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墓誌考釋*
毛陽光
（洛陽師範學院歷史文化學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中古時期的洛陽由於其在政治、經濟上的重要地位，一直是當時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鎮，因而這裡也聚集了大量外來移民。自上個世紀以來，洛陽周邊的邙山、萬安山、龍門山出土了大量這一時期從中亞粟特地區來到中原的粟特人及其後裔的墓誌。根據筆者統計，截至2000年，見於刊布的洛陽粟特人墓誌已經達到38方[1]。這些墓誌對於我們研究隋唐時期中原地區的民族融合以及洛陽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對此，一些學者相繼撰寫文章進行了研究[2]。地不愛寶，近幾年來，洛陽又出土了數方唐代粟特人墓誌，這幾方墓誌確切地說都是粟特移民後裔，雖然字數不多，乍看並不起眼，但關涉中古時期入華粟特人在政治方面的作用以及婚姻、漢化等問題，為研究洛陽的粟特人提供了新的資料。在此作者不揣淺陋，對新刊布的幾方墓誌作出考釋，庶幾引起學界的注意，促進漢地粟特人問題的深入研究。
大唐故云麾將軍特進康城郡史氏墓志銘並序
夫蒼蒼者天， 者地。天地草昧，肇建風輪。（疑有缺字）覆雖廣，屢攀折以淹留。亭省雖繁，恩已施乎斯代。爰周星閟彩，漢日流祥。迄於今，聖朝澤被無垠，控玄機於朗月。公朱紫分耀，貂蟬合彩。含和體素，鳳吹蜀雲。忠佐王道，綰和國風。經略雄圖，仁風逐扇。心泣柱輪，聲震家族。穹蒼不惠，降此□兇。巡南滇以遐逝，指西域以長驅。公康城郡人也。曾諱、祖諱、父諱任洪州別駕，皆以孤廉清風，家不墜乎良基。公屬朱泚作亂，立志節遂封為定難功臣。幹戈戢翼，狂寇神傾。公諱然，文武官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兼試太常卿，封建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屬炎靈逍喪，鄉黨有懷沙之痛。終於洛都，嗣子蒙哀毀形，躄朝泣露珠，孤女等哭杳杳而雲愁，胡平生恩誰？元和六年辛卯歲十月廿四日運靈車遷城南十有八裡龍禹之地，建於墳所。怨懷陵谷之難，鏤銘終天。銘曰：
出混陵兮王秀，累代雄略兮裾簪，烈土（士）鷹楊兮□塞，定難功臣兮背魚，流金鑠石兮鐫銘，終天飲淚兮吞聲。
此方墓誌拓片最早見於趙君平編《邙洛碑誌三百種》中，應是洛陽近年來新出土的流散民間的唐墓誌[3]。墓志銘中對史氏的記載沒有明確顯示出其粟特背景，但墓誌指出史然為「康城郡人」，其封爵為建康郡開國公。從行文上看，康城郡應該就是建康郡，唐代無建康郡，這裡應該是沿用地名古稱。只是這裡的建康郡並非江南古都建康，而是指十六國前涼張駿在河西地區設置的建康郡，具體位置在甘州西二百裡處。河西建康本來就是史姓粟特人遷居的重要城市，在寧夏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出土的《史索巖墓誌》、《史道德墓誌》都記載其原籍是建康飛橋，可見這裡是中古時期粟特人，尤其是史姓粟特人的聚居區[4]。
史然先輩的情況在墓誌中記載非常簡略，名諱都沒有提到，僅提及其父曾經擔任過洪州別駕，別駕是唐代地方上佐官，品高俸厚，但沒有實權。這說明這個家族進入漢地已經有一段時間，並沒有什麼顯赫的背景，因而墓誌中一筆帶過。根據墓誌的記載，史然在唐代是一名軍人。唐代入華粟特人，尤其是與北方突厥有聯繫的一部分粟特人，具有尚武的風氣，許多人精通武藝，歸順唐朝後擔任武職，或為侍衛宮禁,或為府兵徵戰四方[5]。史然由於參加了唐德宗建中年間平定朱泚之亂的軍事行動，因軍功被封為「奉天定難功臣」。根據《舊唐書》卷十二《德宗紀上》的記載，興元元年德宗在朱泚之亂平定後，將扈從自己到奉天並參加平亂收復長安的士兵都賜予「奉天定難功臣」的稱號，並給予優待，「身有過犯，減罪三等，子孫過犯，減罪二等。」[6]史然也因為參與此行動而獲此榮譽。因此，史然是一位在唐朝效力並經歷了唐德宗時期奉天之難的粟特軍人。
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由於參與唐朝平亂而獲得此榮譽的粟特軍人並不在少數。如《安玄朗墓志銘》中記載其曾祖安就是奉天定難功臣、華州鎮國軍同關鎮防禦使[7]；《何文哲墓志銘》記載其夫人康氏則是奉天定難功臣、試光祿卿康普金之女[8]。另外，在平亂中立下功勳的還有具有粟特安國背景的名將李元諒[9]，以及反對李懷光反叛而遭到殺害的朔方軍粟特將領石演芬[10]。這反映出這場中唐的政治變亂中入華粟特人的立場和作用。
根據墓誌記載：史然的封爵是建康郡開國公，按照唐代「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的原則[11]，史然出自河西建康，故有此封爵。同時由於從駕有功，史然被授予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兼試太常卿，封建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員外官與試官都是唐代安置冗員的手段，不同於正員，而食邑二千戶也只是沒有實惠的虛封，這些應該是德宗平亂之後用來賞賜有功將士過於泛濫的結果。之後史然居住在洛陽並在這裡去世，元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葬於洛陽城南龍門附近。唐代的龍門地區由於優美的風景與濃厚的佛教風氣而成為這一時期重要的喪葬區。安菩、史諾匹延等粟特人就埋葬在這裡[12]。
大唐故左監門校尉上柱國康君墓志銘並序
君諱遠，字遷迪，其先衛康叔之門華，風俗通之敘述，祖宗累美，子胄光揚。君稽古文儒，英威武略。有去病漂姚之號，超伯宗戊巳（已）之名。直以祏靜三邊，東西百戰。簉跡式遁於嚴衛，宏功載錫於元勳。寔典兵戈，幾防階闥。春秋六十有二，忽以長壽元年十二月八日，歸歿於雲陽縣界之私第。嗚呼，其生也命，其死也哀。空裡載覿於飛鵀，床下旋聞於蟻鬥。夫人隴西縣太君曹氏，春秋七十有九。豈期纏痾不愈，救療無徵。幾勞岐扁之功，匪免沉冥之酷。以神龍三年四月廿五日，卒於洛陽縣毓財裡之私第。則知魂銷魄去，恨夜月之全空，淚竭珠亡，覺天星之半落。嗣子貞固，正議大夫、上柱國、行易州遂城縣令。擗地號天，陟屺陟岵。毀瘠過禮，荼酷於人。扶杖孝畢於三年，貶藥禍延於七尺。靡及安措，旋已淪亡。今此厥孫，葬於厥祖，即以開元九年歲次辛酉十月乙亥朔十一日乙酉，開鑿塋域，遷召魂骸。西□三秦，東還九洛。夜臺懸鏡，配鸞鵲而同棲，寶匣埋鐔，喜蛟龍而共穴。白楸一閟，留盛德於千年，青松數行，記荒墳於萬古。刻石不朽，乃作詞雲：
□秋忽敗於芝蘭，兩宗並掩乎棺槨。魂柩西別於涇渭，卜兆東屆於河洛，其一。高原接其熊耳，極野鑿其龍盤。靈轜送往而移易，薤挽悲咽兮辛酸，其二。唯地久兮天長，恐陵平兮谷徙。古之賢聖兮猶化，今日沉埋兮到此。泉下獨守於冥冥，山上空存於壘壘其三。
大唐故正議大夫易州遂城縣令上柱國康公墓志銘並序
大矣哉！豫章挺生於七年，森直亭亭而拂漢。明珠無類者一寸，光彩熒熒以射人。惟君盛德，比之可逮。君諱固，字義感。春秋七十有二。考其門緒，則媲金社以傳名；驗其聲華，則比玉人兮挺譽。出身獻直以事主，效職盡節以圖榮。諒知命有推遷，物皆代謝。以開元八年十月廿一日寢疾終於魏州館陶縣之別業也。豈期天上書降，載召王君，人間友亡，空思管氏。精靈不駐，諒移南鬥之星；告老非遠，遽閱東溟之水。今飛鵩易覩,，隙駟難留，何先榮而後悴，何生勞而死休。夫人趙氏，成州刺史之長女也。充國之貴族，元淑之家孫。閨範克彰，邕和早著。適人以禮，俯就於初笄之年；結偶有期，克展於乘龍之譽。春秋卅有七。去垂拱三年三月廿一日，終於西州之官舍。所恨掎桐半死，葛藟全凋，魂魄遠滯於莎車，旌旐近隨於柳駕。炎涼幾變，背貫鬥之關河；墳隴再營，得芒山之地勢。即以開元九年歲次辛酉十月乙亥十一日乙酉，合葬於河南府河南縣平樂鄉之北原，禮也。固以琴瑟重諧，蛟龍再合。松埏窈窕，下徹於三泉；薤挽悲離，逆終於萬古。山川溟兮牢落，天靄靄而雲愁；草樹颯兮摧殘，風蕭蕭而月苦。有子融、簡等並哀纏七祀，痛冠三年。□不違於禮經，寔乃戀乎天□。陳叔明之哭父，吐血崩心；王叔治之喪親，鄰人罷社。今既□刊翠琰，載記黃壚，昭晰克存，乃為銘曰：
天道兮運行，人靈兮契合。共埋閟於鸞鳳，配山阜兮重沓。苦大夜之昏昏，畏寒飈之颯颯。哀聲兮愴悢，煙露凝兮嗑吊。生者既並於川流，死者克齊於海納，其一。
以上兩方墓誌之所以並列是因為志主是父子關係，而且埋葬時間相同，且墓誌文字皆為行書，寫風格相同，是一人所作。因而兩方墓誌應是洛陽邙山上一個家族墓地所出。
康遠墓誌現藏千唐志齋，據稱出土於上世紀90年代，為近年新的徵集品[13]。墓志銘對於康遠的家族背景表述為「其先衛康叔之門華」，遠溯到西周時期衛國的創始人，周文王的兒子衛康叔。但這明顯是出於入華粟特人的偽託，這一時期的粟特人為了儘快融入漢族社會，擺脫自身外來民族的色彩，都將其遠祖上溯到商周時期。而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古時期的康姓本身是中亞康國人及其後裔。
墓誌對於康遠的父祖沒有記載，可見其家族並不顯赫。墓志銘中「有去病漂姚之號，超伯宗戊巳（己）之名」，用西漢霍去病和東漢耿恭的典故來暗示康遠曾經擔任武職並在西域徵戰。他長期擔任軍職，「祏靜三邊，東西百戰」，所以有上柱國的勳官。之後康遠又曾到京城皇宮擔任左監門校尉，這是從六品的武官，負責守衛宮門和檢查出入，後因病回到雲陽，長壽元年卒於私第並埋葬於關中，可見此家族最早居住在雲陽。其妻為隴西縣太君曹氏，從曹氏的封號來看其家族源出隴西，加上康遠的背景，曹氏當為粟特曹國後裔，二人無疑是唐代粟特人之間的聯姻。其妻曹氏則後來居住在洛陽毓財裡，此坊位於漕渠北徽安門街東，這裡距離洛陽北市不遠，曹氏神龍三年卒於洛陽。根據墓志銘記載，夫妻二人死後一直沒有合葬，之後其子康貞固也去世了，直到開元九年其孫才將康遠的靈柩由關中遷往洛陽，這樣夫妻二人終於合葬在洛陽邙山。
第二方康固墓誌最早刊布在榮新江、張志清主編的《從撒馬爾幹到長安》一書，乃是周紹良舊藏拓片，可見此墓誌出土較早。據新近出版的《洛陽新獲墓誌續編》記載，此志出土於洛陽白馬寺鎮呂廟，原石現藏洛陽文物工作二隊[14]。此康固就是上述康遠墓誌中提到的康貞固，二人是父子關係。墓誌記載康固曾在西州任職，之後在河北地區任易州遂城縣令。其妻趙氏，為成州刺史趙某之女，趙某在鬱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卷二八成州失收，可補入，時間大約在高宗和武后時期。康固曾在西州任職，即今天的吐魯番，這裡是當時外來移民匯聚之地，其中就有以粟特人為主體聚居的崇化鄉，康固可能因為其粟特背景而擔任地方官職。之後其妻趙氏在垂拱三年卒於西州官舍，而康固在開元八年十月卒於魏州館陶縣別業，可能他晚年居住在這裡，終年72歲。榮新江指出隋唐時期魏州有粟特人居住，如《康郎墓誌》記載其為魏州貴鄉人[15]。康固與趙氏有子康融、康簡二人，康固去世後其子將夫妻二人以及祖父母共同葬於洛陽邙山平樂原。
值得注意的是，兩方墓誌展示了入華粟特人在婚姻方面的歷程，康遠與曹氏是典型的粟特人通婚而其子康固的妻子趙氏是成州刺史的長女，則是粟特人與漢族之間的通婚。因此這個入華粟特家族僅僅第二代就開始與漢族通婚,這也是漢地粟特人婚姻的必然道路。
大唐登仕郎康君墓志銘並序
君諱老師，其先康國人也。以國為姓，燕齊趙魏之流；因官命族，司馬司徒之號。況乎卅六國，枕白山之北隅；萬四千裡，當赤泉之東裔。金方闢境，烏弋控於龍沙；玉勝臨庭，槐江接於蔥嶺。曾祖寶，康國王之第九子也。週遊擊將軍，以西諸國首領。祖和，周明威將軍。父祗，隋鷹揚郎將。並簪裾奕葉，劍履光芒，來朝則長樂受封，謁帝則甘泉畫像。康僧西入，高名動於晉京；康會南歸，盛德傾於吳主。豈止秺侯入仕，遠標忠孝之奇，呼韓拜職，列在王公之上。君之生也，卓矣不群。心懸小月之珠，足逸大宛之駿。奇姿間起，桓溫之謝蝟毛；異相孤生，李廣之推猿臂。風神廓落，器宇魁梧，邀劇孟於洛中，訪季心於關右。金鞍寶馬，去來三市之傍；綏頰高談，出入五侯之第。何曾侈靡，不能逾一萬之錢；劉毅雄豪，不能多百萬之費。陸大夫之宴喜，願得分庭；孫丞相之招賢，方齊置驛。遽而高舂景晦，大壑舟遷，黃鳥之藥無徵，青龍之符罕驗。春秋七十有四，以垂拱二年七月十八日，終於私第。夫人史氏，即呼論公之孫也。瑤池降精，碧樹飛靈。鬱綵雲之影靄，騰寶月之輕明。燕支山上，自開紅粉之樓；蒲陶苑中，還織青花之錦。早凋淑豔，嗚呼哀哉，粵以垂拱三年歲次丁亥二月乙未朔十日，合葬於北邙山之平樂原，禮也。途宮既啟，泉帳斯安。西階北寢之儀，兩鶴雙虹之化。生平已矣，今古悠哉。龍警騑，龜旆行飛。楚挽悽而薤哥斷，池臺寂而賓旅稀。銘曰：
金方拓境，玉塞承家。遠分熊嶽，傍枕龍沙。興邦蒲海，作帝莎車。王侯間起，袞冕聯華。卓彼高人，稟茲英傑。驅弛金市，去來金穴。逸騎浮雲，舞姬回雪。一悲珠碎，還同石折。原陵西趾，邙山北路。兩鶴俱飛，雙驂顧步。莊臺落月，泉扃長暮。積厚地而猶存，攀昊穹而誰訴。
此墓誌現藏洛陽市文物工作二隊，出於孟津縣朝陽鎮南陳村西[16]。志文明確指出志主為粟特康國貴族後裔，康國是北朝隋唐時期粟特地區的強國，「名為強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17]。因此志文中記載「況乎卅六國，枕白山之北隅；萬四千裡，當赤泉之東裔。金方闢境，烏弋控於龍沙；玉勝臨庭槐江接於蔥嶺。」前句用白山之北、赤泉東裔指康國的地理位置，白山即天山支脈，赤泉位於張掖東南，也暗指康國人的舊地。後句則是用漢代控制今阿富汗西部的烏弋等典故借指康國在粟特地區的強大，控制區域之廣以及在絲綢之路交通上的地位，龍沙指當時西域的重要通道白龍堆沙漠。
康老師的曾祖康寶是康國王第九子，在北周時期以西國首領的身份歸附或者入質北周，被授予遊擊將軍。之後其祖康和則被授予明威將軍。從墓誌記載來看：該家族進入北周時頗受重視。「來朝則長樂受封，謁帝則甘泉畫像。康僧西入，高名動於晉京；康會南歸，盛德傾於吳主。豈止秺侯入仕，遠標忠孝之奇，呼韓拜職，列在王公之上。」因而墓誌用康僧會、金日磾、呼韓邪單于的典故來形容該家族所受到的重視。我們注意到：這一時期有許多中亞粟特人來到這裡，如近年來西安發現的史君墓誌、安伽墓誌，志主都是這一時期來到北周的粟特人[18]。進入隋朝，康老師之父康祗任鷹揚郎將，即統領地方軍府的長官，正五品。
關於康老師的容貌和人品，墓誌中用大量的典故來進行溢美。如形容他有桓溫和李廣的身形容貌，劇孟和季心一樣的豪氣。據墓誌記載：康老師家境殷實，象兩晉時期的何曾和劉毅一樣一擲萬金。因而其生活非常優裕，根據墓誌的內容，「金鞍寶馬，去來三市之傍；綏頰高談，出入五侯之第。陸大夫之宴喜，願得分庭；孫丞相之招賢，方齊置驛。」康老師可能是一名經營貿易而家資萬貫，結交王孫貴族的商人。之後墓誌用陸賈和公孫弘的典故顯示其出口不凡，頗得官員們的尊禮。因此康老師雖然沒有入仕，只有一個表示資歷的文散官登仕郎，屬正九品下。但無官一身輕，其生活仍舊富足而灑脫。康老師在垂拱二年七月卒，年76歲，而其妻史氏先康老師去世，二人最終合葬於邙山著名的塋域平樂原。
有意思的是墓志銘中康老師的夫人史氏來自洛陽另一個粟特家族，即墓誌所稱的「呼論公」，這個家族的墓誌洛陽多有出土。史氏的祖父是呼論公，這個呼論公指的是史陁。《史陁墓誌》參《唐代墓誌彙編》顯慶108，墓誌記載史陁「詔授呼論縣開國公，仍守新林府果毅，遷居洛陽之縣」[19]。除了康老師的妻子史氏之外，新安千唐志齋博物館舊藏一方《史夫人墓誌》，稱其「祖□□，呼論縣開國公，新林府果毅」[20]。那麼，此史氏是否可能是康老師先卒的夫人呢？根據《史夫人墓誌》記載，其卒於顯慶六年，卒年36歲。而根據《康老師墓誌》的推算，史氏卒時康老師51歲，則二人年齡差距過大，因而二人為夫妻的可能性不大。故此史夫人極可能是史陁的另一個孫女她也嫁給了康姓粟特人。與史氏同為婚姻的這兩個康姓粟特人是否有血緣關係不得而知，但這方墓誌給我們揭示了唐代前期居住在洛陽粟特人家族之間的婚姻狀況。
大唐故安府君史夫人墓志銘並序
鄉貢進士李暹撰
府君諱思溫，夫人並洛陽人也。官婚尚遠，綿歷代數，但式遵古訓而不壞俗焉。君德高業廣，風猷眾欽。孝友仁慈淑善溫克。博學聰惠，遇物多能。儒釋二門，特加精意。篆隸得迴鸞之妙，莊周自天性之奇。木秀於林，風高早折。去開元九載終歿，權殯於鞏縣。夫人史氏，少以知禮，四德備閒。孝養忠貞，孀居守節。卅餘載鞠育偏孤。夢奠兩楹，樑木斯壞。去天寶八載六月廿七日，終於陳留郡，寄瘞。孤子令璋，哀號貫裂，祠拜乖違，啟卜兩塋，同歸一葬。以天寶十載歲次辛卯四月癸丑朔八日庚申，合祔於洛陽縣平陰鄉城村之界，禮也。執哀過禮，君子□難。銘曰：
洛陽東陌，邙山北原。松林□□，宅兆新墳。昔為孤壠，今契蛟津。□泉扃兮日暮，悲狐兔以為鄰。
此墓誌1994年4月出土於河南孟津縣平樂鎮劉坡村，後被千唐志齋徵集收藏[21]。志主安思溫與妻史夫人無疑又是粟特安氏與史氏的聯姻。從墓誌中二人皆為洛陽人的記載來看，其先輩較早來到洛陽併入籍。安思溫沒有做過官但已經具有較深的漢族傳統文化修養，品行端良，墓誌記載他「德業高廣，風猷眾欽。孝友仁慈，淑善溫克。博學聰惠，遇物多能。」不僅如此，「儒釋二門，特加精意。篆隸得迴鸞之妙，莊周自天性之奇。」他還精通佛教與儒學，而且書法也很出色，擅長隸書與篆書，已經是一名漢化程度很高的粟特人後裔。如果不考慮他的粟特背景，安思溫儼然就是一個品行出眾、溫文爾雅、多才多藝的士大夫形象。安思溫開元九年卒於鞏縣，暫時安葬在那裡。其妻史氏根據墓誌記載也是一位謹守漢族禮教的婦女，而且在安思溫去世後孀居三十年，可見其已經是深受漢族倫理文化影響的粟特女性。史氏天寶八年卒於陳留郡（汴州），權葬於陳留。唐代的汴州也居住著許多粟特人，因此這裡直到唐末宋初還有粟特人所信仰的火祆教祆祠。直到天寶十年四月其子安令璋才將二人合葬於洛陽邙山平陰鄉成村，這裡唐代屬洛陽縣，也是當時重要的喪葬區。
此墓誌對於安、史夫妻二人的粟特背景沒有絲毫涉及，僅僅根據二人的姓氏以及婚姻關係才能確定二人的族源。此方墓誌表明，唐代的許多粟特人的後裔歷經數代之後，儘管還保持著相互通婚的習慣，但由於深受漢族文化的濡染，或許在外貌上他們還具有胡人的形貌特徵，在文化上他們已經和漢人沒有什麼區別了。
墓誌中安思溫的佛教信仰也值得注意,因為中亞粟特地區的獨特的地緣環境，原本來華粟特人信仰具有多元化的色彩，主要信仰火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三夷教。而開放的唐朝對於外來移民的宗教信仰給予尊重，不加幹涉，因而這些外來信仰在漢地得以在外來移民中存在[22]。而作為中古時期的國際性都市，從目前的文獻資料來看：洛陽的一些粟特人分別信仰火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如唐初洛陽的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廟，還經常舉行宗教活動。「每歲商胡祈福，烹豬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23]」。修善坊還有景教寺院，根據洛陽新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幢記》的記載，直到唐後期，洛陽大秦寺還有粟特景教僧人和信徒[24]。而唐後期，由於回鶻力量的逐漸壯大，粟特商人依靠回鶻的力量在洛陽也建立了摩尼教寺院。
與此同時，根據出土墓誌資料的記載，許多居住在這裡的粟特人也開始信仰已經中國化的佛教，而且數量不在少數。畢波曾在相關研究中從西安和洛陽出土粟特人墓誌中檢出6方信仰佛教的墓誌資料，分析了入華粟特人的佛教信仰[25]。以下是筆者檢出的洛陽墓誌中的相關資料：
安靜「鏡浮生之遽促，植來果於福田，鑑大夜之遐長，祛往緣於欲界。深該六度，妙蘊四禪。」[26]
史夫人「至於崇遵釋教，傾信首於法城。」[27]
安思節「心歸妙業，結意芳緣，護法終身，持戒沒齒。」[28]
康庭蘭「暨於晚歲，耽思禪宗。勇施罄於珍財，慧解窮於法要。」[29]
康氏「耶殊美色，積成五百之因。童子虔心，長結一花之願。」[30]
安公「轉讀大乘，夙夜匪懈」，其妻康夫人「薰修淨行，究毗梨之奧旨；專精內典，披妱路之幽宗。」[31]
洛陽粟特人對佛教的皈依和洛陽城市濃厚的佛教氣氛有著密切的聯繫。自北魏以來，洛陽的佛教就非常興盛。由於上層統治者的寵信與支持，佛教更是盛極一時，而洛陽的佛教信仰也是非常盛行[32]。根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的記載，洛陽城有大量的佛教寺院，而城南的龍門地區自北魏後期以來就是佛教信仰的重要地區，分布著大量的佛教寺院。另外，還有許多達官貴人、善男信女在這裡開窟造像，展示自己對佛教的虔誠。這些構成了洛陽佛教信仰的廣闊空間。
而安思溫在這種大氛圍下和其他粟特人一樣也開始信仰佛教，體現出洛陽濃厚的佛教文化對外來民族的深遠影響，這也是他們漢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以上新出土的幾方唐代粟特人墓誌都是中古時期遷居漢地的粟特人的後裔，他們中既有粟特貴族的後裔，也有中下級官吏和普通百姓。從內容上看，除了《康老師墓誌》由於志主出身康國貴族，還標榜自己的民族背景之外，其餘幾方墓誌都沒有提到亡者的外來民族色彩，我們僅僅從墓誌文字的點滴來鉤沉其外來民族的背景，可見他們主觀上已經將自己視作漢族社會的普通一員。他們或者參與唐朝的徵戰，或者出任地方官職，或者浸淫於漢文化而快意人生，他們已經融入到了漢族社會中。新出土的幾方墓誌文字不字不多，身份各異，但從多個角度給我們展示了中古時期入華粟特人多姿多彩的漢地生活畫卷。
*本文是河南省社科規劃項目「洛陽新出土唐代墓誌整理與研究（2000-2006）」（2007BKG002)的前期成果。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唐代洛陽慄特人研究」（2008-2X-092）階段成果。
注釋：
[1]主要根據周紹良、趙超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劉銘恕：《洛陽出土的西域人墓誌》，《洛陽——絲綢之路的起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盧兆蔭：《唐代洛陽與西域昭武諸國》，《洛陽考古四十年》，科學出版社，1994年；榮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國學研究》第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收入《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三聯書店，2001年。
[3]趙君平編：《邙洛碑誌三百種》，中華書局，2004年，第272—273頁。
[4]羅豐編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
[5]李鴻賓：《論唐朝內外的胡人侍衛——從何文哲墓誌談起》，《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6年第6期。
[6]《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第340頁。
[7]《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乾符006，第1122頁。
[8]《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大和020，第895頁。
[9]《舊唐書》卷144《李元諒傳》。
[10]《舊唐書》卷187下《忠義傳下·石演芬傳》。
[11]李涪：《刊誤》卷下，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頁。
[12]趙振華、朱亮：《安菩墓誌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毛陽光：《唐代兩方史姓墓誌考略》，《文博》2006年第1期。
[13]吳剛：《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36—137頁。圖版和錄文見趙跟喜編：《新中國出土墓誌·千唐志齋》上冊第103頁，下冊第78頁，文物出版社，2007年。
[14]拓片圖版參榮新江、張志清編：《從撒馬爾幹到長安》，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141頁；錄文參《全唐文補遺》第八輯，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359頁；又見喬棟等編：《洛陽新獲墓誌續編》，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107、388—389頁。
[15]榮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三聯書店，2001年，第101頁。
[16]《全唐文補遺》第8輯，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94—295頁。圖版見《洛陽新獲墓誌續編》，第54頁。
[17]《隋書》卷八三《西域傳》。
[18]孫福喜：《西安史君墓粟特文漢文雙語題銘漢文考釋》，《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中華書局，2005年，第19頁；榮新江等：《從撒馬爾幹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蹟》。
[19]《唐代墓誌彙編》顯慶108，第297頁。
[20]《唐代墓誌彙編》顯慶169《大唐康氏史夫人墓志銘並序》，第335—336頁。
[21]《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第221頁。圖版、錄文見《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三：千唐志齋卷》上冊第169頁，下冊第124—125頁。
[22]畢波：《信仰空間的萬花筒——粟特人的東漸與宗教信仰的轉換》，《從撒馬爾幹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蹟》，第49—56頁；葛承雍：《唐代長安一個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3]張鷟：《朝野僉載》卷三，中華書局，1997年，第64—65頁。
[24]羅炤：《洛陽新出土石幢的幾個問題》，《文物》2007年第6期。
[25]畢波：《信仰空間的萬花筒——粟特人的東漸與宗教信仰的轉換》，《從撒馬爾幹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蹟》，第52頁。
[26]《唐代墓誌彙編》顯慶059《大唐故處士安君墓志銘並序》，第268頁。
[27]《唐代墓誌彙編》鹹亨103《唐故夫人史氏墓志銘並序》，第584頁。
[28]《唐代墓誌彙編》開元038《故岐州岐山府果毅安府君墓誌》，第1180頁。
[29]《唐代墓誌彙編》開元517《大唐故右威衛翊府左郎將康公墓志銘並序》，第1511頁。
[30]《唐代墓誌彙編續集》聖武003《大燕故康夫人墓志銘》，第667頁。
[31]《大唐故處士安公康夫人墓志銘並序》，該墓誌出土於洛陽，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籌建）藏志，胡戟先生提供。
[32]郭紹林：《漢唐間洛陽佛教述略》，《文史知識》1994年第10期。
編者按：本文原載於《考古與文物》2009年第5期，第75~80頁，引用請據原文。墓誌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