：「大家覺得明清墓誌數量不多，是學界對明清墓誌不重視，文博考古單位不願花時間整理公布的緣故。」此外，盜掘出土的明清墓誌，大多被棄捨毀壞或移作他用，這也是人們感到明清墓誌數量不多的一個緣故。
那麼，墓誌究竟起源於何時？在學界，至少有五種說法
一是「秦朝說」。這種說法的根據，是1979年末至次年6月，秦陵考古隊在始皇陵封土西趙背戶村發掘了32座秦代刑徒墓，清理出殘缺廢棄的墓瓦文共計18件19人（內有1件刻2人信息）。這些約公元前221至210年刻寫下的文字內容很簡單，多為記錄刑徒的姓名、籍貫。任昉介紹，因其內容與用法已具備了標誌墓主人身份的性質，屬於當時一種特殊的志墓方式，所以考古報告編寫者把這批秦刑徒墓瓦文，稱作「我國發現的最早的墓誌」，國內的一些學者對此也持認同觀點。
二是「西漢說」。此說主要見於文獻史料，如清代學者葉昌熾《語石》引王昶《金石萃編》說：「《西京雜記》稱前漢杜子春（約前30-約公元58年），臨終作文刻石，埋於墓前。《博物志》載，西京時，南宮寢殿有《醇儒王史威長之葬銘》。此實志銘之始，今皆不傳。」
三是「東漢說」。在學界，1929年在洛陽東北郊出土的東漢延平元年（106年）《賈武仲妻馬姜墓記》，由於記死者姓名、家世、生平事跡及死葬日期甚詳，被認為是我國發現的最早的用石頭刻制的墓誌。學者羅振玉曾為之題跋曰：「漢人葬記前人所未見，此為墓誌之濫觴。」（《遼居稿》）。考古學家馬衡、趙萬裡等也都主此說。
在洛陽金石文字博物館，記者見到了原本流散在全國各地的16塊「東漢刑徒磚」。副館長朱曉輝介紹，以前全國服勞役的人都派駐到洛陽做苦力，死後就找塊磚頭刻志記銘，記錄了刑徒的部屬、刑徒性質、獄所名稱、刑名、姓名和死亡日期等簡略內容，與死者屍骨共埋。比如其中一塊「東漢少府若盧磚銘」上書隸書23字，文為：「右部無任少府若盧髡鉗徐孟延平元年六月十九日物故」。朱曉輝認為，刑徒磚的發現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挺人性的」。
任昉認為，上述秦漢墓磚（石），或被稱為「早期墓誌」開始萌芽。當時已經存在了多種標誌墓葬的形式，出現了墓誌的雛形。其中，有的以墨書或朱書大字題寫在墓室過道的粉壁上，有的則刻成單獨的小型碑石立於墓中，還有各種形制互異的柩銘、封記、墓記等石製品與磚製品，顯示出墓誌的初始狀況。「秦漢時期，我國早期墓誌雖然沒有確定的載體、固定的形式和陳設位置，但已經為魏晉時期墓誌的發展開創了先導。」
四是「魏晉說」。自東漢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以為天下凋敝」下令禁碑，又因戰事頻繁、政局動亂，以至許多墓葬被盜。黃初三年（222年）魏文帝下詔，決定取消墓地上一切設施和標誌。也許是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託，於是產生了將地表刻石埋入墓中的墓志銘形式。
可以說，「禁碑令」和喪葬制度的改革，促進了這一時期墓誌的發展。魏晉時期，一些植立墓中、形似碑狀的墓誌和長方形的墓誌數量增多。但當時的墓誌仍無定製，形式和內容都與地面上的墓碑相同，只是形體縮小而已。有作圭型的，有作豎長型的，多稱為「銘」。任昉認為，在形制上不統一的魏晉墓誌，系南北朝時期墓誌定型的前身。
五是「劉宋元嘉年說」，以往論及墓誌起源大多據此說。這是因為早年出土於山東益都的南朝劉宋大明八年（464年）《劉懷民墓誌》，是現在已知的最早自稱「墓志銘」的石刻。在這塊方形石刻上，首題直書「宋故建威將軍齊北海二郡太守笠鄉侯東陽城主劉府君墓志銘」，且志文、頌文俱全，直接證明了這類墓誌文字的性質。清代端方《陶齋藏石記》卷五云：「劉懷民志作於大明七年，適承元嘉之後，此志銘文字導源之時代也。」
任昉認為，南北朝時期是墓誌定型的「關鍵期」。東晉滅亡後，南朝墓誌承晉制繼續流行，北魏統一北方後，孝文帝加速漢化，在喪葬儀式等方面使用漢制。民族文化的融合、佛教文化的風行，使墓誌在上層社會普遍使用，成為「王公以下，鹹共遵用」的葬制，促進這一時期墓誌的定型。北魏墓誌不僅數量增多，形制大多呈正方形，墓誌雖大小不定，但內容已趨於統一，後世墓誌只是在此基礎上小有變化而已。
「關於墓誌的起源，雖然眾說不一，但由此我們可將墓誌的涵義界定為四：一是志墓主人，二是埋在墓內，三是有相對固定的載體，四是有一定的行文格式。」任昉說。(原文刊於《文匯報》2015年7月10日第7版文匯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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