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美國各地的鄉村地區面臨著嚴峻的經濟挑戰，但黑人鄉村社區所面臨的困難尤為嚴重。確實，鄉村貧民區在許多方面與城市貧民區相似，貧民區形成的根源及其社會後果具有許多相似之處。儘管監獄系統對黑人城鎮和社區造成了不成比例的有害影響，但在高度貧困且私人、公共投資來源稀少的情況下，監獄發展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提議。本文作者、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副教授John Major Eason在2017年出版了《草原上的大房子：鄉村貧民區的興起和監獄的擴散》（Big House on the Prairie: Rise of the Rural Ghetto and Prison Proliferation）一書，在他看來，綠色新政可能是一個機會，它不僅可能減少經濟發展對監獄建設的過度依賴，還可能開始解決這些社區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歷史性的不平等根源。
本文翻譯自《異見》雜誌，原標題為《監獄與鄉村貧民窟》（Prisons and the Rural Ghetto），原文連結為：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prisons-and-the-rural-ghetto
許多人認為監獄是種族和經濟剝削的終極形式，然而，在全國大多數監獄所在的鄉村社區，即便是有色人種也可能最終站在關於監禁的全國性辯論的對手席。我是在遇到像「教練」塞西爾·特利（Cecil Twilley）這樣的人之後才明白這一點的，他是阿肯色州福雷斯特城（Forrest City）和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區的開拓者。在這個擁有1.4萬人口的南方鄉村小鎮，人們親切地稱呼他為教練，他團結了當地的教育委員會和行政部門，他是當地鄉村俱樂部的第一位黑人會員，是廢除公立學校種族隔離制度後的第一位黑人主教練，也是約50年前最後一位助力當地高中贏得阿肯色州足球錦標賽的足球教練，這一功績是他經久不衰的綽號的由來。
福雷斯特城還是大約2100名囚犯的家鄉，其中有1800多人被關押在1997年建成的福雷斯特城聯邦懲教機構（Federal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Forrest City）。教練支持監獄在城裡存在，當被問及為什麼他會歡迎這樣一個帶有汙名的機構時，他回答說：「我不希望我的城市變成加裡市（Gary）那樣。」
福雷斯特城聯邦懲教機構和印第安納州加裡市以及無數其他收到投資縮減和種族隔離雙重打擊的美國社區一樣，福雷斯特城也被結構性種族主義和經濟欠發達所困擾。福雷斯特城的一名居民回憶起修建監獄設施之前的生活，他提及不少工廠和其他主要僱主已經關閉或搬走。他說，該城的條件「難！難！難」教練將福雷斯特市和加裡市進行比較表明了該鎮的衰落軌跡和鄉村貧民窟的崛起——這些以集中形式的黑人貧困為標誌的地區，讓人想起了在美國城區中更為常見的種族貧民窟。教練的妙語還表達了一個與直覺相悖的洞見，即為什麼曾對監獄建造提案有牴觸反應的鄉村社區，現在卻有時把監獄視為難得的公共投資機會。教練並不是唯一一個期望藉助監獄國家（carceral state）的擴張去幫助小鎮發展經濟財富的人。拉裡·布萊恩特（Larry Bryant），福雷斯特市未來的市長（當時的市議員）和前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地方分會主席，也在最初提議修建監獄時表示了支持。
當被問及為何支持這座監獄時，另一位黑人社區領袖、聖弗朗西斯縣社區發展公司常務董事安德烈·史蒂芬斯（Andre Stephens）高聲說：「一座監獄能把造紙廠打得落花流水。」類似的「場地之爭」或關於社區反對和支持對環境有不良影響的設施的辯論，已經被一些學者記錄在案，比如反對環境種族主義的主要活動家羅伯特·布拉德（Robert Bullard）。尋求工業來幫助穩定經濟的絕望小鎮，並沒有豐富選項的幸運，他們能夠選擇的往往是造紙廠、垃圾場和焚化爐這類汙染工業。和這些汙染工業一樣，監獄也是不受歡迎的經濟發展形式，由於大監禁在種族上的不均等，它們還帶有額外的汙名。但是對於像福雷斯特市這樣的地方，監獄可能是最環保的選擇。
在這個以種族議題上的政治分裂聞名的小鎮上，黑人領袖與當地白人精英聯合起來支持福雷斯特市聯邦懲教機構。在競爭激烈的全球經濟中，監獄成為像福裡斯特市這樣掙扎的社區可企及的糟糕選項中最好的那個。如果反對大規模監禁的活動人士想要改變這種等式，他們需要與那些倡導其他嚴肅、穩定、環境上可持續的投資形式的人合作。
鄉村貧民區的興起
雖然美國各地的鄉村地區面臨著嚴峻的經濟挑戰，但黑人鄉村社區所面臨的困難尤為嚴重。確實，鄉村貧民區在許多方面與城市貧民區相似，貧民區形成的根源及其社會後果具有許多相似之處。儘管監獄系統對黑人城鎮和社區造成了不成比例的有害影響，但在高度貧困且私人、公共投資來源稀少的情況下，監獄發展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提議。
艾瑞莎·布朗（Aretha Brown）在極端弱勢的城市社區和鄉村社區都生活過。她在這些社區中的實際經歷中的社會孤立表明，它們幾乎沒有區別。她在芝加哥的Low End貧民區過了十年的街頭生活——一個貧窮的、以黑人為主的社區，以臭名昭著的羅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和艾達B.韋爾斯（Ida B. Wells）公共住房開發項目為始終，直到2000年初這些項目被拆除——她回到福雷斯特城，卻發現這裡的情況比芝加哥更糟。「人們在芝加哥所做的一切，」她說，「與今天福雷斯特城人們為了錢和毒品所做的一切相比，根本算不了什麼！」
她的家被工業衰敗的景象所環繞，讓人想起中西部鏽帶，廢棄的棉花加工廠、金屬穀倉和鏽跡斑斑的筒倉組成了背景，而她的孫輩們在前院玩耍。雖然布朗試圖讓她的孩子遠離街道，但他們深深融入了當地情景之中，讓她敏銳地意識到是誰在福雷斯特城「被擊倒或被鎖住」。入室盜竊和其他毒品相關的犯罪在街區泛濫成災。一個春日，艾瑞莎·布朗站在自家院子裡的驕陽下，燙了傑裡卷的頭髮上的汗水和甘油滴在額頭上，她承認說，「這裡就像城市一樣，只是更安靜些」——這時一個吸毒者搖搖晃晃地走過，似乎是為了證明她的觀點。
當代城市和鄉村貧民區是過去半個世紀中許多大規模社會變遷的產物，這些變遷包括去工業化、白人外遷（white flight）和非裔美國人向南方的反向遷徙。其中最具特點的是，由於正式和非正式的居住隔離模式，大多數非裔美國人往往生活在社會孤立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區居民的貧困。從1980年到2000年，福雷斯特市政府補貼的住房和城市發展計劃（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供應的住房增加了440多個單元，以一定幅度超過了當地租賃市場非保障性住房的增長速度。許多新單元都建在南區（South End）附近，由於三分之一平方英裡的區域內有五個公共住房開發項目，這個社區已經高度種族隔離，居住著貧窮的黑人居民。總之，福雷斯特市30%的住房出租都是由政府補貼或一定程度上管理——這個數字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5倍。
這類種族差異也以其他方式嵌入到小鎮的自然布局中，並不斷提醒人們幾個世紀的奴隸制和吉姆·克勞法（Jim Crow）在整個南方鄉村社區留下的印記。福雷斯特市的白人精英——其中一些人來自曾經經營棉花種植園的家庭，他們現在仍然掌握著全州範圍內的政治權力——傾向於居住在穿過城市中心的阿肯色1號高速公路以東。他們的家坐落在山上，只有通過僻靜、蜿蜒的道路才能到達，其特色是擁有完美無瑕的草坪和精心雕琢的花園。福雷斯特市的貧困黑人居民大多住在1號高速公路以西的低洼地帶，住在南區這樣的社區。儘管他們在物理空間上相對接近，這座城市的這兩個部分的居民在社會中仍然很遙遠。
North Lawndale福雷斯特市的犯罪分布也不均勻。從1990年到2006年，有1000名曾被監禁的人回到福雷斯特城，而南區是他們大部分人的家。這一回歸率與芝加哥一些治安最惡劣的社區（如North Lawndale和Englewood）相當，回歸率引起的再入獄和再犯這類挑戰也與芝加哥相差無幾。自1985年以來，福雷斯特市飽受高謀殺率之苦，每年10萬居民中就有近30人被謀殺，這一數字與芝加哥相近。逃出監獄陷阱
超過一半的美國人與正在監獄裡服刑的人有親屬關係或認識入獄的人。這一災難性的社會問題被認為是大城市中實現種族和經濟正義的主要阻礙而得到關注，而大規模監禁和監獄的擴張在鄉村社區造成的損失則較少被考慮。監獄囚犯在鄉村的「發送」和「接收」比例大大超過他們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監獄建設熱潮導致美國監獄數量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增加了兩倍，這一現象主要發生在鄉村，在此期間70%以上的新設施建在鄉村城鎮。
儘管監獄僱傭了超過450000名的獄警（約是現在全國煤炭工作數量的10倍），佔據土地面積多達約600平方英裡，總共花費了至少300億美元來建造，這個龐大的公共工程項目幾乎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美國鄉村。
像福雷斯特城這樣地區的近代史表明，鄉村監獄的新地理格局也反映了當代南方種族結構的重大轉變。今天的鄉村貧民區不再是吉姆·克勞法那樣公然的種族主義壓迫的產物，而是名義上的「色盲」（color-blind）、實際上的種族主義的產物，這種種族主義定義了南方新的政治經濟。
但是如果說有新近跡象表明，我們開始逐漸明白大規模監禁對城市不平等問題產生的影響，並試圖改變政策以減少這些社區的大規模監禁，那對於種族、犯罪和鄉村不平等問題之間的聯繫而言就不是這樣了。雖然我們可以擴展在城市地區制定的策略，以減少鄉村社區的大規模監禁，但這些社區很可能不會像城市社區那樣樂於接受。
例如，在整個阿肯色州，鄉村貧民區推動了監禁中的種族差異，差異大到事實上阿肯色州鄉村社區關押的黑人比例要高於該州城區。與此同時，這些社區的經濟困境使它們成為新監獄建設項目的主要目標地。像福雷斯特城這樣幾乎完全被私人資本和其他形式的公共投資所拋棄的社區，監獄為之提供了否則不可能獲得的就業、經濟穩定和長期投資機會。
監獄所承諾的經濟發展因此在城市和鄉村有色人種社區之間製造了裂痕，否則他們可能會集體動員起來，反對大規模監禁這種國家級的種族主義制度的擴大和鞏固。為了克服這個問題，反對建造監獄的運動必須與那些力圖將「公共投資重歸鄉村」置於左翼政治中心的運動結盟。
將低碳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種族正義問題聯繫起來綠色新政（GreenNew Deal）是這樣的途徑之一。到目前為止，與綠色新政相關的提案都傾向於在城市進行投資，比如節能經濟適用房等項目。但與其讓社區領袖在監獄和造紙廠之間做選擇，我們不如問福雷斯特市的居民，他們希望看到哪些替代的經濟活動形式在當地的工業園區生根發芽。
正如一位當地的商業領袖所確認的那樣，「如果我們能建立一個年收入7.5萬至12.5萬美元的高科技無汙染設施，我們就會這麼做。但是，這些設施並沒有真的要排隊前往福雷斯特城這樣的地方。」綠色新政可能是一個機會，可以為美國不斷擴散的鄉村貧民區找到改變現狀的方法。國會女議員亞歷山德裡亞·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參議員埃德·馬基（Ed Markey）提出的綠色新政決議的措辭包括將為「有色人種社區」和「人口減少的鄉村社區」「促進正義和公平」，但他們仍要做更多的工作去闡明它將會是什麼樣子。
通過對抗結構性撤資、種族不平等和大規模監禁，一個將監獄改革政治與無碳經濟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政治聯繫起來的新的聯盟能夠為鄉村地區的政治經濟指出一條激進變革的道路。它不僅可能減少經濟發展對監獄建設的過度依賴，還可能開始解決這些社區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歷史性的不平等根源。
雖然需要更詳細的提案，但通過轉向可再生能源，改善交通、電力甚至農業等行業的基礎設施，鄉村社區肯定能從呼籲在未來20年創造數百萬就業機會的綠色新政中受益。「綠色新政」還包括呼籲對建築物進行改造，以達到節能標準，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農業汙染。增加鄉村地區的集體土地所有權和管理可能有助於實現這些目標，這意味著有可能形成一個實力雄厚的聯盟，它能充分理解鄉村社區提供的優勢，並向這些社區提供一種與大規模監禁無關的公共投資形式。
此外，它可能為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種族、經濟正義運動之間的新聯盟奠定基礎，這可能會顯而易見地改變美國政治風向。這不僅對選舉聯盟來說是明智的，而且可以讓我們避免一些人警告將是「下一次的烈火」的氣候變化。（譯註：《下一次將是烈火》是黑人作家詹姆斯·鮑德溫1963年出版的散文集，該書批判了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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